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野的《清华园日记》：“要出就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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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日记》出版时，人家问他：是否要删除那些“谈性”“谈女人”的内容，季羡林先生回答说：“要出就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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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曼菱 专业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审视季羡林的人生，我明白，为什么季羡林那么看重当年“米寿”时，我父亲书写给他的那一幅字：

“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 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诸葛亮在《论交》中说的这两句话，正是季羡林执著的本性。看似木讷，倔脾气，不审时度势，正是苍松一样的秉性，举世稀罕之品格。

先生在世时光，曾坦然出版他的《清华园日记》。那天，我一进门，李玉洁就告诉我这个事，她的神情带着惊恐与钦佩。季先生则在一旁淡淡的。

这旧时日记出版时，人家问他：是否要删除那些“谈性”“谈女人”的内容。那都是很露骨很自我的欲望表述，例如：

“

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会去看呢？

这种话在日记里反复说，不下三处。

“

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够多日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

那是那个打倒禁欲主义的时代烙印，一个男子青春期的狂言。但在今天中国社会，完全可能遭至各种道学家的指责。在这部日记里还时常出现粗话，表现出青年季羡林的倔傲不逊。

此时，已经被社会尊为贤者，达到德高望重之极的季羡林回答说：“要出就全出。”我接了一句：“日记就是过去了的事，还改什么？要不就别出。”先生露出笑容。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是说到季羡林心里去了。

1

◆◆◆

未删节、未修剪之日记，谁敢出？

就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由吴宓先生的女儿学昭女士主持出版的《吴宓日记》正在以轰动效应爆出。这套日记无疑是一套重要的民国文化史料。学昭女士将她所出版的吴先生的著作数本，赠送与我了，包括后来她与杨绛女士合作的那本书。

为拍摄吴宓日记的几页原稿，我去过她的家，看到她暮年伏案的顽强。她也给我提供了一些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我曾在《文学自由谈》著文《关于日记与灵魂的失落》，慨叹日记的“重返人间”。

但后来看到，行内人的批评指出，在出版的《吴宓日记》中不乏令人遗憾的“替尊者讳”的删节。例如与毛彦文的恋爱事。类似事情，屡屡发生。名人的家属们处理起文稿来，境界有差距。

倒是一本《朱自清日记》，看来是没有经过这些加工的。里面有描写教授在家中开“派对”的文字。朱先生夸奖别人的太太跳舞优美，而自己的太太“舞姿不佳”。

在采访其子朱乔森的时候，问他：“你母亲对这一段有什么反应吗？”

朱乔森答：“我母亲从来不看我父亲的日记。”

听了这一句话，那位舞姿不美的朱太太顿时可爱。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心态和家庭。这样独立的人品，当下还有吗？

在日记里，朱先生写了对闻一多有一次带全家赴宴，孩子占据了首席，自己只能坐到次席上，而感到不满。这些事情很平常，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真实。

日记，是人的个性的容器，人有些细微感觉是属于自己的，要有个地方放置。

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地接受别人，即使是亲人爱侣和密友。汤因比说：“个人内心的发展，经由外在的行动，才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成长。”日记正是一个人发现内心，发展和积累自我人格的过程纪录，是一个与内心交流和审视的手段。

我自幼爱写日记，从童年与父亲的“离别诗”，到校园的不平事，和“文革”中各种思潮疑虑的纪录。及到下乡，依然孜孜不倦，记载读书心得和交往乐事。

然而到1976年4月，我因为纪念周总理而被“立案”，父亲带着我的所有手抄本，我的日记，凄然地埋葬于原野。

从此，我再无日记，也无书信保留。

近年来，我虽然恢复了日记，但那已经近似于一种“备忘录”。心灵活动的迹象隐退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消退，想恢复还很难。好像自己在逃避自己。日记的精神要恢复，即使对个人，也很难了。

