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我为什么批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通识课程在2018年也邀请到白先勇以及台湾“中央大学”的荣休教授康来新和上师大孙逊教授对谈《红楼梦》，三位老师在对谈中，就庚辰本和程乙本的评价问题引发了较大分歧，我对他们的讨论抱有浓厚兴趣，遗憾的是当时时间有限，讨论没有充分展开。因为意犹未尽，我就把白先勇的书细细读了几遍，并做了笔记，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后，遂写了“一本向平庸致敬的红学著作”书评，在《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发表，算是对此前讨论的进一步展开。

文章发表后，在圈内外引起一定反响，也有朋友对拙文产生了一些疑问，有些可能是朋友理解上的误会，有些则是我本人思之不周或言之不详带来的，所以这里提出几点意见，作进一步阐发。

其一，《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包括了全书一百二十回，我的讨论仅仅局限于前八十回，是否是一种缺憾？

其实，当白先勇把后四十回文字理所当然地视为与前八十回的文字为同一个作者时，我是根本不认同的。关于后四十回描写的变味，一种冲突的浅表化和诗意的丧失，我曾写过《照应的协调与冲突——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一种创作策略》等论文予以讨论，但因为我写书评的基本目的，是就白先勇贬低庚辰本抬高程乙本的观点展开讨论，即他认为比较的结果是庚辰本在人物描写上有190处错误而程乙本则基本没有这样的错误。所以，只对保留下的前八十回的庚辰本，与程乙本的前八十回来比较，这是有一定可比性的。而庚辰本没有相应的回目内容可以跟程乙本的后四十回文字来比较，白先勇没有这样做，我自然也不会去涉及。

其二，与前面的可比性问题相关的是，同样是前八十回的两个版本的文字比较，庚辰本和程乙本都有跟其它版本重复的，白先勇并没有在意这一点，我为什么不把这一点揭示出来？如果不把这两个版本独有的文字揭示出来，其可比性的前提又在哪里？

确实，如果把白先勇忽视的这一点揭示出来，问题可以分析得更清楚。但对不同版本的文字流变不作梳理，白先勇的比较依然是可行的。关键是，白先勇所谓的庚辰本和程乙本，都不是指原始意义上在清代流行的钞本和印刷本，而都是指经过当代红学家校点整理由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因为整理所用的底本是庚辰本和程乙本，才把整理后的两个印刷本简称为庚辰本和程乙本，这一点，我在书评开头已经说明。所以，严格说来，白先勇的细说不是真正的版本学研究，而只是依托了这两个已经整理过的相对稳定的本子，进行思想艺术上的比较，判断哪一个整理后的本子具有更高的价值、更值得向读者推荐。就这一点来说，两个整理本是有可比性的。而且，明白了这一点，也可以消除一些甚觉莫名的猜测，以为我赞扬庚辰本，仅仅是因为庚辰本的出版经过了诸多红学家的整理，而程乙本则否。其实程乙本整理出版，同样有红学家花了心血，其中的注释，启功先生主其事，得到过圈内的不少好评。

其三，相对于手抄本在有限圈子里传播，清代流行的主要是程印本，其对《红楼梦》经典地位的奠定，功不可没，称程乙本为“平庸”是否苛责？

我不认为是苛责，因为有些改动，比如对尤三姐的贞洁化处理，可以评为恶俗，北京的刘晓蕾和上海的骆玉明，都严厉批驳过白先勇的类似观点，只是我觉得聂绀弩的观点最雄辩，所以引用了他观点后，加以了进一步发挥。总之，用平庸这样的词，我倒认为是比较和缓的。这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清代流行的固然是程印本，但确切说，还要把它大致分为程甲本和程乙本两类。从开始的程甲本，到后来翻刻的东观阁本、抱青阁本、藤花榭本以及俗称的三家评本，都没有以程乙本为底本。程乙本除了短暂出现后，是要到民国后，1927年亚东图书馆翻刻印刷，由胡适推荐，而大大流行起来的。但即便是褒扬程乙本的胡适，当他看到苏雪林对脂钞

