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和教授和妻子在清华大学的合影。 发
北京9月9日电他身家千万,却把一件1美元的化纤毛衣穿了十几年。
他有一儿一女,却把全部积蓄都捐给了素不相识的孩子们。
他明知时日无多,却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发起了一场爱心接力。
他就是清华大学教授赵家和。
赵家和逝世4年后,他匿名资助贫困学子的故事不胫而走。人们在深深的震撼中,追忆着他的故事,也在无限的怀念中,追随着他的足迹。
赵家和教授在国外讲学。发
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2012年7月22日晚,一辆白色的面包车从清华大学校医院出发,载着一具老人捐献的遗体,飞驰向北京协和医院。
清华大学校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内,老人在最后的半年时间与肆虐的癌细胞抗争。晨曦时分,他常常坐在轮椅上,请护工推他去透透气,偶尔有气力,也会在荷花池边走一走。
来来往往的病友不知道,这个戴着眼镜、面带微笑的“赵老师”就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奠基人。他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离开这个世界,已然无惧无憾。
赵家和生前有个经营多年的“宏大计划”,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缜密严谨一步步达成自己的目标。2011年3月的一天,赵家和突然找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原党委书记陈章武,托付给他一项“秘密事业”——把他毕生积蓄1409万元以资产委托管理的形式,筹划成立“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
这1409万,源自赵家和20多万美元的投资款。
1998年,到深圳讲学的赵家和偶遇正在创办投资公司的学生刘迅。“他提出要拿点钱给我们试试看,我们感觉压力挺大,他是老师、又是前辈,都退休了,给我们这些钱干嘛呢?”刘迅说。
此后,赵家和先把约20万美金打给刘迅,又陆陆续续添了一些,有时是几千人民币,有时是几千美元,都是他马不停蹄在外讲学的劳务费或为公司咨询的顾问费。除了给刘迅的公司一些“醍醐灌顶”的指点,他从不过问资金的管理情况。
直到2005年,刘迅告诉他资金“翻了几个滚,到了500多万元”,赵家和才简单地在电话那头说了句:“嗯,可以做点事了。”
“当时他没有说要做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才告诉我要做助学,那一刻我被震撼了,赵老师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这笔钱不是用来改善生活,而是全部用于给穷苦孩子求学。”
实际上,得知有了启动资金后,赵家和就自己跑去北京远郊“做功课”。从实地调研到模型论证,他用去大半年时间,光是搭乘公交的车票就垒起厚厚一沓。老伴心疼他路途奔波,劝他包个车,他却说什么也不肯。
一个个问号,诉说着他细致入微的思考:高中?金额/人?何时到款?协议/合同格式?……在一个列满经济学公式的笔记本里,夹杂着很多泛黄的纸片,写着实地调研的各类情况。
“赵老师常常强调,资金有限,要花在穷孩子最需要的地方。”刘迅说,他觉得从小学到初中有义务教育减免政策,大学有国家助学贷款,高中孩子正是要劲的时候,需要钱。
2006年,赵家和的第一笔助学款从北京寄出。从此,江西、湖北、吉林、甘肃等地的很多学生重新走上了求学路。
2009年,他发现了资助学生过于分散导致“四处撒钱”的情况,决定从甘肃省白银市实验中学开始,尝试向西部转移。
赵家和的“计划”推进顺利。然而,命运弄人!此时的赵家和被查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向脊椎和脑部转移。这促使他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就在刘迅等少数知情人士“庆幸赵老师还有钱可以好好治疗”时,他却提出要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设立基金会。
为什么,在别人都要寻求安逸的晚年,他却选择去做一件“明知很难的事”?而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最后时光,他还坚持要把这件事“不折不扣地做下去”?
