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港独的历史没有台独那么悠久,但形成港独分子的历史因素在香港社会已经存在很久。

港人骨子里的优越感与失落感。这种优越感主要来自于香港长期以来对大陆的经济优势,比如1994年香港GDP就占大陆GDP的23.98%,香港人均GDP更是大陆的46.63倍!这种巨大的差距使部分港人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完全以上等人自居。

而如今大陆经济已经崛起,以2015年为例,香港GDP只占大陆GDP的2.76%,人均GDP差距也缩小到了5.18倍。很多到香港旅游的大陆土豪其出手之阔绰让普通香港人目瞪口呆。所以部分香港人内心十分复杂,一方面仍有很强的优越感,另一方面更有一种因优越感逐渐消失带来的失落感与焦虑感(穷亲戚有钱了)。

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奴化教育。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156年,英国人在香港作威作福的同时,成功的实施了奴化教育。对于部分港人来说,欧美国家是文明世界,代表着国际主流;而中国大陆是第三世界,代表着贫穷落后。因此,部分港人对待欧美国家和中国大陆完全是两种心态。

典型的案例就是2012年当内地女童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的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实际上几乎就在同时,有人看到欧美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吃喝喝,同车的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同样的,在香港的Party上很多年轻人永远是围着老外转悠,甚至没有老外参与的Party被认为是一群Loser(失败者)在自High(自我陶醉、自我欣赏)。

面对欧美人士,很多港人已经习惯了说“Yes,Sir”!

面对大陆同胞,他们依旧趾高气昂!

价值观的差异。受英国殖民的影响,香港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与大陆相去甚远。再加上自1949年以来,每当中国大陆动荡之时,有很多人(比如黎智英)逃亡到香港,其中不少人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时不刻对大陆进行各种攻击谩骂、造谣诋毁,造成回归前不少港人对共产党有着不信任情绪,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怀疑中央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

而在香港回归后,部分港人拒不接受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和一国两制政策。尤其是香港政坛的反对派[1]和激进的本土派[2],他们有着强烈的西方情结,作为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的代言人是典型的黄皮白心!

欧美势力在香港呼风唤雨。1997年7月1日,查尔斯王子在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曾说到:“我们有信心,我们对香港的承担、我们与香港的密切关系,都会继续下去。”而英国政府说到做到,与美国沆瀣一气,持续对香港问题指手画脚:2013年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在香港发文称英国“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来实现香港“普选”。2014年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奥塔威接受采访时说:“我和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审查英国是否履行了对香港的义务,同时审查中国是否也完成了他们的义务。”而末代总督彭定康现在更是时不时的蹦跶出来说三道四。在2014年他声称“英国对确保中国尊重其承诺方面,有持续的道德和政治义务”。

而美国的反华势力不但在香港不遗余力的扶植黎智英这位港独分子的幕后大金主,更是直接与港独分子狼狈为奸,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3](NED)曾在其官网对于在2003年阻挠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感到自豪,正是他们资助了香港50万人大游行的组织者。更不用说弹丸之地的香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人数却高达千人。

而在非法“占中”期间,西方反华势力不停的为港独分子摇旗呐喊,妄图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颜色革命[4](Color Revolution)。

其实早在当初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香港之时(1984年),就开始了不断的挑起事端,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加中国政府未来管治香港的难度,并积极扶植代理人(买办精英),以便日后能够有机会再次介入。这种下作手段对日薄西山不得不从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撤退的大英帝国来说驾轻就熟[5]。

                                         

    

1997年香港回归日,末代总督彭定康(右二)在安慰泪流满面的女儿,右一为查尔斯王子。

英国王储查尔斯与达赖喇嘛相谈甚欢[6]

反分裂法律的缺失。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然而香港回归二十一年了,特区政府始终未能启动《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香港也成为世界上唯一未就国家安全立法的地区。早在2003年,中央曾表明立场,“提醒”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但并没有给出具体完成立法的时限,而反对派随即以立法阻碍香港言论自由为名,煽风点火,引发了香港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23条立法”。后来的特区政府投鼠忌器,均未能启动立法。现在港独分子气焰嚣张的与西方反华势力在香港搞风搞雨,香港政府却束手无策,任凭其兴风作浪而毫无顾忌!