这正是历史与学界，社会与人权的大倒退。用日记作为“整人”的铁证，现在也许不至于，但写日记的心思没有了。

最近又传出，在出版杨绛“全集”的过程中，有很多“修剪”的操作，“全集”已经不全，然而仍冠以“全集”之名。此对读者不诚也。

遍观当今中国，从个人史、党史到国史，不断有人篡改涂鸦。莫不是为了邀功避罪，欺世盗名。而季羡林一介书生，不管什么盛名之下，坦然面对自己与社会。

“要出就全出”，何等顶天立地之言？谁敢？

世上最难的一个字是：“真”。宗教把“真我”树为菩提，认为到此境界即是“得道成佛”。

当年他在清华时期写出狂妄日记并不奇怪，难的是在经历“文革”洗劫之后，在世风媚俗江河日下的今天，先生不自树“菩提”，就是给人“菩提”。

“宁拙勿巧”。拙大于巧。

怎么做人，做史，做学问，尽在其中。

日记精神，源于一种古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史家真谛。日记精神，体现西风渐进的吹拂。昔卢梭以《忏悔录》坦然展现他的并非光彩的私生活，无疑是“契约论”后的又一贡献，教人们走向真实的自我与人性。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重大内容。

在“掩饰”满目的中国，一个日记精神与灵魂消亡的时代，季羡林坦然出版全文的《清华园日记》，处于他的高度上，意义应该是昭示一种对史实和灵魂的回归。

大学毕业时的季羡林，后为北大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凡看过季羡林青年照片的人，都会为之一震。其相貌英挺，气质睿智，傲然自负。

季羡林出自贫寒，却有伟岸的身姿。此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不修不饰风范，难道不足以垂范学界吗？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一俊遮百丑”。季羡林有此“一俊”，使他从这一代儒雅之士中脱颖而出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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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不说的话，他敢说，带着脾气说

有人说，季羡林、任继愈是相约着走的。一个对另一个说：“走吧，可以了。”媒体对他们仙逝的有关报道，基本维持平衡，但季先生的“题外话”更多一些。

我两度到八宝山去送行，景况各异，感触良多。

季羡林的告别仪式人潮汹涌，如赶庙会，几无肃穆。任继愈的灵前告别那天，早晨大雨，人们被淋湿，神态黯然。来人都是学院、研究所、图书馆这几个圈子的。规模得体。

可以感觉出：任先生扎下的根子很深，在学界是根深蒂固的。季先生的事情已经失控。而任先生的规矩井然有序，虽死如生。

这个问题出在根子上。

季羡林不幸，与他相依为命的妻子女儿女婿几乎在一年内同时辞世。孤苦的老人与儿子长期不往来。所以，在被推举到社会上去之后，没有“防波堤”，挡不住这世风如下的冲击。长年封闭的校园生涯，也使他无力分辨正邪之徒。

任先生曾对我说：“文革带来的社会道德溃败，将要延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

有一次，一位高官要我带他登门访问任先生，我请示先生，他说：“你凡是到北京来，你就自己到家里来吧。其他的人，不要带来。”一面摇摇手。

这样的界限，季羡林在走出学校后，却完全失控了。突然间他就变成了人山人海中的偶像，有点“来者不拒”的意思。

任与季都对我说过，“做好事会有好报”的话。但任是有分析的，对具体人决不含糊。而季对人是盲目信任，甚至他企图感化社会。

任先生曾经严厉地告诉我：“你不要带学生，一两个人就把你捆住了。你就保持现在这样，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多写东西。”这个教导对我很重要。使我注重自己的精力投向。

有一次，我告诉他，我去301医院刚探望了季老。任告诉我，他上周也去了，“不让进去，没有见到”。

我听了非常郁闷，感觉事情已经糟糕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任继愈先生称我为“入室弟子”，三里河是我每赴京城必至之地。在当今世上，人与人之间，最难的是“有话题”。有的人也“有话题”，但“话不投机半句多”。而任先生与我却天然地“有话题”。

任重说：“他喜欢和你聊天，你们的思想是一样的。”事前并不准备任何话题。只是告诉任先生，我某日某日到京。先生说，“那你下午来吧。”

一坐下，茶还没有酌上，话题就自己来了。自然而然的。任继愈对社会的关注非常广泛，他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在学校蒙自时，他观察到的当地洋行与商铺的关系。

