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giarize 现代学术不端的三种类型，千万别沾，沾上轻者身败名裂，重者……

据学术史记载，虽然早在20世纪初，某些科学家巳被怀疑有捏造实验数据之嫌，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Michael Kalichman提到孟德尔、巴斯德等的实验数据，但此类怀疑至今并未获得充分认证。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或许因学术评价制度不合理、学术监管缺位、学术规范不健全，抑或因种种利益驱动，违反学术道德的事件在国内外学界屡屡频现。这在引起学界与有关监管层高度关注的同时，随着学术研究新状况所反映的经验事实的不断积累以及人们对这些经验事实认识的深化，也就有了具现代内涵的“学术不端” 概念 。

“学术不端” ，意指学术界的弄虚作假、行为不良或失范的学术风气。因学术不端阻碍学术进步、违背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背离科学实验数据的真实诚信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学术形象，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

具现代内涵的学术不端行为虽然意图各异、形式多样，但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

篡改——随意取舍与修改事实

当研究者发现，经观察、实验或社会调研所取得的原始数据、资料不理想，某些数据、资料甚至与研究方案预测的结果相矛盾或冲突，面对此类困境，一般可有多种选择：中止本项研究；或重新实施搜集经验事实的研究实践，对巳获数据、资料加以检验；或转换思路、另辟蹊径，重新设计新的研究方案，再实施以搜集经验事实为目的的研究实践。但部分研究者则不然，他们不去分析这些不理想数据、资料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及其纠偏的应对之策，而是想方设法对现有数据、资料进行纯主观的加工处理 ，或拼凑数据、资料，或改变和省略某些数据、资料，以便使改变后的数据、资料尽可能支持自己的假设、或使其与预设的结果相符合，这种随意取舍与修改事实的行为取向即为“学术篡改” 。

2011年夏天，一位备受学界尊重的心理学教授因篡改实验数据、资料一夜间变成了心理学史上最大的学术骗子，他就是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1997年，斯塔佩尔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在此后3年的任教中，斯塔佩尔仅写了几篇反响平平的论文。

2000年，他来到格罗宁根大学任教。在这里，斯塔佩尔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人们是否潜意识地受到暗示的影响？ 为此，他设计了实验情境：要求实验对象坐在电脑前，屏幕上突然闪现一个词或者一个图像，但词或图闪现的时间仅为0.1秒钟，即当词或图还未足够的时间进入实验对象意识之中时便消失了。

随后，实验对象会被要求做一件事，以便考察暗示是否会造成影响。在以本科生为对象的实验中，斯塔佩尔要求实验对象在观看了闪现的照片后给自己的容貌打分，闪现的图片有两种，一种是一张漂亮的人脸，另一种是不漂亮的人脸。斯塔佩尔的假设是，比起那些看到不漂亮人脸的人来说，看到那些漂亮人脸的人应该会通过自动的异化效应给自己的容貌打较低的分，但实验并没有获得斯塔佩尔所期望的结果。这时，他只有两个选择——终止这项研究，或者重新设计实验。

此时，他因抉择困难而花费了许多时间，最终他决定拼凑和编造实验数据。幸运的是，2004年该项“研究成果” 竟然被发表在了《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斯塔佩尔在兴奋之余，开始“意识到原来编造数据是可行的”。 2006年，斯塔佩尔来到蒂尔堡大学。大批学生开始涌向他的实验室，斯塔佩尔的影响力日益增大。2010年9月，他成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系主任。

此时，他完全可以把事业重心从学术研究转移到行政管理方面，但无法抗拒编造数据的快感使他忙于编撰一篇关于乌得勒支火车站的学术论文，该论文于次年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学术威望的提升，引来更多的同事期待与斯塔佩尔合作科研。此后，斯塔佩尔在研究“人们会不会在被暗示“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后消费更多的东西” ？以及“看到别人哭泣是否会引发情感认同”？等课题中均采用了拼凑和编造实验数据的手法，而此类“研究成果” 均被顺利地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但斯塔佩尔因不管做任何实验都能取得漂亮的数据，则使同事们感到惊奇。

据此，一位年轻教授想通过与斯塔佩尔的合作来观察他的工作方式，想仔细看看斯塔佩尔的那些漂亮的数据是怎样获得的。于是，他俩一起设计了一些实验来研究“那些让人们意识到金融危机的商店会拥有更大方的顾客” 。两个月后，斯塔佩尔称巳“一帆风顺地”完成了这些实验。他说他找到了对于金融危机的意识跟人们的慷慨程度有统计学意义上的联系。而当这位年轻教授认真分析了斯塔佩尔所获取的实验数据后，发现其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数据，这证实斯塔佩尔有篡改数据之嫌。

