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感

入秋以来，工作忙碌，家务繁多，断断续续抽时间读完了《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严歌苓的《芳华》。接着买来各方好评的《瓦尔登湖》，读了几个章节便觉翻译生涩难以为继。此时，见友人在朋友圈里推荐《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于是兴起，决定寻此书一睹为快。 恰好这学期开学时让学生做课前分享，有来自江西修水县的学生介绍他的母校——以陈散原先生名字命名的修水县散原中学，陈散原乃陈寅恪先生之父，晚清维新重臣湖北总督陈宝箴之子，陈家四代人竟然出了陈宝箴、陈散原、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五位近、现代杰出人物，让人叹为观止。 初闻陈寅恪这一名字，是读硕士时学习《中国刑法史》一课，记得中年发福而微微谢顶的老师在课堂上总提起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他读陈寅“确”，而我课后查字典发现应该读陈寅“克”。后来问老师，才知陈寅恪先生说江西方言，自称陈寅“确”，其家人旧故门生或史界学人均跟随陈先生读“确”，算是约定俗成吧。 通读此书，感觉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重考据，历史资料详实。缺憾是后半部分文字拖沓，情绪化文字较多，少了一些客观而深刻的思考。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百年难觅的大家，集史学、古典文学、语言学、诗歌之大成于一身。早年游历欧美，归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同时被清华大学历史系、文学系与哲学系三系聘为教授。他通晓英文、德文、希伯来文、藏文、蒙文、藏文、突厥文、满文、朝鲜文、印度文、梵文等十几种语言文字，一生著述颇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视其为“国宝”，1949年国民政府逃离大陆时，傅斯年屡派专机到广州，希望陈寅恪先生能携家眷到台湾，均为陈先生所拒。 在生命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双目失明、后又因摔断髋骨卧床多年，在助手的协助下先生仍然著述不断，一心为学的精神不由让人心生敬意。但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陈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看上去“不合时宜”的执拗。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欲聘任陈寅恪为所长。陈寅恪先生开出当时让各路知识分子跌破眼镜的两个条件，要求毛公、刘公书面承诺才能北上履职。他在复信中指出：“研究学术，最主要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必须摆脱’俗谛之桎梏’，否则则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对错，这是可以商量的，但是连思想都不自由，如何探求真理?”。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两场运动，此时期大部分学人都失掉了独立的判断力而趋时附势。陈寅恪留八字予以评价“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撰文曰：“忆昔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 应该说，文革之前，在陶铸等有识之士的保护下，陈寅恪先生虽思想压抑，生活还算在常轨中。1966年5月文革爆发，陶铸旋即自身难保，陈寅恪在离世前三年间受尽人身侮辱，晚景凄惨之状难以想象…… 记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开头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曾说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大事件或重要人物，都可能出现两次。但黑格尔忘了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一出悲剧；而当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往往会是一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