任先生与我谈到的诸多话题，早已经超越了宗教与哲学。他喜欢我野性十足，到处“跨界”。他也和季先生一样，称我为“小友”。

与任先生深谈，在他的家中，幽幽然，四围只是国图的特制大书柜。先生坐在一把藤椅中。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观任先生的著述，全是哲学与宗教的专业书。我以为，先生对社会历史的思考非常精辟，也应该出书。但他身担编辑大书的要职，没有时间来执笔了。

有一阵子我盘算，在任先生家附近弄个临时住处，好随时过来与先生聊。我想写一本类似狄德罗弟子所著的“谈话录”。先生欣然同意。可是后来，冯先生（任先生的夫人冯钟芸）过世了。一时搁置，永恒遗憾。

2007年秋天，三校在清华大学举办了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盛会。我应邀来京。前一天，在任继愈先生家，先生将他自己当年所佩带的两枚西南联大校徽送给了我。

他说：“给你最合适。你对西南联大感情最深。”

那一年，院中玉兰花盛开，记得以紫玉兰居多。我与任、冯二先生在花下拍照，却因为我不懂那个太复杂的高级相机，没了。

任先生一笑，说：“没关系，我们已经赏过花，也很高兴。年年都会开。”最近几天，北京国图正在纪念任继愈先生，主持人说“任先生是新中国的历史见证人”。我认为这个说法还不到位。

任继愈出身于山东将门之家，其父景仰韩愈，故为他取名为“继愈”。任继愈对历史的“见证”，可以说从他的家世就开始了。

他的切身体验起始于抗日战争，长沙临时大学的步行团。徒步三千里，在战争的烽火中，走过了尚未被日本占领的然而也是最贫瘠的国土。

他见识了最下层的人民。先生对我说：“他们再苦，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在那次民间考察中他选定了终身志向，研究中国哲学史。他深信，中国的文化在民间。他告诉我，此前，他关注的是西方哲学史。

我认为，任先生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将“形而上”自然地连结“地气”。任先生曾经对我说过，解放后最大的弊端来源于“小农治国”。以治理一片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之经验，执政全中国，于是将许多发展得好的东西都倒逼回去了。

季羡林先生与我所谈，则以古籍古典古诗为据。对现实社会则有很多空白，他喜欢用宗教的“听其自然”来自解。

这种区别，可能与他们学术的范畴有关系。任先生研究“三教”，注重历史流变，而季专注于考据工作，如追溯“糖的起源”之类。

但最根本的，我以为还是“见世面”的区别。任先生见的世面大，从小到青少年，与毛泽东讨论过宗教，执掌“国图”，都是“大格局”。季先生囿于校园和他的“冷门”专业。

国家图书馆的场面与校园内一个“东语系”，那是天渊之别。他们之间还暗含着北大底蕴与清华学风的分野。北大是自命承担天下的，凡天下事都与北大人相关。而清华则注重专业精神。

任先生气度优雅，柔中带刚，德之所被，口碑馨香。一生可为人之楷模。“国图”为任继愈编撰了一本纪念集，我曾为先生撰文《人淡如菊是吾师》。

任先生与季先生，他们都是山东人。在相处中，我感受到，他们都有那种不弃不移的性格。二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耿直、真诚、看大格局、有担当。不避不让、不饰不做，对自己、对国家与历史的信任感，不屈不移。在信念与人格的本质上，他们大同小异。

而且他们二位关系亲密。任先生的女儿任远就曾在季羡林的研究生班里学习，她对我说过：“我也是季羡林的弟子”。

校园内人知道，季羡林与金克木长期不和。金克木先生亦是东语系的一名元老，个性活泼多才。季羡林的位置是系主任，同仁不和，他的责任更大。

季先生在人际方面不是长项，在性格修养上确有偏颇。但季羡林的这种不通融，不圆润，也造就了他一副“死扛”的脾气。别人不说的话，他敢说，带着脾气说，直言不讳。

面对江泽民亲热的问候，季老直接就说：“现在社会上重工轻理更轻文，后患无穷。”

