什么是形而上学？

来源：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

什么是形而上学：原因、地位与意义

记者：您上学期的课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能否请您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形而上学？几十年来，在中国普通人眼中似乎“形而上学”是一个贬义词。

李老师：其实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个词，后人整理他的著作时，把他某一部分作品称为“在物理学之后”或者“高于物理学的”，用“meta”这个希腊语介词称其为Metaphysics或Metaphysica，中国翻译为“形而上”。希腊人认为政治和道德不仅仅是习俗，还有一种自然的含义，对一些问题——比如人们是否应该追求某些幸福，不同习俗的人会相互比较，找到一个所谓“自然”的尺度。这实际上使“自然”具有了一个更深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涵义。亚里士多德往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自然是否还有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他认为自然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基础，并为自然的现象奠基，比如讲“自然是运动的”，那么最后一定要找到一个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者”。其实《形而上学》这本书里讲的许多内容和物理学类似，但最后亚里士多德一定都要将其推到一个最终的本原。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对学科有一个基本的区分：理论科学（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应用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如果你只承认有物质的存在，那物理学就是第一哲学（物理学在当时就是哲学），但如果你承认有些存在没有物质或自然作为基础，那专门研究这这些存在的学科就叫第一哲学，即后来我们说的形而上学。我认为这是西方思想中一个决定性的内容，其他文明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但都不是这样理解的。

记者：那现在西方对形而上学是怎样的态度呢？18、19世纪就有人说形而上学是“没有根基的思辨”。

李老师：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分析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哲学疾病，是可以被消除掉的；而对大陆哲学来说，形而上学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但大陆哲学的主流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批判形而上学，而且这种对形而上学根本问题的检讨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西方如果要走出形而上学，其整个思想的特殊性是很难保持住的。尽管他们尝试了许多别的办法在哲学之外去找源头——比如前苏格拉底思想、东方思想等，但现在来看，这种努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走到了尽头。

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两种哲学方式：一种是实用主义的方式，用一种完全的非哲学的方式代替哲学，形而上学的瓦解实际上就是哲学的终结。另一个方式认为形而上学依然有其内在的活力，像法国有些学者认为虽然形而上学有根本的问题，但在其内部有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法。很悖谬的一个现象是，二战以来，随着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社会的一个根本的症结所在，在反对的同时对其作了很深入的研究，这反而使形而上学成了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形而上学有丰富的历史和张力。我想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形而上学本身的研究反而会加强，而且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贯穿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最优秀的哲学家都在讲形而上学，并把其看作自己哲学中最开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总之，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西方思想还是摆脱不了形而上学的。

记者：《形而上学》这本书以如此的鸿篇巨制来论述本原问题，它基本的思路是怎样的？

李老师：巴门尼德（注：Parmenides，鼎盛年约为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爱利亚学派主要代表）认为所有事物的存在（being）都有一个最深的道理——存在本身的道理。他得出一个很怪异的结论：“存在的东西存在，不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所以没有任何变化的东西，要在就一直在那”。而亚里士多德要重新解释变化，变化又一定要和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正是存在的问题使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如此复杂；如果没有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自然的理解已经足够了，而且中国人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的理解有问题。那么是不是说西方找到了一个东方没有的、理想的解决方案呢？恰恰不是，是西方找到了一个纠缠它两千年的根本问题，一定要在自然背后找到解决方案。这看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种努力本身却收获了意外的结果：奠定了现代科学与社会的思想基础。

后来，基督教加剧了整个西方思想在形而上学上的紧张：假设“形而上”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超出、高于自然的话，基督教使其有了具体的含义——上帝，上帝是可以创造、改变、取消任何自然的东西的。比如笛卡尔（注：Rene Descartes，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认为“1+1=2”其实也不是绝对必然的，是上帝让它如此，上帝完全可以不让它这样，但是我们人类理解不了的，因为我们的脑子是被上帝造成这样的；他说可以有“没有峰的谷”，我们就更不能理解了（因为峰和谷是相对的），而上帝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中国人不认同这样的观念，自然的事物无论如何也变不成如此古怪的东西。西方思想经过形而上学化，又经过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的结合，使其整个哲学体系和中国哲学非常不同。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这本书里其实做了很多挣扎，他觉得一般的讲法——在自然层面、物理层面讲，是有问题的，谁都承认物后面是有理的，但他认为物后面的理要靠另一个更高的理去支持它。如果你细读这本书的话，亚里士多德挣扎的是：物理到底是否自己能讲圆满了，是否需要再引进其他的内容。我认为这本书写了这么多，恐怕其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自然的理解一下子能够到达的。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众多西方哲学家认为物质世界需要引入一个更深层次的本原？