“赵老师心中有团火。”学生张陶伟说:“他常说,‘做任何事都要有个标准,就是看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记不清有多少次,赵家和躺在病房、打着点滴,仍坚持与陈章武等商议基金会的筹建事项。“他常说,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本事,不做锦上添花,就做一点雪中送炭的事吧。”
2012年初,基金会在兰州宣告成立,陈章武专门给赵家和致电报喜,“他只做了两点交代,一是在基金会宣告成立的新闻稿里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二是从兰州回到北京不要给他带任何礼物”。
尽管新闻稿后来改为“一位身患癌症的清华退休老教授捐的钱”,陈章武回京后还是“吃了批评”,因为赵家和认为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让别人联想到他。而甘肃校友捎来为他治病的虫草,他也坚持用自己的钱买了下来。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想过自己。”刘迅说,“他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超然而专注、简单而平实,让你不由得跟着他的脚步走。”
2012年7月22日17时30分,赵家和走了。仲夏时节的落日余晖,洒进小小的病房,照亮他消瘦而苍白的脸。
因为遗体要在限定时间内运往医院供研究使用,很多人虽匆匆赶来,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只是听医生说,他走得平静安详,眉目舒展。
好友刘尚俭说:“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曾说,‘我已经做了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求仁得仁,了无遗憾’。”
那天晚上,协和医院依循惯例,举行了简单的遗体接受仪式。没有花圈簇拥,也没有白菊黑纱,只有那句映在大厅屏幕上的话语,从此刻在送别者心中:
“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生在校园、长在校园,教书育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
一个褪了漆的双门书柜,一个有些歪斜的四轮置物架,一个小小窄窄的茶几和一个素色简易的三人转角沙发——这些就是赵家和家中客厅的全部家具。
他去世后,老伴吴嘉真常常一个人坐在这里,时而整理下他生前的笔记、书稿,时而出神望一会儿墙上悬挂的金婚纪念照——那是他去世前2个月,打起精神陪她在校园内拍摄的。
“他生在校园,长在校园,教书育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吴嘉真仰慕和欣赏的赵家和,就是一个“离不开学生”的人。
1934年9月,赵家和出生在清华园,他的父亲是法学系主任。在那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他在幼年就体尝了时局动荡、辗转迁徙的辛酸,又在少年时代目睹了西南联大师生追求进步、奋起抗争的历程。
“也许从那时起,赵老师就树立了一种对教育特殊而深厚的情感。”陈章武说。
1955年,赵家和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拿到了学校第一届“优良毕业生”奖状。这个被同学公认为“绝顶聪明”的人留校后就担任本科教学,他主持研究的电子材料也是很受关注的热门领域。196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校公认的骨干人才。
“当时我刚调到化学系搞新材料,听说他很厉害,就去请教,两个人在系馆的楼梯口简单交流了一下。”赵家和与吴嘉真这两个高才生,就这样在清华园初次相识。
从此,美丽的校园留下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印迹,也让赵家和对这个心灵的栖所有了更深的眷恋:在新斋宿舍留下第一张约会字条;在西大饭厅跳过第一支交谊舞;在工字厅门口散步聊天;在校医院迎接孩子第一声啼哭……
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两个分享着同一份热爱的人就这样携手同行,在三尺讲台释放着他们丰沛的才情。无论是困难时期的清贫困苦,还是文革时期的迫害摧残,赵家和与吴嘉真始终相依相守、淡然面对,俨然一对“神仙眷侣”。
1977年,学校委派赵家和筹建电化教育中心;1979年,学校又调他到科研处搞管理;1985年,年过半百的他再次转行,筹建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第一个文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每次接到新任务,言语不多的赵家和只说一个字“好”!有的同事为他丢了老本行“叫屈”,他却总是一笑置之。
