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规律 复旦“文科基地班”那些神奇的老师们……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馒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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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班级，叫“文科基地班”。

这个班当年是从上海的各市重点中学中展开报名，收取一批愿意参加考试的学生，提前进行复旦自己出卷的统一笔试和面试。经过两轮筛选，最后招了34个人组成一个班级，在当年的5月份就开始进入校学习——没错，提前保送，没有参加高考。

这个“文科基地班”和一般大学的文科专业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中文、历史和哲学这三门学科的各个课程都是必修课，不仅如此，还要必修高等数学和物理，这就是当初复旦设立这个班级的目的：所谓“通才”教育（最早这个班招生时承诺7年可以拿到博士文凭，后来退了一步，从大三可以开始直升硕士，当然，也可以选择放弃）。

因为当时学校对这个“基地班”非常重视，所以不仅仅是全部小班授课 ，而且配备的师资都是复旦文史哲最好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博导），这也让我们有了一个特别的“福利”：

在四年时间里领略复旦文科几乎所有名师的风采。

 2 

先说说我们这个班的导师和辅导员吧。

我们的导师是复旦中文系的傅杰（我们这一届正好轮到中文系托管），他是姜亮夫先生的硕士（中国古典文献学），王元化先生的博士（中国文学批评史），来带我们这个班的时候才37岁，刚刚读完复旦的博士后。

傅老师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用上海话说，就是“冷面滑稽”。

他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是在教室里，双手撑着讲台，一脸严肃：

“大家好，我叫傅杰，永远成为不了师傅的傅，永远成为不了杰出人物的杰。”

傅老师平时的脾气还是比较随和的，但对待我们的功课却是非常严格，比如他开的《论语精读》课，我们的《论语》不仅要读，还要背，还要默写。而有些他布置的书单，他不会要求默写，但要求大家看完交流，“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大家不妨交流下读完书的看法。”

他的“冷面滑稽”有时候还颇有点无厘头的幽默。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春游，去的上海共青森林公园，租了几条船，在湖上泛舟。我们的一条船眼看就要和另一条女生的船相撞（我们班34个同学只有5个男生），大家惊呼一片的时候，前面还谈笑风生的傅老师猛然抓紧船舷，双目凝视正前方，一脸严肃，然后口中忽然字正腔圆地吐出四个大义凛然的字：

“撞沉吉野！”

傅老师的第一部著作是《聆嘉声而响和》，当时我才大三，还是他的学生。他送了我一本，扉页上写的居然是：“赠张玮兄，请多指正。”当时翻开，书直接掉在地上。

记得毕业后第一年春节我给他发拜年短信，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离开校园要开始工作啦等等，他回了三个字：“悠着点。”

我们的辅导员是吴兆路老师，他是王运熙先生的博士（中国文学批评史），他带我们的时候，也刚从北大读完博士后没多久。所以我们的导师和辅导员，一个是复旦博士后，一个是北大博士后，算是当时很强的配置了。

吴老师是山东梁山人，人特别爽快，且直来直去，让人印象深刻。

记得那一年军训，一个同学对他的批评不服气，吴老师一拍大腿：

“我是党员，我以党性担保，我绝对没有批评错你！”

吴老师喜欢古诗，有一年我们商量春游去哪里，大家叽叽喳喳，吴老师忽然插嘴：“哎呀，那些杭州啊苏州啊都没什么意思的，要不我们搞个赛诗会吧？”大家哈哈大笑，赞叹吴老师玩得一手好梗，然后发现吴老师一脸认真严肃，原来他是认真的。

吴老师爱喝酒，爱吃山东菜，毕业后师生聚会，总是要抢着做东，吃山东馆子，还不让人家买单。

每年过年，都会收到吴老师发来的短信：“吴兆路在山东水泊梁山举杯祝福……”

每年看到这条短信，就想把酒碗一砸，跟着他去替天行道。

 3 

老师的一言一行会对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觉得我们的物理老师倪光炯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面说过我们班还要学物理，而配给我们的物理老师，居然是复旦大学物理系首席教授倪光炯。倪老师是量子物理、场论和高能物理方面的权威，他的课，物理系的本科生都很难上得到。

记得倪老师上课带的讲义和书，是用一个菜篮子装的，上面盖块手帕，每次就这样提着过来。

倪老师上课，虽然有时只是想向我们解释一个浅显的物理道理，但开一个头就会自己忍不住，洋洋洒洒讲开去，有时候会把教室的整整四面大黑板全部写满（可以上下滑动的那种）。我们一班文科生看着满黑板的物理公式眼冒金星，但倪老师却浑然不觉。

