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每次进城,都会去舅舅家住。那时候,我觉得进城和去舅舅家住是连在一块的。

舅舅是妈妈的哥哥,是我们在城里最亲的亲戚。他当过兵,后来被招进无线电厂上班,有单位、有房子。进城却不去他家住,这是我从未想过的事。

直到某一天,无意中听到母亲抱怨,说舅舅虽然人好,但是舅妈没什么良心,以后我们进城,少去舅舅家。

那时候,我并不懂舅妈到底哪里不好,也许是我太小了,感受不到成人间的矛盾,也许是她只会给大人脸色看,对我一如既往。但因为母亲的抱怨,我也开始觉得舅妈没有那么好了。甚至,我慢慢地发现,似乎身边很多人,都会觉得的舅妈没舅舅好。

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新闻,武汉一位女士在网上发帖,抱怨丈夫家的各种亲戚在途径武汉时,都要来家里蹭住,自己为此很苦恼。这不禁令我想起了自己的舅妈。

如果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舅妈也会像这个武汉女人那样,在网上抱怨吧。因为,我就是那个来蹭住的亲戚之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农村到了城市,从蹭住的亲戚变成被蹭住的亲戚。看完新闻报道里的帖子,我竟然更加倾向于同情这个武汉女人,或者是我的舅妈。

这个武汉女人和我舅妈,她们具有一些共同点:都生活在城市,都是小家庭的女主人,都与丈夫共同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而他们的丈夫也类似,都生长于农村,都在城里谋得了一份还不错的差事,还有了自己的房子。也许,他们的丈夫脾气都还不错,对待老家的亲朋都还算友善。

发帖变成了新闻,自然也引来了热议。而在分析女主人的抱怨时,很多人都指出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没办法,这就是两种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碰撞。

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传统和现代到底怎样发生冲突,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呢?我总觉得流行的分析,有点太过于先入为主。

这年头,不少农村的变化已经很大,在生活水平上,城市与发达的农村似乎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但二者所持有的观念、生活的社会类型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简单来说,农村依旧是一个熟人社会,而一二线这样的大城市则是陌生人社会。一个生活中北京的人,如果在距离公司10个地铁站距离的地方碰到熟人,那么她会十分惊奇。但假如在农村,你一抬头,全是熟人,哪有气力惊奇。

熟人社会必定是小型社会,而陌生人社会则是大型社会。在小社会里,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祖先、血缘、方言、习俗等等维系着一个共同体。

按照牛津大学教授罗宾·邓巴的发现,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家族能够保持最大的人口规模在150人左右,刚好是普通农民家庭五代人口的总和。

这一点,跟传统中国奉行的“五服之内”算亲戚的法则,居然不谋而合。的确,宗族在发展中不断壮大,但真正有可能实现亲密来往的最多能保持在“五服之内”。于是,出了五服就不算亲戚,也就不算一个小共同体了。

五服之内都算亲戚,而亲戚的意义就是利益同盟。在这个利益同盟里,任何人之间也会发展出一套情感说辞、社会礼仪,什么样的情况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都有一套基本规范。

举个例子,科举没有被废除时,一个穷亲戚家的孩子,如果读书有天赋,那么整个家族的人都有义务出钱助他一臂之力。而等到亲戚家的孩子中了举人、进士甚至只是一个秀才,则需要以各种方式回报亲戚。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除了教育的案例,治安也很典型。小时候在农村,不同村之间发生大的争执,整个家族的成年男子都会出来帮忙。原因也许是为了上下游水源的分配,也许是发生了退婚事件,也许是出现别的利益之争。

而在村子里,年轻人之间发生打斗,小家族内的兄弟也会各帮各的。所以农业家庭为什么喜欢生儿子,原因也很简单,劳动力多,暴力资源丰厚,不容易受欺负。

另外,在养老、就业、婚丧嫁娶操办等等方面,家族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小型社会中,家族提供了非常庞大的保障。

所以,一个人一旦走出村落、小镇,进入一个陌生的大型社会,人们最先试图依靠的也还是亲人的庇护。出门远行,如果有亲戚,当然毫不犹豫住亲戚家,况且,亲戚间走动常常也伴随着信息、礼物的流动。

假如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亲戚,那么同乡会馆就是最优选择,方言的一大作用就是拒绝陌生人搭便车,因为方言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知识体系和世界观。

从时节季节、动植物分类、器物用途到节庆、传说、历史、习俗,小型社会中的特殊知识往往都包含着方言之中。而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局部知识。

生活在小型社会的人,对外部世界的预设是不安全的,充满风险的。只有血缘、婚姻、方言构成的熟人社会,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即使在近几十年,农村历经市场经济的淘洗,干部进村的变革,但许多农民依旧还是持久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消逝,靠的是整整一代人或两代人生命的终结,而不是靠更换一本居民户口本。