在科研处做管理,赵家和因为外语好被派到国外采购设备,最终为学校带回了“腰斩”市场价格的计算机。
“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出国条件艰苦异常,赵老师既当领队又当翻译,20多天连轴转,回来瘦了十几斤,还落下了失眠的毛病。”83岁的老教授桂伟燮说。
筹建经管学院,赵家和主笔起草金融系的整个教学大纲,引入大量国家急需的切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国际教学资源。
“当时院办只有4张办公桌。不少主意都是老赵提出来的,事后证明也都正确。”85岁的学院老书记邵斌说。
从零开始,心甘情愿。满腔热忱,燃烧似火。
赵家和的英语在经管学院数一数二。他特别耐心地鼓励学生“要敢张嘴”,很多同学都忘不了他“鼓励的目光”。
“别看赵老师平时很和气,有一次遇到一个说国内这不好那不好的‘海归’,他当场就发火了。”经管学院副教授何平说。
清华园,见证了赵家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辈子,也深藏着这个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家国深沉而隽永的爱恋。
“他为助学基金会取名‘兴华’,既与‘清华’读音相近,也是‘振兴中华’之意。”刘迅说。
退休后,赵家和应邀赴美任教,讲授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两年多后,他带着20多万美元的讲学费,毅然回国。
“那时他对我说要回家,我们都以为他是打算带着美国的讲学费用回国做投资,没想到他后来隐姓埋名搞了助学。”好友刘尚俭说。
20多万美元,在当时颇为可观。为了攒下这笔钱,赵家和一家过着别人难以想象的“苦日子”。
进超市,直奔最便宜的鸡腿和法棍面包;买衣服,会拣1美元的化纤毛衣;“精打细算”的结果,是全家人后来都“怕吃鸡”。
“在美国最常见的一种紫黑色的苹果,我是这几年才知道叫蛇果,一直没吃过。”吴嘉真说着,淡淡笑着,有对那一段时光的回味,却没有对老伴的埋怨。
没有到访过赵家和家中的人很难相信,这位知名学者就住在清华校外一座20多层高的塔楼里,70多平方米的房子铺着最老式的地板砖,唯一一件与时代没有脱节的电器,还是学生几年前“实在看不过去,硬给买来装上的电视”。
打开老两口的衣柜,结婚时赵家和买给吴嘉真的咖啡色呢子大衣还显眼地挂在那里;8件领口和袖口磨得起毛的衬衣和4件西服就是赵家和的全部行头。
这一生,赵家和就是个“富有的穷人”,也是个“聪明的笨人”。
“赵老师喜欢摄影,人物、风景都照得很好,可直到他去世我们才发现他连一台专业相机都没有。”
“赵老师不讲究,平时在家吴老师做什么他吃什么,出差就在宾馆楼下找个小馆子,还经常请学生吃饭。”
“他从不跟组织讲条件,生病住院都怕浪费国家资源。”
“他什么都能让,领导职务给年轻人让出来,办公室给同事腾出来,自己的事都可以往后放,就是学生的论文、研究他催得紧。”
……
可以奔院士,他放弃了;可以赚大钱,他错过了;可以过人人称羡的生活,他却没有。
退休后,为了攒下助学资金,他在深圳当企业顾问,自带铺盖租房住,由于地方太小,有时甚至要把一些物品暂时存放到学生家里;患病后,为了节约治疗费用,他拒绝使用500元一片的进口药,而是托人从印度买回50元一片的仿制药,结果因过敏而致高烧不退。
“他脾气很好,我们很少拌嘴,为了这个药的事,我们有过争执,最终是他同意进口药和仿制药隔天轮着吃,到最后他卧床不起,看他实在难受,我又偷偷把药都换成进口的。”吴嘉真说着,忍不住哽咽。
燃尽自己、照亮别人,这就是人们“始终仰视”的赵老师。他光明而悠长的心灵烛火,留给世间无尽温暖。
“对于自己的病,对于自己的未来他表现得非常从容,每次探望赵老师,他最关心的,最愿意跟我们探讨的不是他的病情,而是学院的发展、国家的发展。”
“当时他整个下半身都不能动了,腿上扎满了针,我们跟他讨论针灸的工作机理,赵老师笑笑说,我到时把自己捐出去,让医生好好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赵老师走后,大家自发建起悼念网站,首页,黄菊花静静绽放,蔚蓝色夜空群星璀璨,辉映着“深切缅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金融学家和金融学教育家赵家和教授”这几个大字。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说:“赵家和是一位有品质、有情怀的老师,也是一位有担当、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像他这样的人是教育的灵魂,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的脊梁。”
赵家和这个名字,是一种连接的纽带、一种充盈的信仰
“最遗憾的事,是我想见恩人,他却不在了。”一提起“赵爷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何丽琼的眼泪就止不住。
2015年,这个甘肃女孩到校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看那个资助她完成三年高中学业的“神秘老人”。