江答道：“哪里哪里，我每天睡觉前都要翻翻《红楼梦》，我的小孙子还会背唐诗。”

季羡林报之以哑然。

这不是临阵发挥。这是长年对国家发展偏向的忧虑。早在在他的《留德十年》里就有这么一段：

官费留学，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季是在最初出去留学的时候就有此体会了。当时只有数理化的学生被公派出国。季能够出去，是借助于清华冯友兰先生运作而达成的一个机会。当年之叹，只为文科学子，如今却是为了国家忧患。奈何别人听起来有点象是“杞人忧天”。

李岚清总理来给先生拜年，说：“向知识分子问好”。季羡林却答道：“中国知识分子好啊，‘价廉物美’。”我知道你来干啥的。你来“看望”我，我也不会忘记我是谁，你是谁如此问答，难道不正是“温不增华”的苍劲本色吗？

季羡林以八十高龄活跃在北大这个大舞台，使那些幕后的话和悄悄话，变成在国家元首面前的直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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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鸣而亡，不默而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听到一些小圈子里的评说。大众认识的只是媒体上的季羡林。我本以为，小圈子里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羡林的今昔。所以我很关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充满太多的相妒与相轻之情，少悲悯之心。所谓高雅者，其心世俗，羡慕外表的光鲜，有攀比心理，对同类缺乏怜悯之心，可谓浅薄，类于市井。

有一种说道，是拿季羡林与钱钟书先生相比较。有人说，钱先生一生不近官场，临终拒绝媒体采访，而季如此风光热闹，频频发言示众，有失学者风范。

季羡林与钱钟书在人生与人格的形成上面，确实有极大的不同与反差。季的起点、家学、家境、以及成才过程，都不能与钱先生相比。一个是名门望族，世家才子，另一个是贫寒人家，孤儿寄养。

“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这个起点和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决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季由于先天的单薄，偏狭，容易被人利用驱使；远不如钱先生的成熟，理智，谋略和善于成就与保全自己。

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与钱先生的优越家世与成才环境相比。门弟家世是谁也无法选择的。重要的是，这个人从这个起点出发之后，他是如何超越局限，如何与理想比肩，如何成为巨人，“为天下扛起一点什么”。

季羡林的阅历，展示了民国教育“有教无类”的积极面，一个山东的孤儿，凭着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季羡林的“底气”，还向我们展现了民国时代，那散布于民间的国学与教育氛围。他的养父是一位民间学者。为季羡林的童蒙选择了最经典的课目。

这样一个贫寒子弟，获得陈寅恪先生之青睐，在那个时代并非奇异。季羡林的特色是睿智。他迅速地在清华找到自己的天地，有了自己的类朋，与林庚等当年并称清华“三剑客”。这个飞跃在清华园内完成了。所以他后来对留学毫不犹豫。他深知，机会对于平民子弟是一去不返的。

历史也证明了，他别无选择，必须于当时去德国。否则，再无深造，更无领先的机会。虽然离别家庭使他心事重重，但他毅然决然。这也使他能够忍受当时德国的环境，别有洞天地开辟自己学习东方文化的研究。季羡林是逆境中猛进的勇者。

所以，比之养尊处优的钱钟书，季羡林的道路则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学术成长体验。比之“顺理成章”地成为学者精英的世家子弟，季羡林有如劲草，历尽坎坷，磨砺风骨，备尝人间冷暖，而能对众生生出“担当”之心，有兼济天下的责任感。

因为他人生的幅度太大，落差悬殊，所以他塑造自己的空间更大，更能够不拘一格。这也是他具有锐眼，莽草识珠的原因。

“大一”的时候，我曾写信给钱先生，谈《管锥篇》。我收到了钱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你已大悟大彻”，并邀请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谈谈。钱先生的学问太大，令我不敢草率。我想，得拿出一篇有关《管锥篇》的文章来，才敢上门。后来我忙于小说创作，未结此缘。

钱先生仙逝，我曾在家摆香案一送。“大隐隐于市”，钱钟书生前的确是避尽虚荣，不愿受人利用。尤其避讳媒体与官场。其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加以选择，而是“一概不予理睬”。