此后，两名研究生也向校方反映，指控斯塔佩尔涉嫌学术不端。为探明事实真相，斯塔佩尔工作过的3所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蒂尔堡大学）组成了联合调查小组，对斯塔佩尔之前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进行彻查，以认定他是否对实验数据进行了随意取舍与修改。一周后，蒂尔堡大学将斯塔佩尔解雇，并为宣布他的不端行为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此事在荷兰引起了轰动，成了媒体几个月津津乐道的话题。

伪造——编制虚假的科研成果

伪造比篡改更为严重，即完全随意化编造数据、资料与情境，甚至编造子虚乌有的科研成果，试图以学术骗局获取名誉、地位。在国际学术界，藤村新一的考古造假事件是典型案例之一。

藤村新一，一名业余考古学家。由于他“运气”极佳，接二连三的惊人“发现”不断把日本的历史向前推进，他一度成了日本最著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石器神手”。 然而，对于藤村新一的“学术成就” 及其所获的名誉地位，部分考古学家私下觉得藤村新一不仅是运气，很可能还有其他把戏。因为，日本的多处重大考古发现均出自藤村新一一人，即藤村新一在场就有“发现” ，而藤村新一不在场则一无所获。

此外，有的学者还对藤村新一发掘的旧石器的形状、排列与地层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发现其中疑点诸多。诸多质疑引起了日本考古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警觉。为此，日本《每日新闻》的调查人员在藤村新一进行发掘的上高森遗址现场安装了数台隐藏的监视摄像机。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监视与摄像，终于在2000年10月22日，拍到了藤村新一小心翼翼地将来路不明的器物埋入他于次日要“发现”它们的发掘现场。

次日，藤村新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又发现了一处极其古老的遗址，在年代测定为五十七万年前的火山灰层下发现了一堆石器。而《每日新闻》在11月5日则公开了藤村新一造假的照片，照片显示这位“石器之神”正从一只塑料袋内拿出所谓的“旧石器”埋进上高森考古遗址。无可抵赖的骗局披露几小时后，懊悔和精神崩溃的藤村新一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学术作假行为。

为彻查藤村新一造假事件，日本考古协会于2001年6月设立了专门委员会，即前·中期旧石器问题调查研究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别委员会”） 。该特别委员会多次找藤村新一谈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藤村新一终于在2001年9月下旬向特别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自1981年以来从事造假活动的遗址名单。此后，特别委员会又在各地进行了仔细核实，最终公布了历时两年多完成的调查结果。该调查结果显示：在藤村新一参与开挖的178处考古遗址中，至少有159处涉嫌造假。他的造假几乎从1981年他刚参加考古工作时就开始了。

藤村新一之所以会将学术造假发展到如此田地，是因为追求名利所萌发的侥幸行为屡屡得逞，这种效应的不断强化，使得无法抗拒的造假成了他的一种需要，于是经常设计虚假场境，胡乱编造数据、资料与学术成果便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抄窃——侵占他人的学术成果

抄窃是指“学术抄袭” 与“学术剽窃” ，属严重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不端行为。虽然我国1991年制订的著作权法将抄袭、剽窃列为同一性质的侵权行为，在英语中“抄袭” 与“剽窃”也很接近，同以plagiarize来表达。然而，当前认同学术抄袭和学术剽窃有所区别的学者却日益增多。

在论文或专著中表达自己学术观点时，未经他人许可或授权，直接摘抄一定长度（甚至整篇大面积的摘抄）蕴含他人学术观点的原始语句、或将他人（或多人）文章中的原始语句加以拼接，直接用于自己文章中且不做标注的侵权行为称为“学术抄袭”。

例如，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Karl Theodor zu Guttenberg）自2009年在政坛亮相以来，一直是默克尔内阁里最受欢迎的政治明星。他先担任经济部长，随后改任国防部长。上任时，古滕贝格是万人迷，作为当时德国最年轻的经济部长，他短短几个月赢得70％的支持率，人称“德国奥巴马”。 人们甚至一度预测，他会是默克尔的继任者。

然而，2011年2月，德国不莱梅大学法学院教授雷斯卡诺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多处引用了报纸和学术文章却未注明出处，其中一整段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自一篇新闻报道，论文中一些引用内容的出处也标注错误。

由此，古滕贝格陷入了媒体质疑漩涡，拜罗伊特大学的学术监察专员也对古滕贝格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认真核查，认定论文属严重抄袭。“论文抄袭” 这一学术丑闻传开后，古滕贝格的闪亮星途瞬间黯淡下去，有上百人以“侵犯知识产权”向他提出刑法检举，检察院正式审理调查。为此，古滕贝格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并道歉，但他并没得到民众的原谅。