与此对应的是澳门在2009年高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此法是对《澳门基本法》第23条的具体立法,奠定了澳门社会的稳定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澳门的全面发展。

1999年澳门回归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题词“开创澳门新纪元”

香港的司法体制问题。西方人士在香港司法界的实力非常强大,大量的法官都是外籍或者双重国籍。因此表面上说是“港人治港”,其实恐怕是“洋人治港”,这也是查尔斯王子的底气之一。

英籍香港法官杜大卫

举例说明,2017年4月17日,香港区域法院法官杜大卫宣布对2014年10月香港警方在驱散“占中”分子时涉嫌殴打公民党成员曾健超一案的判决,7名警员被告全部被判两年,不可缓刑;而以向警察泼洒尿液方式袭警并拒捕的曾健超却被法官以“良善的愿望”为由只被判监5周,并被保释。如此罔顾法律、厚此薄彼的审判结果让港独分子欣喜若狂,爱国人士怒不可言!而这个杜大卫其实就是英籍法官!香港回归已经20年了,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权力之一的司法权,却不能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7]难怪有人会把香港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香港司法界外籍人士的比重有多大呢?举个例子:2016年2月4日,香港特首梁振英签署委任状,任命17人为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其中常任大法官3人,非常任法官14人。17人中仅有2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双重国籍或他国国籍。

爱国教育(国民教育)的缺失。当今世界,重视国民教育早已成为国际惯例。据调查,从1870年到1970年的百年间,在宪法中明确国家有义务提供国民教育的国家从43个增加到139个。而在香港回归后,在反对派的极力抵制下,爱国教育长期缺位[8],这是香港年轻一代出现了大量港独分子的重要原因。而特区政府在2010年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原定于2012年起推行,但却引爆争议,香港反对派指责国民教育内容“报喜不报忧”,无法让学生认识真正的国情,甚至变成“政治洗脑”,导致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和改变。而在西方很平常的爱国教育,在香港却被称为洗脑教育,当时数万香港市民到政府大楼游行抗议,香港的教育委员会[9]也要求政府尊重教育的自由。反对派通过静坐、绝食、集会游行,最终迫使政府放弃初衷。香港的年轻人不接受爱国教育,却长期接受西方反华势力的洗脑[10],这种环境下没有港独那才是咄咄怪事!

妖魔化的中国。前面已经分析过西方势力长期从事反华宣传,中国大陆所有的缺陷都被放大化,所有的问题都被政治化。甚至很多港独分子对中国崩溃论[11]坚信不疑。2017年7月,部分“港独”分子[12]窜访日本,与“台独”、“藏独”势力聚集召开“国际研讨会”。非法“占中”活动发起人戴耀廷在会上宣称“中国极有可能在短期内崩溃,而香港在中国崩溃后可以独立”。

另外从香港的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出部分港人对大陆的印象,比如《表姐,你好嘢》系列、《省港旗兵》系列、《阿灿正传》、《金鸡》、《旺角黑夜》、《榴莲飘飘》、《一个字头的诞生》、《新最佳拍档》、《赌神2》等[13],在很多香港人眼里,大陆人到了香港,男的就是悍匪,女的就是妓女。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形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这样的娱乐宣传[14]加深了陆港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将部分港人对大陆的嘲讽与自我优越感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2017年11月,苹果日报更是刊登了一篇奇文,煞有介事的把支付宝狠狠地批判了一番,称支付宝是“伪先进”,信用卡才是最先进的消费途径。作者宣称“支付宝却必须预先充值,有钱才能用,没有钱的话就无法使用。说得坦白一些,有信用的人,根本不需要用什么支付宝。你为什么用支付宝?因为你没有信用,银行不信任你,不肯提供信贷额给你。所以你只能把钱先放进支付宝,然后使用你预先放进去的钱。”其实作者完全把支付宝简单理解为余额,根本不知道支付宝可以使用各种信用卡,而且还有蚂蚁花呗。正是长期的妖魔化宣传造成了作者的无知与傲慢,其井底观天的论调引起了网友的一片群嘲。当作者最后“忿忿不平”的称,“我们明明是有信用的上等人,使用着文明国家之间通用无阻的信用卡,怎么会有人认为支付宝先进?也太反智了。”有网友表示,“不得不承认,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一国两智’的现象是存在的。”

