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柳敬亭：被删改的传奇

撰文：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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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次去南京钞库街38号媚香楼，在门口见一牌，上书：“本馆是省级文保单位，馆内‘媚香楼’及其河厅、水门，是十里秦淮两岸唯一保存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编这瞎话儿的人，想必不知道《板桥杂记》有一段：

鼎革以来……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余怀说得很明白，浩劫后他故地重回，所见“蒿藜满眼，楼馆劫灰”，根本已是荒地，哪里还有什么“保存”下来？

其实，秦淮旧迹休说今天无从觅得，再早一百年，也踪影杳然。我们很多人对秦淮河的印象，来自朱自清散文，读来诗情画意，却更多是作者从旧诗文中得来的对秦淮风情的想象或愿景，并非写实。比朱作略晚，1929年，南社文人姚鹓雏有一本谴责小说《龙套人语》，里面秦淮河是另一景象：

说什么“珠香玉笑”、“水软山温”，简直成了浊水淤渠，无穷荒秽。若是拿《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中所铺张的“河房风月”“旧院笙歌”来对照一下，那才要叫人笑掉了牙呢。

这描写，也获证于林语堂。他有一篇谈妓女之文，直截了当地称：“南京夫子庙前又脏又臭的秦淮河”。可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秦淮河已可比美北京的龙须沟，根本是污泥浊水，虽仍有“桨声灯影”，却跟风流蕴藉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林语堂那篇文章，也出了一点错误：

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将那条肮脏的小河变成了一条威尼斯水道。学士们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只上，倾听附近那来回游动的“灯船”上歌伎们唱着的爱情小调。

这段话，写的是明末。他所犯错误就在于，以为明末的秦淮河已经“肮脏”。据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

秦淮河凿自祖龙，水由方山来，西流沿石城，达于江。当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赏；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迄于仲秋。

秦淮凿于秦始皇年代，水源在方山，不过，那点水源微不足道，历来得仰仗长江，夏季江涨而倒灌则水沛，仲秋复枯，实际是条季节河。那么，当秦淮河还保持这特点的时候，是不至于脏污的。

这特点何时失去，笔者不能说得确切。珠泉居士为乾隆时人，以这一点看，起码那时秦淮尚非“肮脏的小河”。但清末一定是了——姚鹓雏提到，晚清举子已经拿秦淮河的肮脏作对子，以讽刺科举：

尿粪血脓虫

贡监廪增附

五样脏物，对应应举者的五种身份。我们也不知道，是肮脏益盛呢，还是清末以来一直都差不多，总之姚鹓雏以自己眼睛看过去：“望过去黑沉沉胶腻腻一片清波……风过处，端的使人肠胃翻身，五脏神也要溜之大吉。”听起来真是让人难以招架。以今所见，秦淮虽确实不像活水的样子，却尚不至于这种地步。

2

以上权为引子。所以绕个弯子从十里秦淮讲起，主要是这背景对于理解柳敬亭必不可少。

如果读过《桃花扇》，便知他不单是剧中人，且是活跃角色。男主人公侯朝宗刚出场，他随后也出现了，比李香君露面还早。和侯、李一样，他在剧中是少数几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直到失散的侯、李在栖霞山重逢，他都陪伴在旁。这些情节，其实是虚构。不过，孔尚任的虚构来自一个基本事实：在崇祯、弘光间的秦淮河畔，柳敬亭是响当当的人物，与很多东林、复社文人过从甚密。

说到此人，如今一般都认他是大说书家。黄宗羲写的那篇传记，被收入中学课文，他的事迹因此也流传甚广。但这篇课文，并非黄宗羲原文，而是经过了教材编辑者的关键性删节。由于这种处理，作者原意不仅大变，实际还被引向了相反的方面，而留下来的柳敬亭，完全被当作一位艺术大师突出着。我暂不揣测教材编者出于何种原因做这种删改，但我知道，它对柳敬亭其人其事给予了严重误导。

我们先讲相对次要的一种误导，即今人、古人对于说书及说书艺人的时代视阈之差。刊落之后的黄传，完全成了一篇对柳敬亭不吝赞美与惊叹的颂文，而以黄宗羲的大儒名公身份，很容易让人以为，在古代，表演工作者可以享有社会的推崇和敬重。这是很大的误导，会让学生不经意间就模糊了古今，接受错误的历史信息。

的确，演艺一行现在不但没人鄙夷，反而炙手可热，以至仰慕。然而几十年前还不是这样，三四百年前就更不是。那时，操此业者谓之俳优，而优与倡并称，为社会最低贱者之一。为什么？因为两条：第一，这行纯属买与卖关系，有人买就得卖，掏钱者皆可颐指气使，卖艺之人毫无尊严，其去青楼既未远，之于乞丐亦仅半步之遥——所以，演艺者首先从人格层面被歧视。第二，古人“家”观念很重，“家破”与“人亡”同属人生绝境，而卖艺者恰为萍飘篷转状态，他们一生“跑码头”，在哪儿都无根无柢，迹近流浪，在土地依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古代，他们的可悲就好比欧洲人眼中的吉普赛人——这是另一种歧视，社会层面的歧视。

