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居事件 被取消澳大利亚永居权，知名华商黄向墨：待真相大白，他们要对我说“抱歉”

编者的话：数天前，在全球华人欢度春节，迎来新的一年之际，澳大利亚政府作出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吊销了一位知名华人富商的永居签证。按照一些澳大利亚媒体的说法，这位以侨领身份活跃在社交场合的华商涉嫌“干预”澳大利亚内政，澳安全情报局（ASIO）的一份文件概述了取消签证的理由。这位华人名叫黄向墨。

8日，他发表中英双语公开声明，指责澳方决定依据的是“莫须有”的猜测，“充满偏见、毫无依据”。其实，过去几年，因在澳公共事务中表现较为活跃，黄向墨曾经历过各种无端指责和炒作，他甚至将一家诬蔑他是间谍的媒体告上法庭。但如今，澳政府何以如此决绝地对待这样一名商人？11日，《环球时报》记者专访黄向墨，听他亲述背后的隐情。

“倘若我真有违法行为，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硬找个莫须有的借口了”

环球时报：您第一时间就得知永居签证被吊销了吗？这件事对您个人和企业会造成哪些影响？    

黄向墨：我是在我的澳大利亚律师收到澳内政部的通知后得知的，当时我在香港的家中。7年前，我从香港移居澳大利亚，频繁来往两地，因为都有生意要照料，与大多数在澳香港商人一样，算是“航天员”。    

我们全家三代人已经移居澳大利亚7年，除了我，他们都是澳大利亚公民。我的孩子在那里读书、工作、成家、生子，与其他华裔一样，他们早已完全融入，澳大利亚就是他们的家园。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外孙女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正在牙牙学语。我常常惦记她。    

这件事对我的生意也会有些影响，因为一些不知情的合作方可能会无谓地担心，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发出声明。ASIO的相关文件，明确表明我没有违反澳大利亚任何法律，但那些声称拿到情报局内部信息的记者却从不提及这点。这个信息，我必须告诉朋友们，告诉公众。当然，一个最为常识的判断就是，倘若我真有违法行为，ASIO根本就不需要硬找个“莫须有”的借口了。    

对我生意的影响没有对家庭生活影响那么大。一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生意只是我生意的一部分，二是这摊生意我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传给儿子。我很早就有传承计划，按部就班执行，去年就已完成澳大利亚公司的代际传承。这样既给年轻人充分的施展空间，也让我自己可全力聚焦全球业务的战略布局。    

环球时报：澳方给出的理由包括“性格原因”，澳内政部还担心，您在入籍面谈时的回答以及与ASIO等部门通信时提供的信息缺乏“可靠性”。对这些有些模糊的表述该如何理解？    

黄向墨：ASIO从未提供明确说明，在他们发给我的文档中，就是含糊其辞的，我不理解，我的律师不理解，也从未有机会对质。仅有的相对明确的理由是两个：一是我担任过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以及担任着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盟主席；二是说我有商业关系及亲属关系在中国。     

环球时报：这两点理由的逻辑何在？您过去在促统事业上做了哪些事情？    

黄向墨：ASIO将我致力于推动中国和平统一的言行，等同于危害澳洲国家安全，这里面的逻辑，我也搞不懂。毕竟，我的言行完全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及法律。    

我原以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即便地位再特殊，也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澳大利亚1972年就与中国建交了，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自己坚守一个中国的立场，也十分清楚两国之间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区别。 

某些媒体蹊跷地开展协同抹黑，

背后有一股力量……

        

环球时报：您是否知道自己被澳有关部门进行过“背景分析”？     

黄向墨：我一直以为，所有申请居留及入籍的人都会有背景分析，这大概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会去做的。但无论是基于法律法规，还是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都不应该泄露任何相关信息。几年来，部分媒体对我的抹黑，往往高调宣称是获得了情报局的内部消息。其实，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已有不少澳大利亚民众质疑记者是如何获取情报局内部情报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全隐患。     

环球时报：长期以来，澳舆论对您的政治捐款的怀疑声一直存在，我们得知这些捐款都是澳方政党主动请求的，那么您当初答应捐款主要是因为什么？    

黄向墨：我因应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请求给予他们政治捐款始于2012年，但所谓质疑是从2016年开始的。令人惊叹的是，平日竞争激烈的某些媒体突然步调一致，既有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的协同，也有私营媒体与国营媒体的协同，加上一些所谓智库学者的呼应。这很蹊跷。而据一些独立报道揭露，这些智库中有不少与某大国的军火企业相关。    

