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 150年前今天在上海诞生的这份新报纸，后更名《万国公报》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的名字

由上海图书馆和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影印本）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9月4日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举行。150年前的9月5日，正是这份由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刊的诞生日。

《中国教会新报》（后称《教会新报》，更名《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内容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中文期刊，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自1868年9月起，每周出版一期， 至1874年8月，前后出刊300卷。自第301卷起，易名为《万国公报》，此后历经停刊、复刊、周刊改月刊等变化，至1907年终刊时以此刊名共出刊677卷（册）。该刊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和文字载体，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教会新报》是上海图书馆独家特色馆藏资源，201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曾推出全套影印本《万国公报》（全60册），如今又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中国教会新报》全套原刊，分装10册影印出版，使这套中国近代早期的中文期刊得以“合璧”。

中国近代中文报刊源于外国传教士的在华开创与经营，而在上海出版的种多传教士中文报刊中，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马克思的名字和思想就是通过《万国公报》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1899年2月，《万国公报》刊载《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而作为《万国公报》前身的《中国教会新报》及《教会新报》则被关注较少。

在创办人林乐知的初始规划中，《中国教会新报》以宣教为主，内容较为狭窄，因为最初两期在上海仅售出一百余份，而到第六年发行量已增加到近两千份，正是因为不断增加了新闻性和西学文章内容，扩大了受众面。改版后，非宗教性内容渐成主流，增设了多个新栏目，分为政事近闻、教务近闻、中外近事、杂事近闻编排和格致近闻。有研究者认为：“有一份报刊与众不同：它创刊时是宗教报刊，后来演变成为非宗教报刊，并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日臻完美，迎来了传教士中文报刊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

在对中国近代早期报刊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传教士报刊编发西方科学技术和世界史地、政治等方面的西学内容是一大特色。在中国近代连续数十年介绍西学的报刊，《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为首屈一指。林乐知不仅在创办《教会新报》之初已认识到西学的不可或缺，而之后更主动地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使《教会新报》成为19中后期塑造中国新知识谱系的主要园地之一，对中国人的文本阅读对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林乐知在主持《教会新报》出版的同时，还参与了主编《上海新报》和应聘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书工作，在《教会新报》上对此也有报导。在第180期上刊登了署名“翻译馆友”的《上海制造局译书记》，介绍了翻译的图书和口译者，列出了已“刻成之书”《运规约指》《制火药法》等十二种书的价格和售书地址。从第181期起刊登了朱逢甲所写的《新译西书提要》。首刊《开煤要法》提要，字数占到五页半。之后各期连续发表了《制火药法》提要等。这些文章既宣传了翻译馆的译书成果，也成为《教会新报》介绍西学的内容之一。

《中国教会新报》创刊于1868年，这一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中国亦发生了近代化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江南制造局成立附属机构翻译馆。150年前的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如何应对决定了两国未来的走向。中国封建王朝覆灭、革命兴起；日本通过改革，与西方列强取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站在国际视野的角度结合中国社会情况，考察以《中国教会新报》《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报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和意义，则别有一种视角。”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看来，《中国教会新报》提供了颇多富有价值和意义的文史资料，比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介的一大批出版物所存资料很少，但在《中国教会新报》上却有连载的详尽介绍和提要。过去，《中国教会新报》收藏奇缺，随着影印本问世，相信能推动相关学术研究，呈现更多成果。

“晚清社会的资料存世相对较少，当时传教士报刊的记录提供了相对真实可靠的记录，不仅信息量大，且涵盖面十分广阔。”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说。比如在影印本《中国教会新报》中就能看到一张市民骑自行车的照片，这可能是上海出现自行车的最早记录，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陶飞亚认为，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地理性和历史进程中的节点，对相关近现代史料的梳理研究，可以开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目前，《中国教会新报》及《万国公报》影印本均已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阅览室上架，供读者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