“奶奶好,我是赵爷爷资助过的学生,来自甘肃省。”初次见面,未及多言,门内外的两个人都已潸然泪下。
一直教学生要把“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赵家和把他一生最大的“投资”给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学生们。
他去世后,人们在甘肃兰州举行了一场追思会,一群刚刚知晓“赵爷爷”的学生连夜赶来,望着照片中那个眉目慈祥的老人,很多孩子痛哭失声。
“是赵爷爷让我意识到,这社会上有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但依然关心我。”
“我一直觉得清华的教授是遥不可及的,但他的关爱真的给我了。”
……
甘肃庄浪一中校长李维仓说,因为家境贫寒,不少孩子心态很消极,对社会充满质疑,可是获得资助后,他们改变很多,对未来萌生了希望。
钱到人到心到,扶智更要扶志——这是赵家和生前对基金会提出的期望。4年来,基金会不仅及时精准地对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资助,还组织志愿者通过家访、讲座等形式为这些孩子“扶志”。
有个农民企业家每年捐款10万元,定期给同学们讲自己“差20元辍学,到工厂搬砖”的经历;另一个捐赠人,同样来自大山深处,同样割过猪草放过牛,风尘仆仆赶到大西北深处的教室,带来一整箱的励志书……
“我们的捐赠人绝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很多曾经是苦孩子,他们的参与对学生心灵的触动远远超过了金钱的资助。”陈章武说。
“贫穷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拿着好心人资助的钱而不努力学习,那是种罪过。”
“我不能放弃,不止为了我的梦想,也为了不辜负父母、恩师以及给予我无私帮助的你们。”
……
受助学生每学期要写一封学习、思想、生活汇报信,这是赵家和生前提出的唯一要求。读着这些信,陈章武的脑海中常常闪过赵老师笑呵呵的样子:“我们的资助不应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所以他们不用考虑我们是谁,物质的资助作用是最小的,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心灵的关爱。”
4年间,赵家和这个名字,渐渐成为一种连接的纽带、一种充盈的信仰。
一位88岁的老先生辗转找到陈章武,要把这辈子的积蓄全部捐赠。他说:“这辈子钱就这么多,想像赵老师一样做件有意义的事。”
一名在清华接受过短训的学员把父母4万余元遗产全部捐给基金会,他还嘱咐刚成年的女儿:“我会接着捐,捐不动了,就轮到你了。”
打开基金会网站,捐赠流程、定点学校、年度报告等事项一目了然,唯有捐款人姓名不对外公布。
“大家都表示要以赵老师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所有人不在基金会拿一分钱、基金会也因此成了一个基本没有管理费的特殊组织。”陈章武说。
100元、500元、几万元、几十万元……截至2016年7月,赵家和留下的本金并未减少,已有500余位爱心人士向基金会捐款近千万元,累计资助2204名贫困学生,其中逾八成考入大学。
遵照赵家和生前“铜板不分大小、爱心不分前后”的理念,每收到一笔捐赠,基金会都要向捐赠人寄出一封感谢信,并附正式收据。
翻开正红色的感谢信,一首诗歌《大爱行》跃然纸上,这是大家在赵家和去世后加印上去的:……谁的深情,寄望着深深苦读的学子寒门。谁的眷恋,倾注在绚丽多娇的如画江山……
培养一个学生,改变一个家庭,带动一个村庄——在赵家和生前未能去过的广袤山乡,基金会的理念越传越远,志愿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甘肃受助学生张亚丽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支教,2014年、2015年暑假,她组建了两支公益支教团队回到家乡,为当地小学募集图书。她说:“我相信每一个接受过资助的山区学子都会想把这份爱心传递给社会。”
4年间,不少考上大学的受助学生自发来到北京城郊的长青园公墓,在密密麻麻的遗体捐赠者的名字中寻找“赵爷爷”,然后含泪带笑,给他“汇报思想”。
“赵爷爷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社会的良心。”何丽琼说,“我以后想做一名调查记者,多去关注一些社会的边缘人群,不说为了社会的进步做什么,只求能让社会做出一些改变。”
每所学校100个孩子,每年10所学校——4年间,那永不熄灭的心灵之火,正在照亮追随者的足迹。
“那时候赵老师只说钱花完就花完吧,我们没想过做大做强,只希望能有更多不带功利色彩的慈善组织出现,有更多的爱心汇成暖流,有更多的人向他的精神靠近。”
70岁的陈章武“还没有休息的打算”,在找到可以接力的合适人选之前,他还要继续往西部跑,“把赵老师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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