香港的经济问题。长期以来,香港人对高度的自由经济引以为豪。当年港英政府提倡的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15]确实曾给香港的发展带来了助力,但同样的经济政策却导致了香港现在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16],香港本地的劳工阶层生活并不理想。

据彭博社2016年报道,按照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GDP估值进行计算发现,香港十大富豪的总家产相当于香港GDP的35%,远超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香港经济的增速不断放缓,贫富差距也愈拉愈大。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形象在港人心中的变化,最能反映出这一历史变迁:曾几何时,李嘉诚是万人敬仰的大众偶像,而现在李嘉诚已经成为港人“唾骂”的对象,什么“奸商”、“黑心资本家”、“地产霸权”的骂声不绝于耳,香港也被称之为“李家城”。

2016年反映香港贫富差距的实际基尼系数高达0.539,逐渐逼近联合国0.6的警戒线,创45年来新高[17]。难以想象,在这个极为发达的国际大都市里,还有10万人只能住在用铁丝网扎成的“笼屋”。而在TVB肥皂剧里经常吹嘘的“千呎豪宅”其实只有93平米。

典型的笼屋居民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18] 摄影Andy Yeung

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北上,香港的金融、地产、服务业快速发展,使社会底层受到畸高房价的压迫。2017年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发布报告称,按照房价收入比排名研究,香港在全球房价“相对最贵”的大城市排名第一。

2016年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Oxford Economics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早已丧失奋斗精神的香港年轻一代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对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极为不满,把一些社会矛盾或个人挫折,统统归咎到“一国两制”上面。

自由行带来的摩擦。2003年非典时期,香港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央为支持香港,应特区政府要求决定开启自由行政策,向香港输送大量游客以扶植旅游业,首批试点4个城市。此后几年,“自由行”逐步扩大到内地49个城市。2009年,为帮助香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内地又开放“一签多行”政策[19]。根据香港出入境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访港的游客接近6000万,其中内地访客的数量自2003至2013年平均每年增长23.6%。其中,“一签多行”的游客由2009年的150万人次增长到约1200万人次,占据全部内地访港游客的一半左右。

然而大量游客带来的高利润使得大量的金铺、药房取代昔日的茶餐厅、平价老店入驻繁华街道,香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那些赚取差价的“水货客”(其实大部分为香港本地居民)也开始变得日渐猖獗,香港部分物价开始上涨,有的物品出现供应不足,旅游设施也开始出现过载。并且部分大陆游客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陆港矛盾。而港人平日以繁体字和粤语为荣[20],大量的大陆游客使简体字及普通话在香港大行其道,使部分港人心生不满。自由行政策给香港带来了经济大蛋糕,但不少民众也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导致部分性格偏激的香港“上等人”怨气丛生!更何况他们难以接受“上等人”去服务穷亲戚。

双非儿童问题。这里不得不提到2001年的庄丰源案[21],此案正式确立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从此,越来越多的内地孕妇赴香港产子,在香港引起极大争议。其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因为香港人多地少,资源有限,没有太高的承受能力,对香港未来的管理较为不利。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香港反对派叫嚣着迁徙自由、香港是民主社会与内地不同等口号,认为这是中央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最后香港高等法院顺应民意作出胜诉裁定。而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22],香港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最终不得不于2013年起停收“双非”孕妇。实际上这完全是少数港人挑拨离间所致,但是港独分子却大骂内地人是“蝗虫”,刻意加深陆港冲突。

