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子俨等疏 杜甫用一首诗颠覆了陶渊明的形象，竟引发苏轼辛弃疾黄庭坚张廷玉等后代名人选边站队

陶潜自南朝被“人德”化以来，至宋时愈加圣化，让后世无数人追慕，洪迈称他“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陶渊明的研究，也夸大了陶潜的“高节”性，非常乐于称道渊明胸中“无一点黏着”的超逸。“陶渊明和他的诗被编织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神话，在二十世纪以来建筑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工程中起到作用”。“我们甚至会忘记，陶渊明首先是一个诗人——无论我们多么颂扬他的‘人格’，如果没有他的诗，陶渊明不过是《宋书》、《晋书》和《南史》所记载下来的众多隐士中的一员。”

其实，陶潜也是人，也有其不能脱俗的一面。陶渊明退隐后最不能免俗的忧愁，似乎是他对于其五子能否成器的忧患。

杜诗《遣兴》是“讥病渊明”吗？

杜甫的《遣兴五首》其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以诗论陶潜，引发了中国诗史上的一段公案。一般而论，认为杜甫没有读懂陶潜。

杜甫的《遣兴五首》共有三组。其第三组的第三首诗云：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

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评曰：“彭泽高节，可追鹿门。诗若有微词者，盖借陶集而翻其意，故为旷达以自遣耳，初非讥刺先贤也。黄庭坚曰：子美困于山川，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以解嘲耳。诗名曰《遣兴》，可解也。”细读此评，觉得话中有话。“初非讥刺先贤也”句很有意思，即原非有讥刺意，言下之意是为人读出了讥刺意，或认真读来似有“微词”。此解很有针对性，似乎还是在为杜甫辩解：“（杜）盖借陶集而翻其意，故为旷达以自遣耳”。潜台词意谓：即便是诗有“微词”，也不是故意的。仇氏借黄庭坚之语以佐证。此处所引黄庭坚的原话是：“杜子美困穷于三蜀，盖谓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聊托之渊明以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便为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诗话总龟》前集卷九引）黄庭坚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还说：“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此二段话，均用“痴人说梦”来讽刺将杜诗读成“讥病渊明”意思的人。说白了，黄庭坚与仇兆鳌二人均认为：杜诗不是“讥病渊明”的，而是“自遣”或“自嘲”，然“俗人”没有读懂杜诗，而将杜诗说成是“讥病渊明”的了。

苏轼《书渊明饮酒诗后》中说：“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其中说到“人言靖节不知道”，是否针对杜甫论陶的，无可考。而苏轼此言是有针对性的，这也是明显的。而且，他认为陶潜是“知道”的。但是，此题是就陶潜的“生死观”而言的，认为人去万事空，什么声名功利均“已矣”。苏轼曾言：“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与苏辙书》）苏轼又说陶潜：“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苏轼有和陶诗124首，亦可见其爱陶之深也。不过，苏轼则在其五言古诗《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中写道：“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苏轼诗集》卷十三）南宋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三：“始东坡诗云：‘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苏公肯亦效痴人说梦邪？”然其又说：“《责子》诗聊洗人间誉子癖，少陵、东坡亦戏言之，非不知渊明也。”叶寘也在为杜甫与苏轼开脱，认为他们是在开玩笑，不是真的不理解陶潜，即不是“讥病渊明”。但是，根据黄庭坚的逻辑，“讥病渊明”者皆“俗人”，苏轼是在“讥病渊明”，故而苏轼亦“俗人”也，亦痴人说梦也。

明明是“讥病渊明”的，因此，辛弃疾《书渊明诗后》诗则直接批评苏轼云：“渊明避俗未闻道，此是东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闻道更谁闻。”他认为陶潜已到达“身似枯株心似水”的境界，岂可“笑”其未“闻道”呢？或许是稼轩不敢直接批评杜圣，而将“避俗”言也让苏轼一人承担了。辛弃疾还有一首《感怀示儿辈》诗：“穷处幽人乐，徂年烈士悲。归田曾有志，责子且无诗。旧恨王夷甫，新交蔡克儿。渊明去我久，此意有谁知。”诗中的“责子且无诗”句，似也属于“亦戏言之”的意味吧。