因此，确切地说，不是“澳方”对我的政治捐款有“怀疑”，而是某些媒体蹊跷地开展协同抹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媒体未必能代表澳大利亚整个舆论，甚至某家媒体上的某些报道也未必能代表这家媒体的所有编辑记者，反诘和反击他们言论的文章时有所见；某些报道确实能扭曲舆论、起到发出噪音的作用，但决不能代表民意、代表澳大利亚“沉默的大多数”。一些智库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都支持了这点。    

至于我当初答应捐款，我承认，其中当然有与人为善、不习惯“说不”的华人习惯，但更多的是我希望能促进华人在澳依法参政。     

环球时报：回过头看，您认为这件事是否只是个“意外”？其他在澳华人是否也面临这种危险？     

黄向墨：这一事件对我来说确实十分意外。相关部门对我长达两年的背景调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给我澄清的过程。挖地三尺，一无所获，倒是确认了我的言行没有任何违反澳大利亚法律之处。“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宣称民主、法治的体系，会放任情报机构的某些人用“莫须有”的罪名处罚一个毫无过错的永久居民。    

同样的风险当然也会降落到任何一个华人乃至其他族裔头上。海外华人是相当多元的，包括多元的政治理念，对于这个事件以及我本人有不同的解读。对此，我不仅理解，也十分尊重。但如果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及法律完全一致的言行都会受罚，处罚还会有标准吗？还有谁可能是安全的？今天，华人能因亲近中国而受罚，明天，其他族裔的人同样会因亲近自己的祖籍国而受罚。

这个国家有着“巨婴”的先天特性，

它的成长需要时间

    

环球时报：这几天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如何反应？有说法称这是澳大利亚在对待华人影响力方面的一个“分水岭事件”，是否有这么严重？     

黄向墨：前面已经谈了，某些报道、媒体不能代表澳大利亚的主流舆论。自2015年以来，部分澳媒对华人的抹黑攻击，已经上演了六季，当下是第六季。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相当多的文章对此予以批驳，发出了理性声音；也有不少的政、商、学界朋友给我送来问候与慰问。    

去年，澳各界2000多人、近300多个华人团体联合在悉尼隆重集会，纪念华人来澳200周年。联邦总理、反对党领袖以及各州州长分别给纪念大会发来贺信，以“全家福”方式体现了“全澳一家亲”。我很荣幸担任大会主席。     

尽管华人刻苦、温和，却依然与其他非欧裔族群一起遭遇过“白澳政策”迫害，这是澳大利亚伟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污点。1975 年《反种族歧视法》正式实施，宣告“白澳政策”终结。但近年来，一些噪音不时出现，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抬头迹象。至于我的这一事件是否会成为一个“分水岭”，我觉得尚需观察。相关法律程序漫长，还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法律、相信正义。    

环球时报：有媒体认为您成了党争的牺牲品？您认同吗？    

黄向墨：虽然我与不少澳政界人士都比较熟悉，但我只是一个捐款者，一个门槛外的人，对政党内部、政党之间的博弈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我的捐款，都是应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要求而捐献的，他们依法募捐，我依法捐赠，除一位议员在接受捐款很长时间后突然退回之外，我的所有政治捐款都被他们坦然接受。这也说明，他们对这些捐款的合法性有足够自信。（《澳大利亚人报》12日称，澳两大政党已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向黄向墨退回捐款——编者注）    

因此，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党争牺牲品。但我估计，在某些媒体能够进行离奇的协同报道，能大胆宣称自己获得了不该获得的情报机密背后，似乎有某种奇怪的力量在法律之外的暗黑之地运行。这肯定需要时间才能逐步揭秘。我有信心，真相大白之日，澳大利亚某些机构需要对我说声抱歉。    

环球时报：中澳关系这些年“磕磕绊绊”，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黄向墨：我不是国际关系专家，但在澳生活多年，对此也有些粗浅想法。中澳关系“磕磕绊绊”，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在新的国际关系下，澳大利亚还没有找到最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定位。    

澳大利亚的历史，决定了其有着“巨婴”的先天特性，这是客观事实，不必自卑。“巨婴”的成长需要时间，澳大利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华人是这个国家最早的建设者之一，是其无法割裂的一部分。我和我的家庭从香港移居到澳，不仅喜欢这里的风景与淳朴民风，也因这里本就是融入华人血脉的家园。7年来，我结交了不同族裔的很多朋友，这里的人民友好和善，反华排华者只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