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孔乙己》插图

文中的“我”对此不以为然，但鲁迅却对汉字有艰深的研究。

鲁迅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或表示称赞或表达讽刺,有时却又仅仅是开个玩笑。

鲁迅、钱玄同交好。钱玄同因为上课时好动,鲁迅调侃他“爬来爬去”,又因“玄同”和康熙帝“玄烨”同一玄字而称他“庙讳先生”。

钱玄同

鲁迅和顾颉刚交恶。顾颉刚的鼻子常年是红的，鲁迅简称他为“鼻”。

又因顾颉刚考证“禹是虫”,鲁迅做了一回有趣的文字发明:迅就是孔,恰恰孔又是隼的简笔,所以，迅是禽。即鲁迅是一种飞禽。”

顾颉刚

所以当时的很多文人轻易不敢惹鲁迅，因为鲁迅狠起来连自己都黑。

鲁迅如此喜爱文字游戏,却在1919年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出“汉文终当废去”。

到1930年代，鲁迅更加坚定地认为汉字是“阻碍传播智力的结核”,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

1936年5月，鲁迅对上海《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6年春，当时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洪业先生却对学生们说：“日本人说，世界汉学中心在日本，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北京来。”

洪业

洪业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淡薄的学者；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面对记者，一个面对学生。

同一时代的两个人为什么对汉字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就一起来寻根问底吧！

鲁迅的故乡绍兴,是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浙东名城。鲁迅的家庭是高挂着“钦点翰林”的书香世家。

从小在传统文化浸淫中长大的鲁迅,12岁进入绍兴城内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读四书五经，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

在旷日长久的读经、习字过程中，汉字、训诂、音韵等知识、文化像血液般注入鲁迅的生命中。

1908年 ,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参加章太炎特别在留学生中组织起来的“国学讲习会”成为章门弟子。

章太炎

章太炎是研究文字学的大家，鲁迅学习非常用心，笔记记得相当详尽。

鲁迅自小就有搜集石刻拓片、吉金瓦当等古物的兴趣。从日本回国后，由于对社会的迷茫﹐鲁迅把更多精力转移到这上面来。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下他因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收到的东西有金属的古钱和古镜，石类的古砖，文字和图案都非常精致。

鲁迅和周作人

翻开《鲁迅日记》，自1915年开始到1919年，购求古物﹐购买金石类书籍成了鲁迅记载最多的事项。

在漫长的搜集考证过程中﹐鲁迅接触了大量古文字，对汉字的认识步步加深。

杨守敬

他曾将收集的杨守敬《寰宇贞石图》石印本散页重新整理、校订，又以自己收集的石刻与王艇《金石粹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罗振玉《金石粹编校字记》对勘﹐订误补缺﹐整理出《金石萃编校文》。

罗振玉

鲁迅还摹写了《秦汉瓦当文字》和大量金文。

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郭沫若曾对鲁迅重订的《寰宇贞石图》给予极高的评价。

郭沫若

认为这本书将汉字的演变讲解得很详尽，是古文字学习者极好的参考书。

1927年﹐鲁迅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也曾将《中国字体变迁史》列为文学系的选修科目。

由此可见，鲁迅和汉字渊源颇深，并且对汉字的重要作用认识得非常深刻。越是认识得深刻，就越是了解其中的弊端。

1934年起，鲁迅发表了《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论新文字》等文章﹐集中讨论汉字起源等文字学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学观念。

古代典籍一般认为仓颉造字，还浪漫地想象：在仓颉造字后，天上下起了粟米，鬼在夜里哭。

仓颉造字

鲁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仓颉造字"，只是一般学者的“臆说”字并不是某个人造的﹐而是起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对鲁迅的观点也深以为然，认为仓颉造字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说。

裘锡圭

不过是相传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人们便把史官跟造字联系在一起罢了。

正如常年接触古物的鲁迅所说，甲骨文、金文中为数不少的图绘性极强的形体就是实物例证。

既然汉字的基础是象形﹐那么图画就是文字么?

鲁迅这样总结:“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月﹐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

鲁迅

也就是说﹐从图画到文字的飞跃必定要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经过漫长的过程。

经历由个别符号的创造到约定俗成的原始文字,再到统一整理的有体系的文字系统三个阶段。

这个论断简洁而清晰地描述了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至今仍被古文字研究者沿用。

鲁迅认为，汉字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简化、声化。”

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汉字不断地被线条化、笔画化，完全丧失了象形意味，变成了用笔画组成的符号。

声化是汉字结构上的主要变化，也是造字法的突破。

如果造字不借助声音，那么一事一形造下去，将永无休止，而且语言中有很多无形可像，无意可会的词。

鲁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脱离关系,走上记音的路子 ,这路子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从汉字本身分析,很多汉字难写,难认,难读,至今也并不简单。

例如‘鷪’或‘盥’这两个字,如果叫孩子写，不练习个一年半载﹐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鲁迅总结了不利于汉字普及的原因︰“被特权者垄断。”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收揽。

特权者因其识字觉得特别有尊严﹐所以又竭力地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

在鲁迅看来，汉字的繁难﹐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首先，它导致了从古至今言文不一的现象。书面语和口语不一致。