其四，相比脂钞本，程印本的文字修改有一种简洁化的趋势，就如同《金瓶梅词话》到崇祯本《金瓶梅》也如此，白先勇批评庚辰本而赞赏程乙本，有几处也是从文字简洁角度考虑，这有错吗？

我也承认，程乙本有多处文字比庚辰本更简洁，有人喜欢这种简洁，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文章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因此把庚辰本视为啰嗦，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应该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两类版本的文字差异，这是简洁和繁复的风格差异，即便程乙本的修改有其合理性，就如学者周先慎论述其它古典小说时说的，充其量是“简笔与繁笔”的差异，而不应成为指责另一种风格的理由，更不应该用程乙本简化后的内容作为标准，来指责庚辰本的文字为啰嗦。前引石问之的论文，就曾批评白先勇拿程乙本中合庚辰本中石头与神瑛侍者两条线索为一的故事，来指责第十八回中，庚辰本描写石头的感叹为啰嗦，其混淆叙述者与故事人物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因为该文对白先勇已经予以了批驳，这里就不重复了。但类似的错误，白先勇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其五，比较脂钞本和程印本，或者比较程甲本和程乙本的文字差异，一直是红学界的一个话题，我的讨论和他们有何差异？

以往的讨论较多的是对不同版本各美其美各恶其恶，真正的交锋还是比较少，或者即使有，也常常是围绕着局部的、个别的问题展开。比如你说程乙本回目文字好，他说脂钞本正文好；你说脂钞本第一回好，他说程乙本第二回好；你说脂钞本的第十六回开头好，他说程乙本第十六回的结尾好。结果争来争去，却难以形成对两个版本价值的基本判断。当然，像吕启祥、刘世德那样，各取十回样本逐一对照，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客观，这才是一种正面交锋的比较思路。蔡义江新评的《红楼梦》，当然有对程乙本较为一贯的贬斥立场，但其对他人指出的脂钞本的不足，就较少回应。我采用的方法与此不同。我只取白先勇认为程乙本好于庚辰本的例子来分析，证明所谓的程乙本更好或者庚辰本不对，不过是白先勇的误读误判，仔细分析下来，结果恰恰相反。这样就可以证明，即使是白先勇竭力赞美的程乙

需要指出的是，白先勇在细说《红楼梦》时，总是毫无根据地把庚辰本不同于程乙本的文字，称为是抄书人的添加或者改写，似乎程乙本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其隐含的一个立场，跟欧阳健等人并无逻辑可言却鼓噪一时的“程前脂后”说非常接近，这类并无多少学术含量的无稽之谈，其误导读者，扰乱正常学术讨论，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弥漫着一种不正常的氛围，对于新面世的论文或者论著，相关的评论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于那些观点偏颇、硬伤不断的，较少有人站出来加以批评，而一旦遇到批评意见，有人又会以所谓的“文化多元”这块挡箭牌来拒绝批评。虽然我并没有奢望，认为谬误遇到真理，如同鬼魅遭遇阳光一样瞬间消失。但我坚信真理是越辩越清的，也坚信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可以昭示别人的欠缺，也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可以磨砺自己的思想和对现实的敏感度，所以我从不回避学术批评，也从没有打算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有些言辞让人感到尖锐，那也不过是我用直接而不是迂回、坦率而不是遮掩的方式表达了我对问题的看法。这种直接和坦率，也许会给人留下不够谦逊的印象，但正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的，“如果谦逊是探讨的特征，那么，这与其说是害怕虚伪的标志，不如说是害怕真理的标志。谦虚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是上司加于探讨的一种对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在真理面前，我们都应该表现出当仁不让的态度，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对手的希望。

最后我以《歌德谈话录》的一句话来收尾：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金橘。我们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我们只能拿土豆装进盘里。

程乙本依托了此前版本的银盘，却在改动中，装进甚至是变了味的土豆。但白先勇硬要赞美为比金橘还要好，这让人“到底意难平”的。而一本如此乏善可陈的著作居然卖出了168元的辣价格，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