这些歧视的根源，如今都不在了。商品经济席卷一切，百业皆不脱“买卖”二字，包括古人目为大雅的文学，自有职业作家以来，实质不也是“买卖”？至于那种与故土厮守终老的“家”的观念，也早被社会的解放、交通的发达击得粉碎，每个人一生都飘浮不定、都在“流浪”，或者都“无家可归”——从甲地到乙地，甚至从甲国到乙国，有几人不是“客居者”呢？

而文化价值观也大变。旧以演艺乃贱业、以从业者为戏子，今则登上“艺术”殿堂、获“艺术家”之称誉，这有如霄壤的跨度，只要问问侯宝林一辈的艺人，并不难于求证。六七十年前，相对已属“现代”，尚不能对艺人有真正尊重，何谈三四百年前？当中学课文经一番删削，把黄宗羲《柳敬亭传》变成对一位“艺术家”的礼赞时，既悄悄地用当代视角阉割了历史，也让柳敬亭其人其事迷失本相。不过，始作俑者并非中学教材，以我看到的论，建国后围绕柳敬亭故事即开始进行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以“古为今用”的当代意识形态为背景，而中学课文不过是承其思路而已。

柳敬亭事肯定是个传奇，否则不会流传到今。然而，是怎样的传奇，抑或因何传之为奇，今人所知道、所认识的，却已非原样原义。这种差别，也和故事发生地秦淮河一样，名为一物而面目全非。本文所欲做的，便是还柳敬亭故事于明朝语境。

3

当时，以说书饮誉一方的，不止柳氏一人，连吴梅村那篇为他大张其目的传记也提到：

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

说明至少还有三位说书名家，当时可以并驾齐驱。实际还不止此，比如《扬州画舫录》，又提到另外两个人：

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

可是，张樵、陈思，吴逸、孔云霄、韩圭湖等，日后名头休说比肩柳敬亭，简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同为知名艺人，柳敬亭声望历久弥坚，旁人却都遭遗忘，这似乎不能简单归结于技艺。

相反，我们从史料得到的印象是，柳敬亭后来已被神化，成为供膜拜的对象，而其情形，是明显超出正常的聆艺状态与需要的。且看亲历其说书现场的张岱的描述：

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

可以注意，单论技艺本身，柳敬亭亦不足令人全神贯注。他的听众，照样有交头接耳，乃至打呵欠、犯倦的。这并非他不够好，但那种好，也还在常识以内，并未到口坠天花、令人如闻纶音的地步。别的说书家表演时遇到的困扰，他也还是会遇到。但普通说书家须仰望的是，他无须掩饰自己的情绪，可以耍大牌、对听众甩脸色。在奉“各位看官”为衣食父母的古代，这种态度，是相当过分以至有乖常理的。不必用艺术地位和声望来解释，以我们知道的论，旧时代即使荣宠如谭鑫培，也不敢（实则不会）这样耍态度。把观众听众“伺候”好，是艺人打小形成的习惯和本能。然而柳敬亭却逾越在外，在我们无法视为正常，于是对其原因，自也不能做通常的思索和求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这派头居然有增无减——由明入清，他的出演根本不能目为登台献艺，俨然上升为一种仪式；每出场，如尊神降临。晚生的王渔洋，终于赶上瞻仰一回，据他说：

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芥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

这哪里是说书和听书，分明迎神拜神。此时之柳敬亭既非靠手艺吃饭的表演家，蜂拥而至的听众，目的也不关乎饱其耳福——台上是供瞻仰，台下则俱为瞻仰者——大家就这样共同完成一个与说书已无太多关系的仪式。

明显地，这情形背后，有一套奇特的、极富魅力与魔力的话语支撑。而出于庸常的心理，类似话语总是让人趋之若鹜。偶尔的例外，只有当那套话语对某人本来不起作用，于是，他便成为那种场合的冷眼旁观者，而留下与众不同的观察。

王士禛似乎就是如此。关于那次南京听书经历，他给出的评语是：“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在已将柳敬亭神化的漫天议论中，这看法极为孤立。它当即就遭到柳敬亭崇拜者（康发祥、夏荃等）的痛斥，几百年后也如此，当代几位柳敬亭传记的作者更是借别的题目加以发挥。如《柳敬亭考传》以“新贵谰言”看待王评，称他为“满清的宠儿”，藉此撤销他观点的正当性。其实呢，王士禛只不过是谈了谈一次听书的感受而已。书中还揣摸王士禛心事，说他“少年得志，凌烁一时”，而“柳敬亭曾是笑傲公侯，平视卿相的人物”，未把小小的扬州推官放在眼里，“以致引起王士祯的不满”，“妄加贬辞”。其实，在那时，扬州的推官贬抑某说书先生无“妄”可言，反倒是推官无法理解众多名卿为说书先生而倾倒，比较正常。