李老师：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哲学问题。我认为西方思想有一个根本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讲出这一问题开始，西方的哲学家都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第一哲学”，有一个逐层奠基的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这样一个寻找最终根基的努力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有些现代哲学家想摆脱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我们必须满足于我们获得的诸如自然科学的现象界的知识。但麻烦的地方在于，无论你如何摆脱，你都要虚设一个讲法，而且这个讲法最终要落实到某种东西。比如说康德即便在纯粹哲学领域不讲形而上学，但在其道德哲学中有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不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讲的，但是一旦亚里士多德讲出了形而上学，所有人就不得不回应它，即便像海德格尔反对形而上学，大家认为海德格尔讲的还是形而上学。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思想模式摆出了一个基本的科学架构，它要求所有的文明都在这个层面去回应它，包括中国哲学也要在这个层面上回应它。

中西方哲学比较：形与质

记者：中国哲学中有很多格言式的内容，比如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微言大义，很适合传播与普及。西方哲学中有没有类似的可以独立解读的片段？还是必须大量阅读以后才能对其思想有一个了解？

李老师：文化传播的问题非常大，我觉得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我上学期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导论”的课上有这样一个说法：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中很重要？希腊之前所谓的科学或者智慧（episteme）是和人的政治生活或者日常生活关系非常紧密的，而亚里士多德找了一条“致曲之路”——他的学说并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而是像今天我们理解科学一样，一定要经过逻辑、抽象，有一个推理的过程。正是这种迂回使智慧和生活的距离有了一个大的分离。西方哲学为什么在我们看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更远一些，就是因为它其实和科学一样，走了一条研究起因和本原的路径。

而中国哲学则更直接，所以有些西方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不是哲学。比如黑格尔，比如西方最早翻译中国古代四书经典的理雅各(注：James Legge，1815-1897，英国著名汉学家)，他在译本第一版的序言里曾写到孔子讲的不是哲学，但后来他承认其实孔子讲的也有很深的道理。这其实不是贬义，只是证明了中国哲学和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在方式上差别很大。其实在柏拉图或者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思想中，保留下来的也经常是片断的话，比如赫拉克利特（注：Heraclitus，鼎盛年约为公元前504-前501年，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的“性格即命运”、“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等。但相对来说，康德的哲学就不容易被局部地理解，今天如果从康德著作中只拿出一个片段来解读，就很容易产生许多误解，这要放到一个七、八百页的大哲学体系中去理解才能很恰切把握每句话的意思。所以理解西方哲学有时候的确比较困难，因为它变成了一个非常专门、专家的学问，普通民众不太可能自己找一本康德的书啃个四、五年。而中国哲学和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的关系比较紧密，比如读《论语》，你看到一两句话就觉得很有用。在西方，这个部分则被宗教占据了，你在《圣经》里读到的很多话就可以拿到日常生活中去用，比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注：以上两句分别出自《约翰福音》14：6和《马太福音》19：19）。西方哲学确实和中国的诸如孔孟的成熟思想在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您刚才提到明代曾经有人把亚里士多德思想和中国的理学进行比较，是不是理学有点类似于西方哲学？

李老师：这两者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一些。理学因为受到了佛学的冲击，需要对以前“夫子罕言”的“性与天道”有一套讲法，把《孟子》、《中庸》、《易传》里面的一些内容进一步发挥。但是我认为二者根本上还是差别很大，即使理学中比较强调“致知”的部分，对西方来说这还是道德智慧，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纯粹外物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西方人从希腊开始就觉得人的道德生活必须有自然作为基础，自然本身有其必然的道理，而自然背后的道理一定要以某种形而上学的方式去理解。我认为最后这一步是中国思想从未走到的一步，当然这不见得是中国思想的问题，这正是中国思想比较有特点的地方。但是确实差别在这里，西方是沿着形而上学或者更独立的科学这一道路发展出许多分支来，而中国就没有这一部分。只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熟悉理学思想，当时西方传教士用理学概念作参照，最终的目的是告诉中国人：你们讲的“理”其实是我们的上帝，而且上帝比“理”更完善更圆满，你应该信上帝。后来我接触哲学系一些研究伊斯兰教的老师，他们告诉我在中国一些早期的伊斯兰教学者也是这么做的，也在明代，也是借助儒家的思想去讲他们意欲的东西。

我认为中西哲学有各自的逻辑，要想做到相互理解和对话，首先要了解双方思想的特性，尊重彼此的特点。如果你把中国哲学改造成西洋哲学，完全按照西方哲学的路径来分析，就会如黑格尔所言，变成一个非常不理想的、蹩脚的哲学。当然，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做过重要的尝试，但仍然很难说成功了。

记者：亚里士多德被介绍到中国之初产生了怎样的反响？

李老师：我认为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对比清末民初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思想，比如《天演论》这样的书，虽然其在哲学上并不非常高明，但当时对整个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但真正我们今天觉得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比如希腊哲学，被引进中国时影响都很小，除了马克思哲学——进而德国哲学，有些影响。八十年代好多人都在读海德格尔的书（注：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而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过类似潮流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