认知与心态问题。有的港人将香港的成功仅仅归功于香港自由的经济政策与港人的勤劳苦干,完全没有认识到香港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背靠大陆,抓住了当时中西方经济交流的良机,让香港获得了内地同西方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同时也充当了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桥梁。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并通过随之建立起来的金融中心,最终成为亚洲四小龙和国际大都市。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没有大陆的全力支持,香港难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在香港政府有需要的时候,中央政府都会挺身而出、支持香港,香港应该对中央政府怀有感恩之心。但是,很多港人对于祖国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自以为是!以至于香港社会形成了“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局面。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香港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很多香港人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继而进一步要求所谓的香港特首“真普选”。

西方民主政治的失败。港英政府时期,万里之外英国政府直接任命的港督大权独揽,是名副其实的强势港督。而香港回归后才真正实行[23]的西方民主制度,使中立无党派的特区首长在面对强大的反对派势力与垄断资本时面临着诸多掣肘,变成了弱势特首,根本无力应对香港异常复杂的局面。

话语权的缺失。香港每天的报刊发行量高达几百万份,而爱国爱港的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及《香港商报》的市场占有率寥寥无几。港人最爱看的报纸及发行量最大的是立场不明的《东方日报》及作为港独门户的《苹果日报》,在香港凡是亲中的媒体都受到无形的排斥,至关重要的舆论话语权基本被反对派控制了,整日以抹黑攻击大陆为荣。而在新媒体之战中,擅于炒作的《苹果日报》脱颖而出,成功获得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而在政治方面,反对派们也大多擅长利用新媒体进行自我包装以及借网络人气拉拢选票。

应该看到大陆的洋奴和港独分子、台独分子属于一丘之貉,港独分子与台独分子其实是洋奴思想在港台本地化的杂交品种。

而且三者有着五个共同点:第一,都是奴化思想的产物;第二,都是西方殖民势力、反华势力发展的结果;第三,都与经济、社会问题有关;第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扭曲;第五,都是帝国主义留在中华大地上尚未消除的丑陋疤痕与耻辱印记!而他们的所作所为终将受到历史的无情审判!哪怕后世子孙也必定以此为耻!

[1]  香港政坛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是亲建制派,指拥护或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现有建制及中央政府的政党和人士。一派为反对派或泛民主派,这是因为香港媒体别有用心的把反特区政府或反中央的政党、团体或个人称为“泛民主派”。

[2]  香港新近崛起的本土派主张香港应脱离中国共产党控制、香港人优先等。虽然政治立场反共,但与泛民主派的分歧却普遍甚大,本土派认为泛民过于温和、过份强调“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本土派的最终目标就是香港独立。

[3]  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经费来自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务院进行的年度拨款,是中国“民运”组织、“藏独”和“疆独”势力的重要资金来源,是中国分裂势力的幕后黑手。

[4]  指21世纪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以颜色命名,以所谓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运动。“颜色革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输出西方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全球性战略工具。

[5]  英国的“印巴分治”方案(蒙巴顿方案)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严重冲突,至少导致50万人死亡,1200万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而两国的冲突对立也延续至今,仍未平息。而在1943年,英属印度的孟加拉邦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被饿死。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被征收送到英国。当被问及饥荒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答道:印度人是动物般的民族。饥荒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繁殖起来像兔子。

[6]  直至2008年英国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7]  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要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治港者包括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而香港大律师公会则发表声明,主张法官和司法人员不属于“治港者”。

[8]  除此之外,香港从2000年起取消了回归前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的地位,从2007年起完全取消了中文科范文教学。这些使年轻一代与中华民族几乎断绝了历史文化传承,而那些爱国市民则日渐衰老。