在他的身后留下巨大空白，尤如国画与书法中的“飞白”，这是含有深度的内涵的。可叹，其家人不能理解这片空白的可贵情操，反其道而行之。

钱钟书避世，有几方面的内涵：

一个内涵，是钱先生蔑视世俗喧嚣，不愿意自己被当作“炒作”对象。而对我这个读过他的书的大学生，他却热情邀约上门。这是清高的内涵，也是书香的内涵。

另一个内涵，却甚复杂。这就是看穿了政治对学界的利用与蹂躏，所以希望保护自己获得一种中立的空间。不占人势，不受其害。“独善其身”是明智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这也是一般本色学人的愿望。

最后一个内涵，恕我言之不恭了。这就是：钱先生放弃了作为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位著名学者对整个社会公义的担当，也许要因此承受后果付出代价。而那些为此付出的著名知识分子，例如我北大副校长马寅初先生，则永远成为高标。

在社会的重大事件和公理立场上，选择沉默，不值得表扬与提倡。中国自古以来，为士者都主张“争鸣”。“不平则鸣”。这是道义与品质的特征。胡适与鲁迅有诸多不同，然而他们也都反对“沉默”，各有名言传世以警世。就不赘述了。

中国当代社会，虽不敢说是“为言者所推动”，但“改革开放”社会整体的进步，实起源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大讨论。

先人功德，我辈岂敢忘怀？今天的人们都在分享这个开放的大好时光，又怎么能够忘记和抹杀那些敢于扭转时代，创造全新中国的中流砥柱呢？

为了推动中国这个沉重的历史车轮，多少可敬的老者，还有我的同侪，实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崇高信念。永远激励着我，不甘沉沦。

可叹自从一场春天里的寒潮，大地又回到了“万马齐瘖”。

当思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发生了一次次的伤害，使学界众多优秀心灵远离尘世之争。渴求宁静，人们不再习惯于正面去交锋。

但季羡林没有选择低调，他以耄耋高龄“百年老病独登台”。这种差异，细思之，其实，是很多有价值的人已经比他更虚弱了。他很早就写好了《牛棚杂忆》，趋势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将它推出。

对“文革”的探究迫在眉睫，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如果我们自己不面对，难道把我们的历史与后人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去引导？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历史与剖析自己吗？他们更有此担当吗？他们有过自省和愧疚吗？

这让我想起钱钟书与西南联大的一段纠葛。他开学时期不到校，延误课程，是事实。被西南联大“请辞”，梅校长来电文之事，后来杨绛先生撰文辩解。但确实从此离开了西南联大。如果要真相，那么当年西南联大的档案至今保存在北大档案馆，那里面有所有教授会的实录。

钱后来却写了一部小说《围城》，里面全是丑角人物，天天玩心眼“算计别人”和“追女人”，看不到一点战时大学的骨气与正义，看不到日寇侵占家国的愤怒与抵抗。

在我访问西南联大的老校友过程中，他们无一不感到气愤，认为是对西南联大的丑化之作。因为钱先生就是从这里离开的。就是其他的战时大学，也有着惨淡抗战的精神，何至于如此龌龊！

作为一个西南联大的研究者，我对《围城》是颇有看法的。任何作品，首先是要讲良知。最大的良知，就是抗日，就是在日寇亡我时，保存文化命脉。这部小说不管语言如何机智，拍出的电视剧，不管演员如何有造诣，这者是一部有悖历史和民族道义的不公正之作。

还有的人，身受“文革”其害，近年来却专门迎合世俗之好，写“民国”来，云淡风轻，自谓“名士名媛”，无视民国的混乱和百姓疾苦。

写“文革”，则假装潇洒，避重就轻，淡如游戏。这是在用文化来“愚下媚上”，是对新时代的犯罪。现在已经不是“前三十年”的全面压抑时期，时代开放了，有识之士都在抓紧时光为社会补课，做启蒙工作。