下课铃一响，我们“轰”的一声作鸟兽散，但我不止一次看到，倪老师自己一个人留在教室，看着刚才自己写的物理公式还在反复验算，有时候还会拿黑板擦掉重写。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多同学还是颇有愧疚，因为觉得倪老师来上我们这批文科生的课，真的有点暴殄天物。而且因为上我们课的老师从不点名，所以还是难免有不少学生会逃他的物理课。

记得有一次，逃课逃得太狠，下午第一节物理课，坐在教室里的只有九个学生。倪老师走进教室，目光扫了一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拿了一支粉笔，转身开始在黑板上写一句话：

“我以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

—— 居里夫人

写完后，擦掉，转身面对九个学生，打开讲义，轻轻说了句：“我们开始上课吧！”

第一节课下课铃一打，那九个同学疯一般地冲到各个电话亭，开始给自己寝室的传达间打电话（那时手机还不普及），呼叫在寝室的同学赶紧来上课。

第二节物理课上课铃响的时候，我们班的学生基本已经全部到齐。

倪老师还是没有多说一句话：“好，我们继续往下讲。”

后来的物理课，基本上就没人逃过课。

 4 

和严谨的理科老师不同，很多中文系的老师展现的，是“魏晋风度”。

哲学系的王德峰老师，一直给大一新生开《哲学导论》课，100多人的大课堂堂爆满，位子都不够坐要提前占座。但他的不修边幅估计也是达到一定高度了。记得有一次上课，讲到动情处，他离开讲台，侃侃而谈，然后第一排的男生不断小声提醒：“王老师，校门，校门……”

王老师终于听到声音，低头一看，随即朝着我们羞涩一笑，背过身拉了一下，然后用力提了下长裤——结果里面穿的蓝色线裤裤脚就这样露了出来（至于什么叫“线裤”，有一定年龄的读者应该知道）。

但王老师的课就是能堂堂爆满，为什么？随便拿一句他讲课说的话出来：

“有一个人被死神领进了一个屋子，那里面满是蜡烛，长长短短，代表生命不同的长度。忽然一阵风吹过，烛光摇曳，有的烛火就熄灭了。同学们，你们知道那是什么风吗？那是时间之风啊！”

记得当时听了有种鸡皮疙瘩起来的感觉（不是因为恐怖）。

中文系的骆玉明老师，主讲《中国文学史》（教材就是他和章培恒先生合著的），天马行空但又收放自如，往往听得人如痴如醉。骆老师讲课的姿势，很多时候是一个手斜撑在讲台上托着下巴，身子也是歪的，每句话前必然有一个绵长的“哦……”然后我总是担心他的口水可能会掉到讲台上——因为他每讲两句，就要“咝咝”地吸一下口水，仿佛主讲的课是《中国八大菜系鉴赏》。

骆老师还有个爱好，是下围棋。我们寝室里有一个男生自学了围棋，骆老师就盯上了他。有一天课间，他找到了这个男生，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今天放学我到你们寝室找你下棋吧？”还没等那位男生反应过来，他又幽幽加了一句：“反正我估计你也没女朋友。”

我的那位同学咽下一口几欲喷涌而出的鲜血，放学就陪骆老师在寝室里下棋。两人坐在我们寝室一张下铺的床上，一人一把折扇，羽扇纶巾，玉指轻弹，时而摇头晃脑，时而长吁短叹，宛如两位世外高人对决，确实颇有“魏晋风度”。

一盘下完，我跑过去问我同学战况。我同学回答：“我赢了，中盘屠龙。”

我问：“你是什么水平？”

他回答：“刚学，业余二级。”

中文系的许道明老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有一回他的课是下午1点半上课，到了1点35还没见着人。直到1点40，他有些摇摇晃晃走进了教室。进了教室也不说话，撑着讲台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他，大眼对小眼。

然后他就转身找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君当恕醉。”

然后，满面红光的他说：“实在对不起大家，今天中午来了两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实在没忍住，喝了几杯，向大家道歉。但我保证，我课反而能上得更好！现在开始上课！”

许老师没有食言，不过他的课其实喝酒和没喝酒几乎都差不多：永远慷慨激昂，妙语如珠，点评到位。

许老师是我本科时代的毕业导师（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记得写的是金庸），但在2005年因疾病仙逝。当时很多已经毕业的学生都自发去追悼会送他，哭声一片。我也写过一幅挽联：“君当恕醉，众人皆醒愿我独醉。侬本多情，尘事俱忘念师恩情。”