辛弃疾认为苏轼说陶潜“未闻道”是“讥病渊明”的。他似乎没有评价杜甫。那么，杜甫说陶潜“未必能达道”也是“讥病渊明”吗？清代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在《题亡儿书陶靖节文》中直接批评杜甫说：“少陵野老，讥陶公未必能达道，非笃论也。”此言不是遮遮掩掩的，他明确地说杜是讥陶公的，而且明确表态说此讥是不确切的，即“非笃论”。 何以见得不是“笃论”呢？朱彝尊虽然没有明说，可以肯定的是，其主要是针对杜诗“未必能达道”说，言外之意是陶公已“达道”。应该说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南宋的葛立方在其《韵语阳秋》卷十里有一段话，似乎也是参与“达道”与否之讨论的，但几乎没有发表议论，通篇都是在比较二者的怜子诗：“陶渊明《命子》篇则曰：‘夙兴夜寐，愿尔之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责子》篇则曰：‘虽有五男儿，揔不好纸笔。’‘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告俨等疏》则曰：‘鲍叔、管仲，同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而况同父之人哉！’则渊明之子未必贤也。故杜子美论之曰：‘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然子美于诸子，亦未为忘情者。子美《遣兴》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又《忆幼子》诗云：‘别离惊节换，聪惠与谁论。’‘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得家书》云：‘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战。’观此数诗，于诸子钟情尤甚于渊明矣。”此段文字的意思原来也是认为杜诗是讥刺陶潜的，也认为说陶“未必能达道”乃非“笃论”也。意谓：杜老你就不要讥刺陶令啦，你比陶潜还要怜子，对诸子还要不能忘情。言下之意是：你之不能“达道”远甚陶潜也。

概言之：杜诗确是“讥病渊明”的。古人虽多已见出，却碍于陶潜的“高节”性，而不敢言、不便言、不直言耳。

杜说陶“未必能达道”乃“非笃论”吗？

陶潜生前是以“人德”著称的，而其诗在《诗品》中列为中品。钟嵘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陶渊明逝世百年后，萧统收录其诗文并编纂成《陶渊明集》，并亲为其序而高度赞美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说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萧统对于陶潜也主要是从“人德”方面推崇的。自唐以降，陶渊明迅速地高大起来，造神一样被造成一个忘怀世事、绝弃名利的圣人。这也定势了我们的思维，即便是我们从其诗中读出了其世俗的一面而也不敢往此上想。特别是“为尊者讳”的思维，影响了我们对前贤的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即便是诗圣杜甫说出了陶潜“未必能达道”的实话，也让人怀疑或否定。

我们以为，杜甫认为陶潜“未必能达道”，是说了一句大实话。杜甫《遣兴》诗的中心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而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又终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怀得失。杜甫作此诗，似也并不能排斥是“自遣”的，或所谓“聊托之渊明以解嘲”。

杜甫《遣兴》诗写于其生活极端困境时，其中戏谑味是明显的，似夹杂有自怨自叹的无奈与感喟，言外之意是：难啊难，陶潜且不能免俗，何况吾辈乎。不过，以杜甫看来，陶潜不能免俗是肯定的。诗共八句，前半说其未能“达道”；后半说其未能“达生”。都是先说观点，说看法，后作例证。诗的第一句很有意味，“陶潜避俗翁”句意谓：陶潜是很想免俗的，归田而“避俗”。也就是说，陶潜主观上是想免俗的。但是，客观上呢？至少是从客观上说，他却没有能够免俗，即未能“达道”，未能彻悟世事而不受世事所牵累。杜甫说的那个“道”，不是自然规律，也不是道德法则，更不是儒、道之辨的“道”，其所言之“达道”，即是忘怀世情俗事的超然物外，即是不为世俗所累的彻底放下。