[9]  香港反对派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香港法律、教育、文化、舆论等至关重要的领域。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

[10]  象歌手张敬轩和闾丘露薇其实都来自内地,但到港之后却变成了充满优越感的香港“上等人”。

[11]  “港独”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所谓的“支爆”(即支那爆炸),指中国会崩溃。

[12]  包括非法“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被剥夺立法会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成员游蕙祯、梁颂恒,“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香港新妇女协进会”创办人何芝君。

[13]  随着时代变迁,港人对大陆的嘲讽也与时俱进,典型之作就是彭浩翔、杜汶泽创作的《低俗喜剧》。

[14]  这其中也有台湾的功劳,因为当时台湾是香港电影最重要的外埠市场,因此抹黑大陆自然是台湾当局喜闻乐见的。当年梁家辉就因为在大陆拍过《垂帘听政》而被封杀,不得不上街摆摊度日,即便他因此片荣获香港金像奖影帝。而香港著名艺人汪明荃也因爱港爱国积极参与香港回归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而被台湾封杀近十年的时间。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大侠霍元甲》中饰演陈真的梁小龙身上。

[15]  与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相比,香港在高科技产业(如电子工业)上痛失发展的良机。根本原因之一是港英政府当时只顾英资财团的利益,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并不尽心。

[16]  2013年发生的香港码头工人罢工事件(97以来香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工潮)将垄断资本的嘴脸展示的淋漓尽致。2014年《经济学人》发布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显示,在全球23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已成为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而标榜自由民主的英美两国分别排名世界第15、17位,反倒是中国大陆排名世界第19位。这些年很多人在讨论“李嘉诚跑了”,其实以李超人的眼光怎会看不出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呢,但是以李超人为首的垄断资本已经站在了香港民生的对立面,所以这样的举动也不足为怪。当然李嘉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商人和慈善家,这是毋庸置疑的。

[17]  香港除公务员外没有社保,直到2000年才建立了“强积金”制度:由雇主和雇员各自供款5%,存在个人账户中由第三方基金公司打理,并由雇员支付管理费,到65岁时可一次性支取本金及收益。

[18]  香港并非没有可供开发的土地,但却在众多利益群体的一致阻挠下止步不前。

[19]  除公务员外的深圳户籍居民只需100元签证费用就可一年内无限次访港,每次逗留时间为7天。2015年4月13日,“一签多行”调整至“一周一行”。

[20]  很多港独分子鼓吹繁体字和粤语才是中国文化正统,对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绝对不会认同,因为小篆和陕西话才是!当然了,商朝人更不可能同意,明明甲骨文和河南话才是中国文化正统!北京山顶洞人和云南元谋人也有话要说……

[21]  庄丰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内地人,拿双程证赴港探亲期间生下了他,一直由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香港政府入境处根据《入境条例》,以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若要成为永久性居民,则在其出生时或以后任何时间,其父母的任何一方必须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为由,要将庄丰源遣返回内地,庄丰源的祖父则提起了诉讼。

[22]  据统计,在香港成功生育的内地孕妇数量累计为291522人。其中“双非”儿童为202314人。

[23]  在香港命运确定之前(1984年),港英政府已设有立法局和行政局,但其中非官守议员(非政府议员)全部由港督直接任命,而且两局仅仅是咨询机构,并没有实权。而香港虽有司法系统,但司法终审权却属于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1984年之后,心怀鬼胎的港英政府突然开始加速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而港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权利并未有充足的准备,高估了自己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

特别提醒:本文只是全书(《为理想而战》)中的一篇,书中对很多话题或人物的讨论散在于全书各个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讨不一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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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没有任何艰深的理论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和预测这个表面看起来纷乱复杂的世界。这其实是一本给青少年看的历史政治“科普书”。

受限于作者的水平,本书的种种缺点和错漏,实在是无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够指出具体问题所在,我将竭尽所能的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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