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的记载,在贵州省博物馆中,就有鲵鱼形、牛头形、飞鸟形和鹅头形多种铜带钩。无论是铜车马、铜釜、铜灯、铜剑、铜镜或铜鼓等,这些馆藏青铜文物,都透着泥土久来侵蚀的斑驳之美。

今年是贵州省博物馆建馆62周年。不久前,酝酿已久的《征途——贵州省博物馆建成六十周年纪念专集》正式出版。“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经授权刊发书中《馆藏青铜器》一章。

半世纪的考古发掘,在贵州广袤的土地上,发现早起石器时代,晚至清代的为数可观的文物。贵州省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的绝大多数均来源于地下发现。这些文物中,以两汉时代的墓葬出土为主,它们体量悬殊,视觉感受殊异。从制作上看确实不乏让人产生欣喜的物件,或精巧,或细腻,或粗犷,或独特。

一、馆藏青铜器的组成及特点

青铜文物的馆藏数量逾千件。从器物类别上看有车马模型、釜、灯具、摇钱树、鼓、兵器、錞于、镜、钱币、带钩、俑等。这些馆藏的青铜器,在形制上大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或与周边青铜文化有着关联。今天来看这些文物,除了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之外,若按它们的艺术价值来审视,一部分可视为有着纯粹欣赏价值的艺术品,是古人创作的青铜雕塑,如铜车马、摇钱树、铜俑这些文物。另一部分是实用性物品,但经过精妙的美术设计,可视为工艺美术品。

二、代表性文物点评

对于上述的两类馆藏青铜器,在此,我们各选择一些亮点的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着重介绍。



图1 东汉铜车马

属于前一类的在兴义万屯汉墓中发掘的“铜车马模型”,长1.12米、高0.88米。除了车与马的造型具有极高的可赏性外,在制作上分段构造的精湛工艺,也令人啧啧称羡。马的制作是将头、耳、颈、身躯、尾、四肢等分成十一段来铸造。车的结构分驾马、轮轴、车箱与蓬盖三部分,众多的部件采用了扣接、焊接、铆接、子母口套合四种组装法,并且还运用了压花、鎏金等装饰工艺。马的造型昂首嘶鸣,迈步向前。论造型,它与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的青铜走马,均呈张嘴露齿,引颈作嘶鸣,并两耳直立,尾部上翘,迈左前肢行走状类似,与四川彭山汉墓中出土的陶马相比较,更令我们惊诧的是两者如同“孪生”,看那脖颈的弯曲,嘴咧开的程度,一条前肢迈开而蹄尖立地的状态,以及整体向上而又略有弯度的翘尾,近乎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陶马躯体更为丰满些。兴义出土的铜车马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它产自何方,是外来传物,抑或是本地“土产”,或许在当时,制作者们受风习、审美上的相互影响,而出现造型上的趋同性。

那些附有美术设计的实用物件,在馆藏青铜器中占多数,在这些物件上的那种与实用巧妙构合的艺术想象,使之在与其他省区发现的同时代相类物件比较时,亦毫不逊色。

首先谈谈馆藏的带钩,在我国历史上,始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而盛行于秦、两汉的,以铜质占多数的衣服上的带钩,在满足于腰带两端带头相勾结的基本功用之外,充分彰显了制作者的创思,精工细作,镶金嵌玉,造型异呈。司马迁的《史记》中,便有“满堂之坐,视钩各异”的记载。因为功用上的需要,它们无论做成何种造型,多呈弧形,并且有钩有钮。



图2 鲵鱼形铜带钩

馆藏“鲵鱼形铜带钩”,在威宁中水地区西汉墓中出土,长10厘米,宽3.5厘米。其形大致如摇头摆尾游弋的鲵鱼,故而名之。古人把这件鲵鱼造型的带钩,做成头大身粗,尾长而渐细,上翘弯曲恰好成钩,构思巧妙!鲵鱼——民间俗称“娃娃鱼”的鱼种,原本在贵州的山溪河流中并不少见,以它的模样巧制的带钩,至今在其它地方的考古发掘中还未见有报道,仍可视为是一件孤品,由此,我们也很自然地将其当成“土特产”,是汉代生活在贵州这方地域上的古人所制。带钩上阴刻“日利八千万”五字隶书铭文,这是一句充满着商贾气息的吉语。从书法的角度看,不是出自于精擅书法的人士之手,字迹大大小小,刻画时率意而为,这几字或许为了表达佩戴人内心祈求财源滚滚的商业愿望。



