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 横扫年末文学榜单的90万字长篇《应物兄》是怎样一部作品，竟让评论家“掐”了起来

“现在的研讨会，太程序化！不知是为了宣传需要还是什么……”12月24日，上海作协大厅，资深评论家程德培有些忿忿然，“哪像1980年代，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这天下午，在这个举办过无数作品研讨会的地方，进行的是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的研讨会。作者李洱坐在正中，两旁排开的是上海本地和各地赶来的评论家、作家。研讨会虽未进行到“面红耳赤”的地步，但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人发言，有人反驳，话筒在席间迅速传递，乃至有人愤而离席。正如由连篇对话串联起的《应物兄》，这场围绕作品展开的研讨会在对话间火花四溅。

什么样的作品能让评论家们“吵”起来？李洱这部《应物兄》写了13年，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披阅增删，用同济大学教授、评论家王鸿生的话来说，“攥在手里的文字都快捏出水来了吧，修改仍是没完没了”。自2001年的《花腔》、2004年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李洱忙工作、忙孩子、忙着替人做嫁衣、忙着组织和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作为一个在海内外颇具声名的作家，正值盛年，又处在文学圈的漩涡里，这个人承受了多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我们不知道。一边在日常消耗里谈笑风生，一边默默运斤、吐丝结茧，他是如何应对外在的压力和自我的分裂的？我们也不知道。”《收获》主编程永新至少三次北上登门，求来了这部书稿。直到2018年11月底，在截稿的最后一刻，这部百万言左右的长篇小说才陆陆续续“吐”完。文学圈流传多年的李洱在憋一个“大炮仗”的风闻，终于变成了事实。

程永新（左）与李洱

《应物兄》在《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分两次刊完，年末文学评选中，接连摘得《收获》长篇小说卷头名和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榜榜眼。用作家路内的话来说，“有了《应物兄》，今年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才算压住了”。也有人怀疑，碎片化的时代，还有人愿意读这么长的小说吗？

同济大学教授张生用“作者尽力、编辑尽力、读者也要尽力去读”评价《应物兄》，“对读者来说，这部小说不好进也不好出。读这部小说的乐趣不是情感上的，而是接受文化与智力的挑战的乐趣。就像埃科的小说是需要注释的，假如读者愿意接受文学的挑战，可以买一本《应物兄》放在案头——这是一部可以‘装x’的知识分子小说”。

此言一出，《上海文化》副主编、评论家张定浩当即抢过话筒表示抗议：“是读不下去还是不愿意读？就像埃科的《玫瑰之名》《傅科摆》在国外明明是畅销书，到了中国却变成‘天书’了。一百万字太长？网络小说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字，也没人嫌长啊？这本书翻开任何一页都可以读进去。不要把读者没有精力读，变成对作者的指责，这是很荒唐的。”顺便，张定浩还反驳了《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评论家方岩认为《应物兄》提供“知识之再教育”的说法，“小说里的知识是让读者产生信任感的，小说家不是带来新的知识，而是把默认的知识用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带来真实世界的新鲜感”。

洋洋近百万字的《应物兄》到底写了什么？小说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围绕“应物兄”串联起了3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体验和精神轨迹。且看《收获》编辑部编发的“编者的话”——“李洱借鉴了经史子集的叙事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人的言谈和举止。所有人，我们的父兄和姐妹，他们的生活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命运而呈现。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茫，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

作家金宇澄把《应物兄》比作升级版《围城》。《围城》的故事发生于战乱时代，而在今天平静如水的日子下，《应物兄》描绘的是更加复杂、更加暧昧的知识分子图像，“外国人要了解最近30年的中国知识界，看这部小说就够了”。

金宇澄还提及2014年的一件往事。那年，他与李洱在巴黎书展上相遇，李洱给了他一句忠告，“写了《繁花》以后，一个字也不要再写了”。等到《应物兄》出炉，金宇澄回味了一下，发觉李洱这句话恐怕不只是对他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应物兄》有这样的野心。相比《繁花》里突出的两个字“不响”，《应物兄》里充斥着对话，在金宇澄看来，这正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现实，通过众人的口口相传，带有各种人痕迹的现实扩大化了，也更暧昧不清了。“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一旦进入，你会迷失。人们就像蟋蟀一样，触角不断碰来碰去，中国式的交往是很热闹的。”

