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 贾平凹：《极花》写出我对农村说不出的感受

“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在最新长篇小说《极花》后记中，贾平凹这样写道。

14日，《极花》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继2011年出版67万字长篇小说《古炉》后，贾平凹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2013年出版《带灯》、2014年推出《老生》。今年《极花》登场，他自述：“《极花》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

《极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极花》的创作素材源于贾平凹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这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解救回来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十年了，她又是怎么活着？”

《极花》的故事主人公胡蝶是当代众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中的一个，她不甘于重复父辈的生活，急于摆脱农村的一切，到了城里，哪怕栖身在收破烂的房子里，她也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标准去生活、去审美。她喜欢高跟鞋、小西服，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但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在她第一次出去找工作时就被割断了，她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卖到西北一个叫不上名字来的村子。故事从这里开始，胡蝶的抗争、撕扯、疼痛也从这里开始，又到结束。

虽然《极花》从拐卖人口事件入手，但真正的着眼点却是当下中国最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和城市不断壮大、农村迅速凋敝的现状。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

"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要写离奇的故事"，14日发布会上，贾平凹说，“我想通过拐卖人口的故事表现最基层人群的生活。故事最后，村子里几乎没有女性了，姑娘都出去打工了，她们宁愿嫁到郊区，在城市漂泊，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年轻的媳妇一旦出去，就不回来了。偏远山区都是这样的情况，一些村庄开始消失。对此，我有说不出的感受，就想把它写出来。《古炉》、《带灯》是线性结构的，《极花》是写成一团的，把字数大大压缩，成了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

与近年创作的《古炉》《带灯》《老生》相比，《极花》的叙述方式颇为独特，贾平凹尝试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方式来写小说，试图达到传统美学物我合一的境界。“现在小说有太多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贾平凹解释，他的小说追求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成分的渲染，达到一种虚，也就是多意的东西。”

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用“一头沙漠里的骆驼”形容贾平凹，“30多年来，他迈着沉重雄厚的步伐，跋涉在现实生活的泥浆之上。他的创作反映了当代乡村的急剧变化，隐含极大的社会历史信息量。”

贾平凹则说，写作是自己生存的一个方式，“现代社会很多人特别焦虑、恐惧、紧张，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对我个人来说，写作就是找到安宁的过程。作品写出来之后希望更多人看到，希望和读者共同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