威宁中水汉墓出土牛头形铜带钩

还有一件同墓出土的“牛头形铜带钩”,以牛头造型制作带钩同属罕见,馆藏这件带钩造型夸张,分居牛头左右的大弯角,上翘成弧形,如此地夸张牛角部分,仍包含有对实用便利方面的考虑,左角背中部的圆形钮,与右角相应位置的钩首,两者同处一侧面,妙处是使腰间带头勾结处,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微微张着嘴的水牛头。角背的钩钮,既保持带钩作用,又无碍牛头造型的美观。

还有一件发现于这座汉墓中的“飞鸟形铜带钩”,长仅7厘米,展翅飞翔的小鸟儿形状,头部弯曲成钩,双爪紧贴腹部,双翅排列的羽毛,以线刻纹样来表现。



图3 飞鸟形铜带钩

同样值得一提的精巧之作——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鹅头形铜带钩”,长12.8厘米。金银错工艺是在青铜器表面凿刻出浅槽图案,再将金银丝截作点或线,挤入槽内,捶轧后,以错石错平,产生辉煌华丽效果的装饰技法,被用于这件带钩的制作中。它,钩端纤细,形似鹅头,在钩身上错金错银,并以细线镌刻来表现鹅的嘴、眼、头羽及各类纹饰,在嵌金嵌银的工艺之外,还在纹饰之间排布了八枚绿松石。这些以动物为造型的小巧物件,在制作上完成了它们应具备的基本功用后,在造型以及修饰上,构思歧出,形态各异,归根到底,是缘于求美心理。



鹅头形铜带钩

“龙首柄铜釜” 高13.1、口径8.7厘米,在六盘水市黄土坡西汉墓中发现,釜柄上为龙头的造型。所谓釜,即古代用以炊事的锅。对于以龙的传人自许的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对龙的崇拜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祖先所创造的龙形象,一直都极普遍地出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世代生活中,这种以龙头巧作炊具把柄的妙想,正体现了这一形象的无所不在。



图4 龙首柄铜釜

如果说论体量“龙首柄铜釜”算是一件小器,那么另一件与神秘丧葬习俗相伴的,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立虎索辫纹耳铜釜”,就是一件大得多的器物了。从它高32.8、口径44.3厘米的尺寸来看,“个头”上前者难以与其相提并论。



图5 立虎索辫纹耳铜釜

在贵州赫章可乐这个地方的汉墓中发现的铜釜、铁釜,有的套在死者头部,或置于头部侧边。这种葬式,被称为“套头葬”,至今在别处尚未发现,被考古工作者认为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现象。这件文物外形上最为突出的是,口沿边铸造两条对称的猛虎,姿态造型一致,张嘴,尾上扬,虎的眼、耳、须这些细微处,以线刻表现。这种铸虎为饰的器物,在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中,不仅只有这一件,还有一件是在正安汉墓出土的“铜虎钮錞于”,时代与铸虎铜釜应该比较接近。錞于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在云南出土的贮贝器,贮贝器的器盖上,装饰了各种人物动物雕像,其中有一件上就有左手横抱錞于,右手拍击其顶部的人物造型。可见錞于在古代是乐器。正安出土的这件錞于,高55厘米、最小口径22.5厘米,中空,器形瘦长,盘状的顶部正中,铸了一只作欲扑跃状咆哮的猛虎,盘下短颈,鼓腰,直筒。这只錞于上的铸虎与“立虎索辫纹耳铜釜”上的那两只相比,精致程度,此虎不如彼虎,但是在造型上去却颇为相似。



图6 铜虎钮錞于

还有一种见诸日常生活的器具——青铜灯具。清镇汉墓出土的龟座踞人铜灯,高仅26.5厘米,这盏灯的底座作昂首迈步的乌龟,给予人坚实稳固的感觉,龟背上坐着的人物高鼻大眼,如同连枝灯中人物形象的处理方式一样,同样是双手放于膝上,头部顶着灯杆。



图7 龟座踞人铜灯

这种头顶托灯的造型,在毗邻的云南省也出土了精制之作,如个旧出土的东汉“铜俑灯”,底部是人物屈膝跪坐的姿式,双手平伸,手与头部各托一盏灯,看上去简练利落,一目了然。这件清镇汉墓出土的龟座踞人铜灯,当我们凑近细看,它的制作是非常有特点的,首先形象生动的乌龟,采取忠实于真实物象的铸造手段,人物则取反差较大的夸张变形的处理方式,头大身细,最为惹眼的是有着一个大鼻子,坚挺而突出地大,这一写实一夸张的手法放在一起,并不让人感觉有什么不协调之处。