杜甫言之凿凿地说：“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二句意谓：细读其诗集，其中多有叹苦恨穷之意。意思是，陶潜不能免俗，我是从他的诗之读出来的。渊明诗中多“恨枯槁”苦于生活困境，患于生存危机，怎么可以说其已“达道”呢？从上下文的意思看，此“枯槁”当是用以证未必达道之观点的，言其仍然为生计所困而为穷愁所扰。陶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第十二）此诗中“枯槁”的反义词是“滋润”，指生活不滋润而一生清苦穷困。陶诗中常有“枯槁”的讨论，如“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等。其《饮酒二十首》第十六，通篇反思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诗写自己贫困而孤独的现实处境，写自己为穷困所埋没的心理苦闷，而以张仲蔚自比，认为没有像刘龚那样能了解自己的人，所以心中真情就始终不能表露了。诗中的孟公，是东汉刘龚的字。据《高土传》记载，东汉张仲蔚隐居不仕，“常据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生，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通篇为“淹留遂无成”的意识所笼罩，而非常想有个像“孟公”的人来赏识他。看来，陶潜这个“避俗”老头儿还是未必能够真正免俗也。虽然他宣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说自小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本性与气质，天性就热爱自然，而其诗中也一再宣称自己具有这种不适俗韵的品性。

北宋著名诗评家黄彻《䂬溪诗话》卷七云：“渊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叹时化推迁者，盖伤时之急于声利也。老杜非畏乱离，其所以愁愤于干戈盗贼者，盖以王室元元为怀也。俗士何以识之。”黄彻读陶诗，不属于看见了“枯槁”而说没有看见的那种，显然，他是承认陶诗中亦多言“枯槁”的，只是他为尊者讳，认为其“枯槁”之叹，非自“畏”也，而“伤时”也。这与杜甫同，都忧的是国而忧的是民也。古代诗话，总有将诗人与诗往好处想的倾向，好人就一应俱好，甚至是不乏过度阐释的。陶潜自唐宋以降，其“高节”愈发神圣化，其不仅绝弃功名利禄，似乎连家庭与自我都彻底淡忘了。可是，鲁迅先生不这么看，其《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文中指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甚而至于，“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陶潜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可做，也不管做什么官，不管为哪家做。陶潜自辞彭泽令，似乎也不全是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自己是“误落尘网中”，但是其辞归的思想又是十分纠结也非常矛盾的。他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这宦海沉浮的十三年，满打满算的也没有几年时间。其辞官之际所作《归去来兮辞》，是其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篇渲染的是归家后出世之乐，然而在文字背后却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或者说，诗人是在用想象中的欢乐来压抑自己现实中的痛苦，表现的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境，是掩饰不住的内心苦涩。其文之开篇就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既然心为形役，怎么能够没有悲愁？改为陈述句就是，我已经将形让心役，再也没有了世俗之绊，那应该就没有任何惆怅与悲愁了吧。而文中像“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等，则直言其处于“出世”与“入世”之矛盾中难以自拔的痛苦状态。诚如宋代施德操评曰：“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北窗炙輠录》）杜甫深刻，也敢说，看到其诗中不能参透人生而忘怀世事的深沉思想。

杜甫诗的后半，实际上说其未能“达生”。意谓：陶潜别说达道，达生尚且未能做到。于是，杜甫举例说其“责子”诗，对其五子之成器与否还是非常挂虑的。意思是，虽然你欲避俗而不受世事牵累，却仍然少不了怀有普通老人的舐犊深情，为五子不能出息而烦恼。清人杨夔生在《匏园掌录》中说：“陶公终日为儿子虑，虑及僮仆、衣食、诗书，何其真也；将儿子贫苦、愚拙种种烦恼都作下酒物，何其达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杨氏认为，唯其真，而才有“终日为儿子虑”，也才有“责子”。其实，陶潜也是非常希望儿子们有出息的，期望他们迅速成长，去获取功业。陶潜的《命子》诗，据考写于其三十八岁时。诗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说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从他为儿子取名，可见其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命子》诗曰：“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为“俨”，字“求思”，极有深意。何谓“俨”？《尔雅·释诂》：“俨若思。”何谓“求思”，即希望像“思”那样。名与字中均重复“思”的意思。“思”者何也？“思”即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字。子思著有《子思》23篇，据说《中庸》也是他的作品，而被尊为“述圣”。陶渊明希望自己的儿子俨也要象子思一样有出息有作为。因此，陶潜对儿子是有其严格要求的，有其秉承陶门家风之厚望的。有人认为，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此五柳乃指其五子。《周易》有“枯杨生稊”说，陶潜自己已无可能成为陶侃那样的人物，将振兴陶门的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中国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是期望子孙中出现三公五侯。五柳之象征说也可自圆。总之，陶渊明期盼五子成龙的心情极其强烈，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将子之贤愚而挂于怀抱也。他自己就说过：“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七首》其七）。因此，杜甫追问曰：“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意谓：陶潜你果达道且达生的旷达，何必介怀于子嗣的贤愚呢？