其次，它阻碍文学的发展﹐影响不识字的作家“刚健﹐清新”的作品的传布。

最重要的是影响文字的普及。

鲁迅

如果一种文字不为大众所识，那等于并没有文字。

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

鲁迅对于难到可怕的汉字本身并没有十分怒恨。

然而当汉字被特权者所独揽，人为地把汉字与大众隔绝开来﹐而国民大多是文盲，就不能不让人愤怒﹐继而想要改革了。

改革汉字﹐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改革汉字﹐在中国由来已久，鲁迅也说:“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甲午战争惨败后﹐传统知识分子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纷纷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反思传统。

在清末改良派知识分子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是由于文化与知识的普及。

而这种普及又是因于拼音文字的容易﹐因此把中国落后的根本归因于文字的繁难。这在当时是一种代表性的见解。

文字的难易，是人民智愚的根本﹐是国家强弱的关键。

因此在中国民族危难之时，启蒙民智与救亡图存的政治现实，迫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用切音字对汉字进行改良﹐启迪民智﹐振兴民族。

对于汉字改革﹐鲁迅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早年对汉字的研究与翻译日语、德语的实践使他看到汉字可以也必须改革。

但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毕竟效用有限,并不能解决汉字存在的问题:

就像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走动﹐绝对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汉字应该怎么改，改到哪里去，此时的鲁迅除了关注之外自己也没更好的方法。

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

《新青年》封面

陈独秀《答钱玄同》指出:”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陈独秀

1923年1月,《国语月刊》第七期专门出版“汉字改革”号，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傅斯年等人发表了文章。

胡适

他们纷纷认为汉字野蛮落后﹐是普及教育的障碍﹐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

学者们态度激进，使文字改革思潮一时达到顶峰。

赵元任

其结果便是罗马字的出现。对于此时的改革呼声﹐鲁迅只是关注，却并没有急于参与其中。

他觉得罗马字依然规则繁难不好用，并不是合适的道路。简而不陋的文字，才是鲁迅所期待的。

这种期待要到20世纪30年代拉丁化运动时才真正落实。

拉丁化文字改革运动由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发起，他们制定《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瞿秋白

经过反复比较，鲁迅认为拉丁化新文字即是“简而不陋”的文字。”

他认为拉丁化新文字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

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写得快。

一旦明确了汉字改革的方向，鲁迅马上投入到研究与推广工作中。

茅盾

1935年12月，他和蔡元培、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对新文字大力推行。

蔡元培

他们认为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在推进新文字的过程中﹐鲁迅对汉字的拉丁化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比如方言问题，又比如进度问题﹐鲁迅主张循序渐进﹐不能过激﹐不能一蹴而就，充分认识到汉字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经过清末社会改良派的切音字运动，到五四时期激进地废汉字代以拼音文字﹐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

归纳起来，五四时期废除汉字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想通过废除汉字﹐推行汉字拼音化，与世界接轨﹐输入西方现代文明。

其二是想通过废除汉字﹐切断传统文化的传播路径﹐改造旧的国民性﹐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以便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这两个目的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归结为一点便是改造国民性﹐塑造“新人"。

鲁迅认为：“民族根性造成以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陈独秀则主张中国“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五四"那批知识分子看来，汉字与传统文化关系密切，认为汉字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承载不起塑造“新人”的重任。

因此，只有拉丁化的书写，“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

才能培养出与儒家伦理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相决绝而具有理性价值的近代道德人格，与新时代、新思想、新学理相一致的新青年。

最终实现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

“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只有培养新人，建立“人国”，中国才有未来，民族才有希望。

这种立场与五四时期废除汉字的思潮相互契合﹐交相辉映。

走拉丁化的道路，塑造“新人"，这应该是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共同文化诉求。

虽然这种诉求基于断崖式的决裂来解决问题﹐忽略了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我们依然能意识到“五四”那代人的思想价值。

五四运动浮雕

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汉字在普及与应对新的思想与文化时的无力，并积极寻找一种新的表达途径与载体﹐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不能回避的使命。

我们现在对汉字的推广及普及方式，其实是沿着这个逻辑发展过来的。这期间也有修正、有颠覆，但推动了对汉字的认识是无疑的。

而鲁迅所说的“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不过是那一时期的仁人志士为了救当时腐朽落后的中国所作的一种尝试。

这一时期的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为了救中国而奔走，我们对此深表敬意。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根本症结。

近代中国的落后，并不是文字文化的落后，而是人的落后，制度的落后。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盛衰决定了它文字的影响力。

比如我国的盛唐时期，各国纷纷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科技文化，东亚各国也由此形成儒家文化圈。

而在近代中国，日本对我国台湾和东三省的侵略也是从语言文字开始。

胡秋原曾说，日本侵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中国民族主义理解不足，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基础是汉字。

胡秋原

西方心理学家曾经对中国儿童做个智力测试，发现中国儿童在算术、词汇、图像概念三个方面有很高的天赋，而这种天赋则来自于汉字。

以汉字汉语为标志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

如果没有汉字，那么我们幅员再辽阔、人口再多，都会因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而丧失生命力。

历史的风云过去了将近百年，我们现在还在用着汉字，反而更加国富民强。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推不倒、撼不动、打不烂的永存心中的万里长城。世界不毁，汉字不灭！

鲁迅

这盛世，如革命先烈们所愿。鲁迅如果能看到现在，当能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