在贵州省博物馆的馆藏中,还有造型丰富,纹饰各异的兵器。青铜兵器历来是古代青铜器中,令人瞩目的一个支系。著名的有勾践所用的青铜宝剑,以其极锋利的刃部,复加遍饰剑身的菱形纹,以及在剑格上采用嵌满蓝色琉璃与松绿石,这些艺术的装饰处理,还有剑上的八字鸟篆铭文,使其具备了研究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和文字发展源流等多重价值。以此古青铜兵器话题局限在我们的馆藏来谈。在普安县铜鼓山遗址出土的“一字格曲刃铜剑”,形状也是非常奇异的,作为剑身与剑柄之间的护手——剑格,显得比较宽,剑的刃部却弯曲如波。



图8 一字格曲刃铜剑



图9 铜柄铁剑

在赫章可乐出土的铜柄铁剑十余件,剑身已锈蚀不堪,惟有铜柄上的饰纹完好如初。除上述剑外,还有出土地为:威宁中水的“M形内铜戈”、赫章可乐的“长方形内铜戈”,普安县铜鼓山的“心形铜钺”、“铲形铜钺”等。在认真地研究欣赏那些附于它们身上的装饰及造型后,若按类评析,笔者以为可分为造型大众化而刻意于纹饰者,如那些铜柄铁剑、“M形内铜戈”。剑即剑的一般式样,戈仍为戈的普遍造型,然而纹饰则各个不同,是制作者倾其才智之所在。另一类则纹饰淡化或省略,专意于造型,前述的“一字格曲刃铜剑”、“铲形铜钺”这几件,作为已被专家们认定了的某种兵器,它们的造型显得有些“怪异”,它们的形状与生活中所见的某一物象相似,所以被专家们形象化地冠名了,在满足于兵器功能的前提下,将造型作了如此如彼的创造,不能不认为是古人视觉美感意识的丰富表露。



图10 M形内铜戈



图11 心形铜戈



图12 铲形铜戈

考古专家认为,将这些出土的兵器与几近同时的中原兵器形制相较,所存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考古发掘中,从普安铜鼓山遗址里,找到的那些铸造兵器的石范、陶模,印证了古代贵州有生产兵器的情况,强化了认为它们具有地域特征的说服力。

铜镜也是古人见诸生活日常的东西,由贮水铜盂,水面照人的铜鉴演变形成的,故有人以为铜镜即铜鉴的扁平化,正面磨光照脸,背面则铸以纹饰样,起着装饰作用。我们馆藏的这类器物,样式、风格与中原地区的发现一致。具体而言,发掘于赫章可乐西汉墓中的日光镜,镜背正中的半球形钮,环绕钮座的连弧纹及在外一层环铸的“见日之光,长不相忘”的铭文,如此的铭文及纹饰布构组合饰镜,与中原汉镜风格保持毋庸置疑的一致性。于同时同地出土的四乳铜镜、星云纹铜镜、昭明铜镜也是如此,大抵都是环绕着排布的乳钉纹、连弧纹以及夹在其间的夔纹,或者是圆圈的铭文带,大同小异。这些铜镜在当时无论是贵州地域所产,或由外传入,都是文化交往的实证。



图13 昭明铜镜

最后要谈及的是铜鼓,这种我国南方与东南亚诸多民族所钟爱的礼乐之器,自古及今,代代沿用。大约2700年前便已出现,承传延续,至今仍为许多民族所使用,它首先是乐器,又兼具其它方面的功能,从早期铜鼓上的炊爨之迹,表明其经历了既是乐器又是炊具的初始阶段,是一种极特殊的青铜器。它的功能牵及祖先祭祀,丧葬习俗,民间喜庆,娱神又娱人。就铜鼓普遍的形状而言,通体以青铜铸成,分鼓面、鼓身,鼓面呈正圆,鼓身则分上部鼓胸,又称胴,中部为腰,下部是足三段。鼓面的纹饰,即中央凸出的光体,光体向外放射出多角花纹谓之光芒,两者组合的纹饰,称太阳纹。其外,有一圈复一圈的带状纹,称晕带或称晕圈,这部分纹样因铜鼓类型之异而各显特色,但基本按这样的顺序排布在鼓面上。鼓身可以装饰的面积宽,纹饰种类更为丰富繁缛,或动、植物纹,或几何纹,或竞渡纹等等,亦因鼓型不一,各有特点。铜鼓被专家们确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八种类型。馆藏有“石寨山型”、“遵义型”、“灵山型”和“麻江型”及。“石寨山型”铜鼓在赫章可乐西汉墓中出现,则是贵州省内已知时代最早的铜鼓。在历史的文献叙述里,也让我们再了解到古代贵州先民由来已久对它的珍视,翻阅《明史·朱显传》、《平播全书》、《遵义府志·金石志》等书籍,可以读到有关对铜鼓的记录。