杜甫诗中所说的“达道”，显然是指通达世事，彻悟人生。而却引发了此“道”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讨论。至于说“陶渊明无功德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何耶？盖颜子以退为进，宁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欤？”（林逋《省心录》）“不惧饥寒，达天安命，陶公人品，不在季次、原宪下，而概以晋人视之何？”（沈德潜《古诗源》）等等，将陶潜比作古之圣贤，这些都是衡之以“德”的。此德非“达道”之“道”也。也不可混同，纵然其道德高尚，然并不能代表其一定能够免俗也。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官至宰相，是个有学问的人，其学以朱熹为宗。他在《跋黄瀛甫拟陶诗》中写的：“予闻近世之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指则出于庄、老，康节之辞若卑，而其指则原于六经。’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谭嗣同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其在《致刘淞芙书》中说：“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其诗所以多中正和平之音，正是他“涵养深纯”的结果，是“经术之效也”。谭嗣同还说自己曾经说过：“学诗宜穷经，方不终身囿于词人。”真西山为了说明陶渊明学问“正自经术中来”的观点，举例简评曰：“《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其无意于世事，并不等于其忘却世事。尽管其辞官归隐而清蹈衡门，诗人大唱自然真趣，但世事忧心与思想矛盾则隐约其诗中的。

清代位极人臣的张廷玉在其《澄怀园语》说：“子美之贬渊明，盖正论也。”意谓杜甫是在贬损陶渊明。其实话不能这么说，杜甫以诗论陶，说陶潜也不能免俗，只是说了句大实话。

陶潜《责子》不是责子之不肖吗？

陶潜也是不能免俗的，他也有不能免俗的忧愁。在现实生活中，陶渊明是个失败者，他事业失败，又不擅处世，不擅营生，不会耕种，不会治家，也不擅教子。《归园田居》五首几乎将其这些特点都概括出来了。虽然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且“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然而，“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满以为可以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自己，也养活全家的，然而事与愿违，不仅自己弄得没有了一点尊严，也让家人受累，让其妻子们过不上起码的温饱日子。杜甫的《遣兴》（“陶潜避俗翁”）主要是就其《责子》诗而发的议论，认为陶潜归田避俗却并没有能够免俗。或言之，如果你陶潜真是忘怀得失的话，就大可不必“责子”，大可不必将儿子们的好坏记挂于心了。我们看看陶潜在《责子》诗中是怎么表述的？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诗以“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二句，总写儿子不中用，不喜读书，不求上进。接着分写：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而懒惰无比。阿宣是老二，行将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阿雍、阿端都十三岁了也不识数，六与七都数不过来。老五通子，快九岁了，只知贪吃，不知其它。

于此可见，陶渊明对他的这五个不成器的儿子是很不满意的，或者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开篇就先直言自己已老迈，白发已布满了两鬓了，肌肤松弛也不再丰满了。因为年老而来日不多，也才愈发为儿子们没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也才发生了此“责”。诗中所表达的这种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的。看来“避俗”的陶翁，一点儿也不能超脱，而不可能真正进入忘怀得失的境界。陶潜虽弃绝仕途，他还是个社会的人，终究不能回到蛮荒。他可以不要功名，但他还有家庭与子女；他可能脱离了社会，但绝非脱离了文明；他可以沉迷“杯中物”，但毕竟还有不是酒醉糊涂的清醒。因为心系五子的前途，挂虑他们的品学好坏及成器与否，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责”。我们不能因为此“责”不是板着面孔的教训，就认为这不是“责”；我们更不能因为把其“责”视为责了，就贬低了陶潜。杜甫说陶潜不能“达道”，是说他虽然想要放下尘俗世事却还是没有放得下。

