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昆吾：我所亲历的中村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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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人，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佘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40华里，居洮索铁路线卜)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4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玑(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

在中国化装侦察的中村震太郎和预备役骑兵曹长井衫

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为词，将他们四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于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佘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士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佘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军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军事间谍，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的。日本军阀借口“中村事件”激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让于日寇。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被调任为东北讲武堂(在沈阳东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队长。荣臻曾召我询问“中村事件”的经过。我就把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详细报告。荣为应付日寇的严苛要求，当将关团长传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馆中。在九一八的当夜，日寇在沈阳各处搜捕关团长未获。关在旅馆中以钱散给士兵，于当夜脱逃，后到北平，我亦化装到北平。

同年冬季，国际联盟所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时，关于“中村事件”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荣臻商量写的，并绘图加以说明，交给调查团，其内容大意是：“佘公府到王爷庙间，时有土匪出没，道路不靖，为了保证中村一行4人的安全，拟派兵护送，故暂留他们于团部中。当日深夜，中村一行4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赶，中村等以枪射击守兵，守兵还击，当即将他们4人击毙。该团干部以中国系一弱国，而日军强横，恐有无理要求，遭受处分，故将尸骨焚化扬散，以图灭迹”，等语。

1936年夏间，有长春天宝堂国药店商人常某往来于长春、上海间贩卖人参，他到沪告我说；屯垦军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新京(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详细经过，曾在满洲报上以大字登载。日寇对我和关团长再次悬重赏通缉。陆被日寇处以剐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日寇并将中村残杀经过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借此来鼓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的情绪。

同年春间，日本大使川樾曾为“中村事件”寻访我的踪迹，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恢(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此事告我，让我注意。我即由那时起把我的原名“平舆”改为“昆吾”。（1960年2月15日）

【来源：《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