图14 石寨山型铜鼓

这件“石寨山型”铜鼓的大小、形制、纹饰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石寨山型”鼓标准器相似,故而划入该类。“灵山型”铜鼓只收藏有一面,是民国时期由广西流入贵州,后收藏于我馆。“遵义型”和“麻江型”以独具的特点,与其它鼓型大异,且最早发现于贵州,以出土地名而各自定型名,成为与之相似铜鼓的比照标准器。馆藏铜鼓多数为传世品,并以时代较晚的“麻江型”为多。石寨山型铜鼓铸造精致,纹饰繁缛。通体的纹饰,鼓面的太阳纹光体,如圆心居鼓面正中,与呈角状四周放射的光芒浑然一体。鼓胸,有锯齿纹,同心圈纹、船纹。船纹则是公认的“石寨山型”鼓的主要纹饰之一。这圈纹样由轻舟四只,俱作竞渡状相连而成,驾舟人头饰羽毛,多者四人,少者一人不等,姿态各异。以船饰鼓,对晋宁“石寨山型”鼓而言,不仅常见,而且丰富多变。“遵义型”、“麻江型”铜鼓的纹饰,采用几何图案。馆藏的遵义型铜鼓有两面,均出自遵义南宋杨粲墓,这座夫妇合葬双室墓中,每室各出一面。以男室这面鼓为例介绍,鼓面出沿,鼓胸微凸,有带状的扁耳一对。面鼓的纹饰,中心为光体,有四周放射的十二芒,从鼓胸及足,分布着乳钉、同心圆、三角、叶片、复线人字、复线菱形纹。鼓高28、面径44.2、腰径36.3、足径43.1厘米。这面鼓还有一特点,通过仔细观察鼓壁内外,可发现夹杂其间的铜钱碎片,依稀可辨识出的字迹有“元”“祐”“通”,当为北宋哲宗时期所铸造的“元祐通宝”。



图15 遵义型铜鼓



图16 麻江型铜鼓

“麻江型”鼓,纹饰亦简略。以一九五四年麻江谷洞明墓出土的那面鼓为例,鼓面出沿,略小于胸,腰间一道凸棱,正将鼓身分上下两段,一对扁耳置于胸、腰之交。自腰至足,渐次展开,中无折线。鼓面中心为光体,岐出十二芒,外有四晕。第一、二晕纹饰模糊不可辨,第三晕饰游旗纹,第四晕乳钉纹。鼓身纹饰疏少,胸部见同心圆及梅花图案,腰部有回纹,足部仍见有同心圆及回纹。此鼓型制矮圆,四道合范,工艺上的粗略,使得纹脉线条模糊不清,纹饰更简略。馆藏的这三种类型鼓,倘以时间早晚来看纹饰之殊,由繁缛精致,图案写实,而趋于抽象,并渐渐地接近简略粗制。其中,一些时代较近的从民间征集到的传世的,或可能埋入土中时间不长,而后又传世的纹饰精致的铜鼓,皆为抽象的图像。若以工艺美术品来看待,此类鼓与出土的鼓相比较,多一些工艺气,少了后者那泥土久来侵蚀的斑驳之美。随时间后移铜鼓功能扩展,各族民间各层面的婚丧、祭祀、节日喜庆均涉及铜鼓,使之日渐世俗化,量的需求增多,制作者水平不一等因素,除了装饰铜鼓的构思意识程式化以外,制作的技艺则表现出良莠不齐.

三、馆藏青铜器的价值

选择我们馆藏青铜器的重点和亮点,作了如上的介绍。从价值上论,这些文物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成就的组成部分,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前面已谈到这些青铜器是在我省境内考古出土的,无疑是我省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方层面上,为我们探究和认知古代贵州各个方面的成就,如文化的影响交融,科学技术的发展,艺术创作的状态等等,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展示文物是博物馆人的使命之一,也是发挥文物重要价值之举,所以我们要在对这些文物加强保护和研究的前提下,举办各种专题的展览,向大众展示和诠释这部分文化遗产,惠及社会,增强民众的文化素养。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各类文物,我们有许多工作还要做,首先,继续征集扩大馆藏,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方向,让这部分文物在博物馆里得到很好的保护,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对这部分文物中的各类别加强研究,更好地去认知它们的价值,是我们毋庸置疑的工作重点,我们将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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