于是，他无奈地向拜罗伊特大学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自己的博士学位。古滕贝格被剥夺了博士学位，而德国政界和民众依然不满意，因古滕贝格无视科学的严肃、无视高等学府的尊严，居然把博士论文当儿戏，从根本上亵渎了科学精神，亵渎了德意志引以为骄傲的民族传统，使德国学术界在国际社会蒙羞。

因而，德国上下掀起了大讨论，民众不断施压要求古滕贝格辞职。由于要求古滕贝格辞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民众甚至举行游行向政府施压，这成了压倒古滕贝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古滕贝格因（法学）博士论文抄袭事件，不仅被大学取销了已经授予他的博士头衔，而且无脸面对国人，只得引咎辞去国防部长职位、永久告别了政坛。

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使学术信息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研究者要及时了解与掌握他人最新的研究现状与学术成果变得轻而易举，这为研究者撰写学术论文提供了便利，但也为哪些道德观念薄弱的研究者从事学术抄袭提供了现实条件。据学术不端案例分析，诸多研究者编撰的涉嫌抄袭之作大多利用了互联网所提供的便利。

例如，2006年10月中旬，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为写论文开题报告，在网上查寻资料过程中无意发现了两篇极为相像的文章。分别是《中国竞技体育利益格局衍变的研究》，载《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5月第26卷第3期，作者是许某和王恒同；《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载《体育科学》2000年9月第20卷第5期，作者是李艳翎和郑吾真。两篇文章雷同率达80%以上，雷同部分的字数与表述都一样 。

于是，该博士生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了《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部人员经认真调查证实，王恒同是抄袭者。据王恒同本人说，他对竞技体育一直比较关注，在网上查找资料时，发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分析》一文，该文没有标明出处、也未署名，“他觉得文章的观点跟他的想法比较吻合，所以就觉得可以用，可能用得多了一点” 。可见，王恒同之所以会想到要编撰抄袭之作是因为网络为他实施抄袭提供了便利。

在侵权方式上，学术抄袭是公开的照抄、照搬且不做标注的侵权行为，而学术剽窃则是在形式改变的表像中实现隐蔽性的窃取。就学术道德层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言，学术剽窃比学术抄袭更为严重。

劳伦斯·却伯（Laurence H.Tribe）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二战期间，却伯的父母与一大批犹太人难民逃离战火纷飞的东欧来到上诲。1941年，却伯出生于上海。度过难忘的童年时代后，却伯赴美谋生，成为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他凭借犹太人的天赋与苦学，单枪匹马，在美国打出一片“天地”，最终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且获得哈佛大学地位最尊崇的校级教授头衔。

不料风云突变，2004年10月，美国《旗帜周刊》指控却伯犯了学术剽窃丑行。《旗帜周刊》指控的论据是，1985年却伯教授在出版的通俗著作《上帝拯救这个尊崇的法院》中，有一句共19个单词剽窃了弗吉尼亚大学亨利·亚伯拉罕﹝Henry Abraham﹞教授出版于1974年的一本名为《大法官与总统》的著作。当时却伯认为，《上帝拯救这个尊崇的法院》是一本通俗著作而非学术作品，因而却伯在该书中删除了所有脚注和尾注，但背景文献中仍提及亚伯拉罕教授这部著作。由于百密一疏，未注明出处，剽窃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亚伯拉罕的著作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无可辩驳。

据此，哈佛大学成立了由哈佛前校长博克组成的三人调查委员会。7个月之后，调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根据报告的意见，哈佛校长萨默斯先生及法学院院长卡根于2005年4月联袂发表新闻稿，向社会表达了校、院两方的立场：却伯教授的剽窃违反了学术伦理，所幸只涉及个别措辞，而非核心观点，故不予以处罚。但却伯教授几十年来期待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夙愿，从此梦碎。

如对上述有关篡改、伪造与抄窃的典型案例细加分析，便能从中获得诸多启迪：

首先，典型案例告诫我们，违反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的行为不能做。因为，做了必将受到严厉的学术规范的惩处，以至身败名裂，痛悔终身，这值得记取。

其次，典型案例告诫我们，学术研究中任何投机取巧、侥幸心理要不得。因为，如心存侥幸犯了学术不端（即使是相对轻微的过错，如同却伯仅剽窃了十几个单词），即使几十年之后，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一定条件下仍难逃脱被揭发的宿命。所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

第三，典型案例还告诫我们，研究者要提高认识，强化自律意识；切实了解、熟悉与牢记学术规范；碰到困难或诱惑时，能凭借顽强的意志克服冲动与杂念，这样才能使自已的行为取向始终为理性所掌控，不至于触碰“学术高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