我们以为，杜甫此论非常精辟。倒是有些与杜甫理解相左的人，囿于为尊者讳的思维，硬要把陶潜说成是个世事通达、忘怀得失而一成不变的世外高人，硬要强调其戏谑的个性，而歪读了陶潜，连明明是“责”子，都不愿这么解，甚至不愿这么去想。此诗的题目是《责子》，其创作动因也是“责”子，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分明是以诸子不肖为恨的诗意。而其对五子的批评，或可有被夸大之嫌，甚至是漫画化了的笔法，但是，其五子之不肖则是事实，顶多只是可以说成其采用幽默的口吻纪实。如果这不是“责”子，难不成是在“颂”子？恰恰相反，这种戏谑之责而非雷霆之怒的责，才真正表现出诗人的舐犊情深，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真正痛苦，也反映了他教子无方的无奈。看来诗人平日并没有少“责”，而只是“责”之没有效果，于是也才有了“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旷达”式的放弃。陶潜在将儿子一一数落之后，说：这也许是天意吧，管他这么多的？还是喝酒去吧。这似乎倒有点“达道”的意味。陶潜的五子让人既好气、又好笑；陶潜的这种态度也让人既好气、又好笑。没有家庭责任感，对子女也不负责任，只管自己享乐，今日有酒今日醉。萧统《陶渊明传》半数以上的文字用来记载陶潜与酒的趣事：

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因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

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当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 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说到饮酒，人多将陶潜与阮籍比。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时多。陶渊明与阮籍一样，都是个极其痛苦的人，陶潜不同于阮籍的是，他以酒寄情入诗，诗中“篇篇有酒”（萧统语）。其诗中多处说到他是靠酒来遗忘世事的：“日醉或能忘”；“酒能祛百虑”；“载醪祛所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其《饮酒二十首并序》之序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序中交代了其《饮酒二十首》的成诗过程。可见，酒不仅是陶潜遣忧除闷的“忘忧物”，也是他创作的催化剂，是他生命的主要内容与乐趣。用现代医学的观点，说陶潜是酒精依赖，也是一点也不诋毁他的。《饮酒二十首》的最后他这样唱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自嘲且自宽，而绝无自责之意。

陶潜的《责子》诗中责子，批评儿子不求上进，评价儿子的无能，让我们看到了陶潜的忧心，看到了他对自己教子无方的自惭。应该说，其五个儿子都这样的“窝囊”陶潜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与子俨等疏》中则将责任全揽了下来。全文如下：

告俨、俟、份、佚、佟：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此疏与《责子》几乎写于同时，其中所流露出来的是无奈与遗憾，以及愧疚不安，还有深深的自责，其望子成龙的期望已荡然无存，也没有了责子的痛苦，只是希望他们安贫乐道，和睦相处。其中第二自然段说：主要是因为自己性格刚直而不能逢迎取巧，且与社会人事多忤逆而不相合，结果是作践了自己，也作践家庭，让你们五个从小就跟着我过着贫穷饥寒的生活，弄得很没有尊严可言。陶渊明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福的，其五子不仅无能，而且似乎还不团结（最后一个自然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仅对儿子们不满意，对邻居不满意、对老婆也不满意（“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因此，渊明所面对的艰难，不仅是饥饿，更为沉重的是家人和整个社会的不理解的世俗压力，其诗文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牵心挂肚的一种忧患感，即杜甫所说的未能“达道”也未能“达生”。

《蔡宽夫诗话》：“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退闲，放荡物外，若真能脱屣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校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惟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之十二）此诗话比较三者而盛赞陶潜，说其是真正做到了“超世遗物”的。然真正的“达道”或“达生”谈何容易！中国的文人与政治天生有其不解之缘。余恕诚先生指出：“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介入有关。”因此，“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隘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得多馀。”自古文人要真正摆脱传统儒家的用世思想，要真正放弃大济苍生的社会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孟做不到，李杜做不到，陶渊明也做不到。陶渊明进退而皆忧，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营生，其悲剧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即便是退隐而其心还是不得不为生计而为世俗所驱使，一生深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其生存困境，特别是物质生活的困扰，使其怎么也不可能“达道”抑或“达生”（杜甫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