所以,回到新闻中案例,有评论说亲戚贪小便宜,这种可能当然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这些亲戚大概不会觉得自己是贪小便宜的人。

就像当年我母亲说的,我带了梅梅一年多,每次去不是带鸡蛋就是带冬酱,从没有白吃他们的。在母亲看来,她在舅舅的女儿出生后,专门过去帮了一年多的忙,进城住几晚,这实在太理所应当了。

新闻中的男主人与我舅舅也许很类似,从小生活在村子里、家族内,周围亲戚哪一个没有帮过你呢?随便来个长辈,都可以说出一堆小时候帮你做了一点什么的事情,随便来一个同龄人,那都是一块长大的小伙伴。

也许,男主人上学、就业、买房都是自我奋斗,都没有接受过家族内部的帮助。但是,他没有被帮助,他的父母也少不了被援助。在小型社会,每个人都是网络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每个人都有一份义务。

女主人是武汉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型社会。大型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生活的框架性支持不需要依靠大家族,而是依靠国家、市场、社会。

例如治安,依靠的是警察、保安,起了冲突则需要上法院打官司。教育,上大学没有钱那就贷款,等工作了再还。至于医疗、养老、就业等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对应的政府或市场机构。即便亲戚会帮忙,但也不是一种绝对的义务。相对而言,每家每户每个人,都会更加独立。

大型社会中,个体所面对的虽然是一个陌生的社会,但却搭载着大型社会的信用体系在生活,比如货币、司法、政府等等。

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权利被置于更高位置,个人的隐私与公共领域之间有着分明的边界,“家”这样的地方,是极为私密的,而不是公共领域的另一种延伸。除非是极好的闺蜜、兄弟,否则都不会引入家中。

反过来,在我记忆中,小时候我居然知道隔壁邻居家进门钥匙放在哪。因为关系很要好,所以即使是邻居,也可以互相告知钥匙所藏之处。在去邻居家、朋友家玩耍时,我是可以上床的。

江南的冬天,格外难熬,农村里都有火炉取暖。大人们往往会在农闲时聚集在某一家的卧室内烤火、聊天、吃零食,有时候小孩子就在床上打闹,女主人从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而在城市,我们更多会约在咖啡馆、酒吧,即使在家里,也会待在客厅。

所以,亲戚来了到底能不能住家里,这是两套世界观,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碰撞。两种世界观的不同,隐藏的是一套不同的安全-危险的判断模式。

当然,这样的模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小社会转向大社会的过程中,也在发生过渡。但就像前面提到的,这样的过渡需要的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时间,旧有的习俗惯性、心理积习并不会像物质生活的迅速丰裕那样,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对于过渡阶段的这种碰撞、冲突,处在大型社会中的小家庭常常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女主人的抱怨一定是少不了的。因为这事情根本不可持续。即使你试图给人订宾馆,长此以往也吃不消。

而且,熟人社会是非多。上一次舅舅住的宾馆价格是200元/晚,这一次叔叔住的只需要160元/晚。可能只是折扣不同,但亲戚们可不管,彼此闲聊一提起,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嚼舌根”的素材。

同时,面对长期蹭住,男方的爸妈可能也很难处理。一开始结婚买房,男方父母少不了或明或暗地向亲戚吹嘘,房子怎么怎么大,装修怎么怎么好。甚至,他们还有可能邀请对方经过武汉来住。

过了一阵子,老两口被儿子的电话一顿抱怨,心生愧疚,但他们既没能力帮儿子媳妇解决问题,也不好意思得罪亲戚。最终,压力还是会到小夫妻这边。作为女性,此时在自己的闺蜜圈抱怨,甚至上网发个贴,寻求一个虚无的公义,实在也可以理解。

不过,问题的解决似乎在冥冥之中都会通向一条道路。那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小家庭内部最终会演变成年轻的夫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丈夫继续做好人,妻子来做坏人,二人当着亲戚的面子争吵。

最终,为了小夫妻的家庭和谐,蹭住的亲戚也就知趣了。而且,只要有一个亲戚碰上了这出戏,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有其他亲戚来蹭住了。

到这里,我母亲口中的“没良心的舅妈”也就出现了。舅舅是好人,舅妈没良心,这样的人设,使得男方还能够维持好亲朋关系,不至于完全切断,而女方则牺牲了自己并不在乎的来自男方家庭的评价。

几十年过去了,当初跟随着母亲思考的我,如今算是有了自己的判断。也许是屁股决定脑袋,也许是我真的有了独立判断能力。在我看来,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虽然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孤独。但扪心自问,我们却极度享受这样的“自私”和孤独。

从根本上说,我们不愿意被基于血缘、婚姻和土地的熟人圈所捆绑,而希望在陌生的大型社会中寻找到一个以价值观、兴趣导向的利益共同体。相对于小型社会中的频繁往来,游弋在大型社会中的我们,会觉得这样活着,可以更自由,更畅快,更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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