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辞书,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辞海》、《汉语大词典》之类的大部头,通过检索其中数以万计的词条,我们得以描绘和认识世界。

然而,在信息化时代,检索耗时、更新缓慢等缺点正制约着传统辞书的发展。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出版技术,昔日的皇皇巨著,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

传统辞书如何重获新生?8月14日,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2019上海书展“古今七日话辞书”系列第一场“辞书的文化担当”讲座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的平面辞书将向“融媒辞书”转变,通过权威内容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形成全新的辞书内容生产方式。

辞书承载民族记忆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目前全世界有7111种语言,有专家估计,到本世纪末,将有90%的语言濒临灭亡。“辞书作为语言的主要载体之一,在传承历史和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李宇明说。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辞典,全书收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涌现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修订本)、《大辞海》、《辞源》(修订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一批标志性辞书,改变了我国“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面貌。

在李宇明看来,辞书的主要功能是描写世界,因此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全部,“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辞书来表现。”但他同时指出,辞书不是简单地描写世界,而是根据民族的愿望描写世界,所以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每一本辞书都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建构得好就成为民族的知识体系。”

辞书发展面临三大问题

在数字出版时代,平面辞书的许多弊端,包括修订时间长、查检携带不方便,以及储存运输成本高等,越来越制约着普通读者对辞书的使用。李宇明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坦言,在这一表象背后,辞书的发展面临着三大问题。

首先是年轻编辑队伍的培养问题。一方面,因为企业改制以及营收压力等问题,辞书出版单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如从前,另一方面,年轻作者要胜任辞典工作,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时间成本较大。“我们的老作者都是几十年在辞典里磨出来的,他们基本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但如今大部分已垂垂老矣。”

其次是基金扶持问题。我国的品牌辞书很多都为国家重大立项工程,由国家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李宇明坦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对辞书的后续更新维护面临着不少经济压力。“能不能做到五年一修、十年一修?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最后是技术问题。李宇明认为,当前很多优秀的辞书编者熟悉的都是传统媒体技术,对互联网技术并不了解。“网络像大海,传统媒体未必能很好地在里面游泳,如何利用新技术手段,解决辞书未来发展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网络成为第一查检手段

互联网时代,辞书的用户群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90后为代表的“网络原住民”逐渐成为主体。“所谓的宅男宅女不是宅在家里,而是宅在手机里。”在李宇明看来,当前已进入“键盘时代”,“我们的知识传承,将来还是要靠这些网络原住民。”

此外,人们的辞书查检习惯也已发生了变化。网页检索、App检索等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同时,网络辞书人人可以创建、编辑词条的特性,使其内容丰富性大大增强。以百度百科为例,截止2019年8月14日,累计词条已超1400多万个,累计编辑已超1亿5000万次,参与编写人员达到680多万人。而32卷的纸质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条目数量只有6万个。

“网络已经是人们遇到问题第一查检的地方。”李宇明说。但他同时强调,平面辞书“内容权威”的优势没有改变。“平面辞书是‘桥栏杆’,有的人不查平面辞书不放心,但一般人不会去扶桥栏杆,所以它起的是保障作用。”

“融媒辞书”是必走之路

面对网络的巨大优势,传统辞书怎么发展?对此,李宇明认为,“融媒辞书”是必走之路。所谓“融媒”,是指将传统辞书的权威内容与高超的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形成全新的内容生产方式。换言之,要将网络辞书的灵活性和传统辞书的扎实内容融合,迎接5G时代和语言智能时代的到来,促进辞书的“智能化”。

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出版机构已经在“融媒辞书”方面做出初步探索。例如,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新华字典》App上线,完整收录了《新华字典》第11版纸书内容。

与纸质版不同的是,App支持动态和静态两种标准笔顺,并且提供“我来写写看”等功能,通过跟写和默写等交互技术,让学习者能够了解正确的笔顺笔画。App还支持由《新闻联播》原播音员李瑞英录制的原声播读,以及闯关竞赛等内容服务,可供读者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学习的乐趣。

此外,正在编纂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也将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把专家编纂的权威性和大众参与的开放性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形式的有机结合,从而满足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需求。

李宇明表示,当前,中国已经有定义“融媒辞书”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关键是我们需要行动起来,做辞书要有‘文化担当’,要充分把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智慧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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