《应物兄》节选：“……应物兄觉得自己的后脖颈有些冷。就在这时，那蜜蜂怀抱着自己的头摇摇晃晃地起飞了，越过室外的花朵，蝴蝶，草丛，不见了。女生问道：“难道它没死？”华学明指了指小颜。小颜就替华学明解释说：“任何动物，首身分离并不意味着死亡。当然了，它最终还是会死的，因为没有脑袋会影响它的饮食。”（金宇澄配图）

评论家吴亮定义《应物兄》是一部从声音展开而终于沉默的小说。所谓“应物兄”正是“应物有声”，“我翻开这部小说四五十次，翻开的每一段几乎都有对话。这是一部让人觉得很噪的作品，仿佛不可能读完，但也正是这样才令人着迷，仿佛可以无限延伸。”“我喜欢这部魔鬼式的作品！”他作出结论。

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认为，《应物兄》提出了一个命题：到底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小说？约定俗成的常识是，好小说要读起来流畅。但小说发展到今天的任务是不是仅仅是讲故事？米兰·昆德拉定义小说为带有虚构人物的游戏为基础的长篇综合性散文。在王宏图看来，《应物兄》中的很多对谈就带有游戏性质，是对19世纪巴尔扎克式小说以前的美学的致敬或者说复活，也是对昆德拉理念的实践，那就是小说不仅满足于叙事和写实，还有对整个精神层面的塑造乃至反讽。“实验者常常是危险的，对于超越传统的小说，集合那么多知识，对现存观念和阅读兴趣造成极大冲击的小说，一般人肯定是拒绝的。但实验者也值得致敬，至少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文学的底气，有这样一部作品与宇宙相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部小说的很多地方我个人很喜欢，但也有地方不满足，但就像你对一个女性一见钟情，但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满足，大体喜欢就行。”王宏图的“大体喜欢论”引来一阵笑声。

程德培对小说的叙事视角提出了质疑。《应物兄》看似以“应物兄”的第三人称视角展开，但在小说一开始，作家就设定了“应物兄”能说两套话，除了人前的话，还有大家都听不到而唯有他自己能听到的话，“这实际上给叙述者开了一个方便之门，但从严格叙述视角来说，有犯规之处”。

“对长篇小说的理解和判断应该持开放性的艺术观念。”评论家王春林说，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现实看，存在三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第一种是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红楼梦》为典型，《应物兄》和王安忆的《天香》都属此类；第二种是类型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更多地与西方19世纪长篇小说的传统承接，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代表；第三种类型是篇幅体量不大的现代性长篇小说，比如王安忆今年的新作《考工记》。“就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而言，理想意义上应该具备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气象，天然地表现出复杂与丰富的气质。《应物兄》就是这样一部聚焦于学院和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长篇小说，试图全方位立体地概括表现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境况。小说中的很多细节耐人寻味。”

“李洱《应物兄》的发表是他创作路程的改弦更张还是顽固不化，他是把先锋小说的写法坚持到底还是某种程度上做了一点妥协，或者不是抵抗也不是妥协，而是朝另外一条路走得更远，这一点是更有意思的话题。”在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看来，李洱是以才学入小说这个类型的小说家历史上的第三人，前二位是李汝珍《镜花缘》和钱锺书《围城》。“李洱之所以有野心把那么多知识点囊括进13年的写作，无非是想通过小说的形式追问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到底处于何种状态。”

《应物兄》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评论家黄德海认为，《应物兄》是《繁花》之后又一部堪称事件性的小说。“是否存在一种小说，只有这个作家能写，其他人不能写？这样的小说其实在重新发明小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何平认为，《应物兄》和《繁花》一样，是无法复制的小说，“有很多小说经不起折腾，开一次研讨会、媒体上报道一下，就死亡了，不能再读了。《应物兄》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重读，可深可浅。”“李洱之前的很多小说是中国式的故事，可以放在世界范围内阅读，而《应物兄》是一本世界级小说，但恐怕只有中国知识分子能看明白。”路内说。