中文系的陈尚君老师，上起课来引经据典，格楞都不打一下，各种典故手到拈来。但有一个习惯：老是喜欢眨眼睛。一开始上他课，觉得陈老师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啊？后来发现，他对每个人都“挤眉弄眼”。一问才知道，他看书看得太多，眼睛有点小毛病（我曾有幸去他家拜访过一次，和很多中文系老师一样，都是家里有梯子的人——因为书房和客厅四面墙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拿书方便）。

当然，有些老师的“魏晋风度”，是隐藏得很深的，比如当年上我们比较文学课、现在已经是微博大V的严锋老师。

关于他的故事，其实我已经提过两次了，就如他在我第一本《历史的温度》的序言中所写：

“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低调务实的张玮同学的主动性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他竟然在做完了卷子之后，又在背面用了整整两页来谈他对一个叫《合金装备》的游戏的叙事手法与对文学性的开拓的认识。

在今天，年轻一代都玩过这个游戏，但是2001年，《合金装备》刚刚问世，那还是全社会视游戏为毒品，为旁门左道，为洪水猛兽的年代，一名人品端正、老实低调的好学生，竟然在至关重要的期末考试上忍不住倾诉自己对一个全新的文化现象的赞叹。

没啥好说的，我果断给了一个A。

说真的，16年过去，我已经忘光了当年出的考题，但张玮的那段文字还在我的眼前。

什么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就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哦对了，这位深藏不露的严锋老师，其实还是手段高强的。我们班大四的时候，因为吴兆路老师去国外交流访问，新来了一位美女辅导员叫孙洁，孙老师温柔娴静，才貌双全，引起当时无数文科男生赞叹。

毕业后不久，别人告诉我，孙老师成了严老师的妻子。

 5 

我们在大学时还上过一门课，叫做《社科文献学》。

这门课上的是什么呢？就拿我们期末考试考卷上的一道题来说吧：“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什么时候爆炸的？”你以为是让你背爆炸的时间？图样图森破！那道题还有后面一半——请写出15本可以查到这个爆炸时间的书名。

没错，这门课就是让你背书名，让你在写论文做学问的时候，知道去图书馆找什么材料，查什么书。我记得这门课上得我们全班鬼哭狼嚎，每周的作业都是背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书名，期末考更是背了300多个书名——一个字都不能错，错了分数就全扣。

教我们这门课的老师，是傅德华老师。他当时颇为得意地对我们说，他的这门课，校长曾和他说以后不光文科生要开，理科生也要开，要成为大一新生的必修课。

结果没多久，互联网的搜索引擎就普及了……

当时甚至之后有好几年，我都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再背那些书名还有用吗？网上搜索个关键词不就全都有了吗？

但是再过几年，尤其是现在写了“馒头说”和《历史的温度》之后，开始深深体会到这门课的有用之处：从现在来看，当初的背书名确实用处不大了，但背后那种检索的逻辑和方法，道理和规律，却不知不觉地印到了心里，现在即便是使用了互联网，却也能比一般人更高效且快速地查到有用的资料——这不就是对我现在最大的帮助吗？

 6 

其实有时候想想，读大学，尤其是学文科，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说穿了，不就是看个书吗？在家不能看吗？自己不能看吗？为什么要交了学费去大学看？我以前也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答案是，两者当然还是有区别的（不是说自学肯定不能成材，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而其中最大的区别，还是人——那些教你的老师。

那些老师，尤其是优秀的老师，会帮你筛选看书的种类，教导你检索的方法，归纳你读书的感悟，端正你治学的态度，甚至还会在潜移默化中传授你做人的道理，这些，是我这大学四年里最大的收获。

非常可惜的是，文科基地班办了几年之后就停办了，背后有很多原因。但越是这样，我就越是珍惜那“绝版”的四年。这四年中的很多收获，对我目前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或许有一些我未必能察觉，但我知道真实存在。

而在我那么多的收获里，最幸运的就是有幸成为了这些名师的学生，他们就像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引路人，指明我前行的方向。

记得王德峰老师在上课时说，当年他同学给他写的毕业临别留言是：

“愿你把理想主义的火炬，高举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然，或许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达到这个境界，但我觉得这批复旦的老师，确实在身体力行，把一些东西薪火相传，传到一代又一代复旦学子的手上。

“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句复旦的民间校训之所以能够一代代口碑相传，经久不息，可能也和这批老师有重要的关系。

谢谢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