而作为资深学人，经历过国难与家难的一代人，在早年采取沉默态度，尤可以体谅；可是在最后的生命中，却去写一些不负责任、无视国家的“美文”、“软文”，借以取媚于世。

其实这类玩艺儿并无“新创意”，这正是今日在台湾风靡的令青年人丧志的所谓“小确幸”的人生观。就是宣扬“小小的”个人的一家一室的幸福安宁，而舍弃家国之责任，没有宏观的胸怀。

这是对未来“失去信心”的一种苟活。有什么值得炫耀和渲染的呢？媒体跟风，网络媚俗，凭借着小市民层面的普遍心理而“走红”。

4

◆◆◆

拔剑而起“独往矣”

再回头来看看季羡林那种份量实在的，不饰不遮的回忆文字，写出了民国的民不聊生，也写出“文革”的文化惨痛。他不假装优游自在。

在他的笔下，带着血泪与泥土。这是文章品格，更是做人的品格。这是具有历史与人文价值的文字。他一直在忧虑“追究文革史”这件事情会被整个社会延误：

“

时光，在物转星移中渐行渐远，春花一梦，流水无痕，经历太多薄凉的日子，夏，依旧带着温热的气息与你相遇。我们可以在一叶荷中感受夏的清凉。

季羡林的担忧，现在已经证实。我们的后代已经有人在盲目地怀念那个时代。我遇见过一位大学生，她就问我，“听说文革时候没有小偷和妓女，那不是很好吗？”

这真是令我语塞了。郁闷、忧虑。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一九九二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渐趋凋零；因为这一批人年纪老的多、宇宙间生生死死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如季羡林书中所言，许多比他能写比他著名比他更受迫害的人，都沉默了。这时候他拔剑而起。这样的贡献，是基础性的贡献，更要大于之后那些具有高明见地的贡献。

“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到了今年1998年《牛棚杂忆》终于出版问世、、、我觉得我总算为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好事。我又有了新的期待，我期待还能有问津者。”

“百年校庆”日，季羡林举办讲座，宣讲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北大精髓。结束时，他说，东方文化确定了大自然为“人之本”，而不是“人”为大自然之本。在世纪末的今天，将重新证明东方哲学的伟大智慧。

曾经有一位年轻俊杰的文字，把北大的老先生们一个个拎出来贬斥一通。说这个的散文不行，那个的讲话如何，意思是“北大导师不过如此”耳耳。

事实证明，写此类“灵性散文”的年轻人，他不了解中国和北大走过的那些沉重的道路。身在校园，他并不这里驶过了怎样的惊涛骇浪？他更不明白，是谁坚守在北大？是谁坚守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上？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现在还在准备着付出？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类轻浮学子，当献身之刻轮到他的时候，他只能是对外投靠，丧失气节。更为惊天地泣鬼神的是，在八十年代末发生的那些事情面前，就连号称“中国的良心”的巴金老人，也沉默了；季羡林却“独往矣”！

季羡林冲破知识界习惯性的沉默与隐忍，实践了“宁鸣而亡，不默而生”的知识分子天职。季羡林的独特价值，我以为，那些与他同代的学者们是最心知肚明的。

在那一场狂风暴雨面前，季羡林“木秀于林”。大学精神，贵在自由与独立。一切学术，必以此为根基。

季羡林身为京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授，作为风骨旌世的史学家陈寅恪弟子；作为“五四”先驱胡适的秘书；在残酷尖锐的现实中，他没有后退畏缩，没有含糊不清。

他衰躯如铁，庇护学子；耿洁似莲，傲然卓立，不愧为一代宗师之表；亦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风骨立碑。历史将证明：北大当局选择了季羡林，推荐给“上面”作为“社会楷模”，是懂得季先生的价值的，是恪守了北大百年传统精神的。

2014年春天，在三联生活书店举办的《北大回忆》一书研讨会上，陈四益先生对季羡林有一段经典的评论：

“记得当年章太炎先生逝世时也是人言籍籍，但鲁迅在回忆太炎先生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门，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

把这段话用在季羡林的身上，有可依的事实。季羡林在中国历史关头作出的选择和壮举，“世无第二人”。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思考者i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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