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 易莲媛：“送瘟神”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易莲媛 读书杂志

编者按

“送瘟神”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一九五三年五月，偏远闭塞的江西余江乡下来了一批专注“污秽之事”的怪异陌生人。他们据说是来解决困扰当地已久的“大肚子病”，但却总是在逐户征集粪便样本，提各种让人羞于回答的问题，打听如厕和处理排泄物的方式，还用科学仪器仔细观察这些本不应见人的东西。为避免尴尬，也为了不给农忙增加负担，群众甚至干部纷纷借口“没空”避开了。的确，这里没有固定厕所，农民们白天下田劳动，就地解决，随身携带样本盒相当不便；晚上全家人共用一个马桶，也很难为每个成员分别取样。而且，习俗上都是由家里地位最低的儿媳承担清洁马桶的工作，对这些年轻妇女来说，无论是单独处理异性长辈的排泄物，还是把自己的样本拿给外来同龄人检查，都足够难堪。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并不明白治病与粪便之间有什么联系。因此，即使后来承受了上级压力，群众也不愿严格按要求取样，很多人或者直接交出空的样本盒，或者用小孩子的样本冒充，甚至以泥土、牲畜粪便等其他脏东西伪造。他们抱怨道：“这不是来看病的，是来查我们生活水平的”，“我没东西吃怎么拉得出来”。

手工灭螺

消灭钉螺的工作可以劳动替代，对血吸虫病患者的治疗却很难绕过资金与技术障碍。书中的数据揭示，即使到六十年代中期，江西余江地区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只有六十三元，但五十年代中期，治疗血吸虫病就至少需要十六元，其中财政只能承担五元的药费，剩下的治疗费、住院费需要自付。这只是治疗早期轻症患者的花费，晚期重症患者还要更多。而且，“血防”初期通用的治疗方式是静脉注射酒石酸锑钾，有心脏、肝肾毒性，治疗周期也比较长，需要家人的全程陪护。大部分晚期重症患者的身体条件很难扛住这种副作用。治愈率也只有60%，还有4%的患者会死亡。因此，早期轻症患者因旧的观念，通常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不愿意接受看起来危险又昂贵、耗时的治疗。

尽管“血防”工作面临如此之多的困境，但为什么到了一九八一年，中国血吸虫感染者的数量下降到了七十万，血吸虫病作为一种感染性疾病得到基本控制，不再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一方面是因为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成型，患者个体不再需要承担任何治疗费用，就医意愿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治疗技术本身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新发明的口服药物呋喃丙胺副作用低，使用简单，不再要求住院治疗，对患者生产生活的影响大大降低。而高敏强调，更为关键的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大量专业医护人员下放到农村，在短暂地从事农业劳动之后，又重新为生产队或公社提供医疗服务。而且，他们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返乡青年”中培养起了一批具有基本医学技能的“赤脚医生”。在此基础之上，以公社为单位、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一制度不仅在有限的资金和技术条件下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且将医疗行为带入到农村社会日常生活，降低了患者就医的心理与物理障碍。它与“血防”工作中的各项预防措施一样，都是在资本与技术不足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因地制宜的人力替代方案。也正是这套方案，保证了“血防”治疗工作的成功。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得到治疗，使得环境中传染源密度逐渐下降，新增感染风险也得到控制。而专业技术人才与知识青年的搭配，也提高了消灭钉螺运动的科学性，保证了预防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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