“这是世界级文本，或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的世界性文本，定义可能早了一点。首先，把它看完再说。”郜元宝说。

创作者说

十三年过去了。我想，我尽了力。

（《应物兄》后记）

2005年春天，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我动手写这部小说。

当时我在北大西门的畅春园，每天写作八个小时，进展非常顺利。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4月29日，小说已完成了前两章，计有十八万字。我原来的设想是写到二十五万字。我觉得，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合适的篇幅——这也是《花腔》删节之前的字数。偶尔会有朋友来聊天，看到贴在墙上的那幅字，他们都会笑起来。那幅字写的是：写长篇，迎奥运。我不喜欢运动，却是个体育迷。我想，2008年到来之前，我肯定会完成这部小说，然后就可以专心看北京奥运会了。

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完成当天的工作准备回家，突然被一辆奥迪轿车掀翻在地。昏迷中，我模模糊糊听到了围观者的议论：“这个人刚才还喊了一声完了。”那声音非常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稍微清醒之后，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后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硬要把我塞上车。那辆车没有牌照，后排还坐着两个人。我拒绝上车。我的直觉是，上了车可能就没命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在医院检查身体，能否回来一趟？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我。当天，我立即回到郑州。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腿怎么了？”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陪着父母无数次来往于济源、郑州、北京三地，辗转于多家医院，心中的哀痛无以言表。母亲住院期间，我偶尔也会打开电脑，写上几页。我做了很多笔记，写下了很多片断。电脑中的字数越来越多，但结尾却似乎遥遥无期。

母亲病重期间，有一次委婉提到，你还是应该有个孩子。如今想来，我对病痛中的母亲最大的安慰，就是让母亲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什么叫死。世界彻底改变了。

母亲去世后，这部小说又从头写起。几十万字的笔记和片段躺在那里，故事的起承转合长在心里，写起来却极不顺手。我曾多次想过放弃，开始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但它却命定般地紧抓着我，使我难以逃脱。母亲三周年祭奠活动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打开电脑，再次从头写起。这一次，我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写得意外顺畅。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常常以为很快就要写完了，但它却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生长着，顽强地生长着。电脑显示出的字数，一度竟达到了二百万字之多，让人惶惑。这期间，它写坏了三部电脑。但是，当朋友们问起小说的进展，除了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只能沉默。

事实上，我每天都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我有时候想，这部书大概永远完成不了。我甚至想过，是否就此经历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不完一部小说》。也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安慰自己，完不成也挺好：它只在我这儿成长，只属于我本人，这仿佛也是一件美妙的事。

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催促，如果不是意识到它也需要见到它的读者，这部小说可能真的无法完成。今天，当我终于把它带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

母亲也一定想知道它是否完成了。在此，我也把它献给母亲。

十三年过去了。我想，我尽了力。

我们还未撤离

（在《应物兄》研讨会上的发言）

很多人提到这本书写了13年，对于“13年”这个数字，我只是如实道出写这本书的过程，没有当成苦情戏的意思。2005年春天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确实没想到会写这么久。对我来说，13年不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因为写作时间长并不能保证小说就是好的，相反，写的时间短也不能说它不好。

不过，像这样一部小说，确实值得写13年。我和很多外国作家交流时也向他们打听，一部小说写13年是不是正常？我得到的答案是，写十年八年都很正常。可能只是中国作家的生产力水平太高了。一般情况下，智力中等如李洱，写13年是很正常的。

大家提到了写作难度和写作野心。其实，我没有野心，但确实感到难度。13年中，世界沧桑剧变，我的个人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心境非常苍凉。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写完已经年过五旬两鬓斑白了。作家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说完了，作家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之后，要让读者、批评家参与。作家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不应该有要求。

这个研讨会开得如此认真，让我感动。小说里有一句话，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这个研讨会让我感到，我们并没有撤离现场。如果事先做好准备撤离现场的准备，那我们已经开始打扫战场。战场有很多东西需要被打扫。

创作者小传

李洱，中国先锋文学之后重要的代表性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河南省专业作家，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9—2009）中国十佳长篇小说。主要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