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给自己的约束之一,就是尽可能少些最好不写悼念性文字。但是对于广泉的过世,却有些话不吐不快。
认识广泉,是2008年初春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半年,广泉当时正在所里担任五年聘期的副教授。已经荣休的狭间直树教授,还经常参加所里的活动,他告诉我,广泉毕业于神户大学,翻译能力极强,由多位译者分担的译本,几位作序的两岸名宿一致公认广泉的翻译最佳。不过,见到广泉时,总觉得相貌与文静书生有些距离。原来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的蒋相泽教授,出身西南联大,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博士学位,本来专长是捻军,回国后转而研究国际关系史,他说翻译之事,三分外文,七分中文,三分语文,七分专业。我未见过广泉写的中文,以貌取人,因而对其翻译能力将信将疑。即使他来过我们在国际交流会馆的住处,也时时在所里见面谈话,可是并未改变看法。
直到凑巧出现的一件事情,令我对广泉刮目相看。一次在狭间先生主持的研讨班例会上,与会的武上真理子女士提出评论意见,不知怎地话题忽然转到康德身上去,我的日语和武上的汉语,显然不能胜任这一层级的交流对话,在场的其他人也面面相觑,感到为难。广泉自告奋勇,担任传译,使得沟通毫无障碍,其双译的流畅准确,没有深厚的功力,决做不到。记得一次参与和欧共体的一个学术代表团的对话会,期间一位比利时教授报告波普的科学哲学,上来就连写了几黑板的数学公式,先后换了五位翻译,从外语专业的博士到留欧专门学习科学哲学的台湾教授,每人顶不过五分钟。此后校园里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听到有人谈论波普。由此可见,好的翻译难能可贵,而广泉驾驭康德的从容与中日文切换的通畅,非比寻常。武上和广泉两位都是英年早逝,想来令人唏嘘。
世界上各国少有专门的翻译家,而中国几乎各个重要语种都有以译介成大名之人,显示近代以来目光向外的时驱和取向。只是著名翻译家大都属于文学领域,史学界虽然凤毛麟角的有几位因译书有名于时的学人,却不能以翻译家名之。史学界的乱译现象,比其他领域更加凸显。如果史学界的译者可以称家,广泉当之无愧地应居其一。这样的标杆树立起来,想当然的翻译便会大幅度减少。
汉语文独树一帜,对于急欲进入世界的国人而言,翻译作为中介的确不可或缺。尤其是史学领域,包罗万象。或谓中国研究是目前唯一的世界性学问,各国参与者众多,再好的语言天赋,也不可能掌握所有语言文字,因此,翻译依然是必不可少的跨文化传通介质。像广泉这样出类拔萃的翻译人才,比一般好的专门研究者更加难得。可惜目前的机制却让这样的人不安于位,仅仅凭借翻译,连评职称也相当困难。我知道广泉性格耿介,在所就职的学校里颇不如意,得知他从日本回国,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便设法联系看能否调到更加适合的单位去。只是现在到处的尺度相差无几,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实为一大憾事。如果换到新的单位,或许心境会好些。
生性使然,一般不会因为找工作之类的事出面请托,广泉的事作为例外,实在是觉得这样的人才时下太少,应该让他得其所哉。广泉热衷于做的翻译之事,比起为数不少的可有可无的论著不知有用多少倍,在史学界不应该变成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好的机制应该鼓励有益之事,不要拿着无聊当有趣。我们希望与世界沟通,却找不到恰当的沟通之道,甚至漠视正道,盲从异途,就难免南辕北辙。但愿广泉式的异才,不要被平庸化的标准牺牲,甚或可以无上荣耀,正是体制应有的机能。
悼念广泉,为其鸣一点太晚的不平,同时抒一下小小的愤懑,望他于九泉之下能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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