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三天两头看到有文章讨论梁思成对北京城墙应该保留的坚持,结论几乎无例外的替梁思成惋惜,实际是在谴责当年的拆城墙之举,仿佛北京历史传统的葬送就在此举。其实这本身一方面也是后知后觉,另一方面可能低估了当时拆城墙派在理念上的“正当性”。

这两天晚上在科隆城内散步,赫然看到高大而孤耸的中古城门,原来科隆的城墙是12世纪建造的,规模宏相当大,为了模仿耶路撒冷,一共建了12座壮观而结实的门楼堡,但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统一,科隆城市发展迅猛,拆除了城墙,只留下这十二座城门堡中的六座作为历史遗存。其实环顾欧洲大城市,十九世纪后期几乎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科隆当然不是首都,最著名的首都改造例子是巴黎和维也纳,两者都把壮观的城墙拆得一点不剩,要知道维也纳的城墙可是成功的抵抗住了奥斯曼都几十万大军。巴黎的豪斯曼改造潜在目的书要消除革命者利用中古旧城盘踞动乱,但长远看还是欧洲十九世纪城市乃至国家的现代化观念影响的结果,可是成果巨大,没有这一改造,就没有那个今天全世界趋之若鹜的花都巴黎。

维也纳也是一样,拆掉的城墙被称为Ring,等于北京的二环线,在Ring的两侧建立起壮观的新标志性建筑,比如新皇宫、歌剧院、维也纳大学,国会、两大博物馆等等,并盖起无数住宅大楼。从本质上和中古城市告别。维也纳的城市改造从拆除城墙而言可能对欧洲其他城市影响更大,从布达佩斯到塞维利亚,都可以看到十九世纪的城市和十九世纪以前城市的清晰分界,大量旧建筑被拆除,就连伊斯坦布尔也一样,差别只是这个城市中间隔着博斯普鲁斯,因此在旧城对岸盖起帕慕克热爱的新城。会发现本质上很相似。这都发生在欧洲国家雄心勃勃准备脱胎换骨迈入新时代的时刻。

如果比较一下北京当年的改造和维也纳十九世纪后期的改造,我们会发现精锐(惊人)的类似。也就是说,当年主张拆城墙的人恐怕是知道欧洲的这些例子的,他们的决定其实正是在欧洲现代性影响下作出的。维也纳的改造当时不是没有强而有力的批评者,这一点可以读一下K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但这种声音当时终究被淹没了。

我提这一历史景观是为了要说明两点:

第一,为何在我们重新评估北京城墙拆除时竟然很少人能有这样的联系,而缺乏这样的联系就不能真正理解当年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二,为何大家把北京城市历史传统的彻底毁坏和城墙拆除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不会去对巴黎维也纳作出同样的指责。

其实我认为拆除城墙本身不是问题,梁思成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未必需要支持。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拆除城墙后对城市的规划。巴黎、维也纳、科隆,当它们的城墙被拆之际,正是欧洲进度文明的巅峰之时,出了大批艺术家建筑师和规划家,而且现代与传统之间无论精神还是工艺都没有间断,有足够能力以新美学取代旧美学。但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建国当初大规模改造的时候信奉的是斯大林的教条美学,城市建设的出色人才恐怕还比不上三四十年代,即便有所谓十大建筑,其实都很山寨。之后就更是每况愈下,使北京成为世界大都市里最丑陋的之一,而且没有回转的余地。

(@雲中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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