对我们来，有关柳敬亭说书技艺的具体褒贬是不必在意的，因为好与坏本来见仁见智，是评价、不是事实。什么是事实呢？王士禛所记述的柳敬亭说书的排扬、派头和经过，是事实。我们在注意这些东西。而我看到这样的记述时所形成的反应是：这人已不是说书家，是一个偶像。

4

如果我们觉得围绕着柳敬亭的许多情形，已逾常理之外，自然就有追询的愿望，想探探其中的道理。

我自己走近这个人物，最初受三篇文章的吸引。这三篇文章，先前都已提到，分别是吴梅村、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以及张岱的《柳敬亭说书》。它们的作者，都是当时了不得的大文人。说起这一点，后来我深感自己有欠敏锐，竟然未引起注意。一直到专门搜集柳事资料，读了更多，才猛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个少有的奇观。

怎样的奇观呢？继续往下看。

我们知道清初诗坛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梅村）、龚鼎孳。他们在当时，都翕然成宗。而这样的三大家，不光曾为柳敬亭不止一次写过诗文，且全部引他为好友。柳氏名播海内，吴传居功至伟（后来黄宗羲之写《柳敬亭传》，实因吴传而起）；传记外，吴还有《楚两生行（并序）》、《赠柳敬亭·调寄沁园春》、《为柳敬亭陈乞引》、《柳敬亭赞》诸作。钱谦益写过《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柳敬亭丧子后，钱谦益亲自出面募集葬资，兼替柳敬亭筹营建生圹的费用，为此写了一篇致士林的公开信《为柳敬亭募葬地疏》。至于龚鼎孳，柳敬亭神话先前归之吴伟业，晚年则主要靠龚鼎孳；入清后，龚与惭悔归隐的钱、吴不同，基本一直居于要津，在京城士夫影响极大；康熙元年（1662），他把柳敬亭隆重请到北京，大邀宾朋，逐酒征歌，时人载其事：

（柳敬亭）入都时邀致踵接。一日，过石林许曰：“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实庵（曹贞吉）首赠以二阕。合肥尚书（龚鼎孳）见之扇头，沉吟叹赏，即援笔和韵。珂雪之词，一时盛传京邑。学士顾庵（曹尔堪）叔自江南来，亦连和二章，敬亭由此增重。

这次长达四年之久的北京之行，让柳敬亭名声达致一生顶点。

“江左三大家”齐捧一位说书先生，已让人目瞪口呆，然而这却只是小小的缩影。

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将涉柳诗文辑为《评话宗师柳敬亭》，属明清两代的便有八九十篇，作者六十人上下。其豪华耀眼，匪夷所思。“江左三大家”外尚有：张岱、黄宗羲、冒襄（辟疆）、陈维崧、顾开雍、阎尔梅、毛奇龄、余怀、杜浚(茶村）、方拱乾、孔尚任……我一面翻读，一面愕然。古往今来，以一位艺人而倾倒天下如此，无过乎柳敬亭。我不知他算不算史上最优秀的演员，但信他是拥有最豪华粉丝团、得到最顶级关注的伶人。由此，油然想到三百年后他的乡党梅兰芳。梅氏无论艺术成就与影响，若不在其上，至少不亚于他，然而论到为主流知识精英所认可与亲近，梅氏实在愧之远甚。别的不说，鲁迅对梅兰芳的讥讽大家都应记得。虽说鲁迅尽可以不欣赏梅兰芳，但他的不屑，与历来主流知识精英对瓦舍勾栏之类的态度，多多少少是有关系的。

从这传统看，柳敬亭唤起顶尖文人的集体膜拜，确是反常而绝无仅有之奇观。自从注意到一点，柳敬亭这个演艺史神话的重心，对我来说就从他本人移到了那些追逐者、谈论者。我认为，这远比他的技艺不可思议。我们知道，从《史记》“滑稽列传”写到春秋战国几位名伶算起，表演这职业在中国总有二千年历史了。然而，从头到尾有幸留下姓名的人物都寥寥无几，而像柳敬亭这样，被频密书写、倾心吟咏的例子，一人而已。为什么？真的就是因为他天才盖世、才技绝伦？我想到另一位古人，杜甫笔下那个舞剑的绝顶高手公孙大娘，这不世出的舞者——从“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诗句，我们体会她舞蹈的天才实在是天纵的——却只不过侥幸得到一位诗人的关注，而柳敬亭何其之奢，整整一个时代的一流诗哲都在谈论他！我们绝不认为，公孙大娘与柳敬亭各自所得，公正地反映了他们在技艺上的情形。这种此厚彼薄，绝不代表艺术评价。就古代价值观而言，身负绝技的公孙大娘不为士大夫所重，比较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倒是对柳敬亭的津津乐道，才异乎寻常。

一个人，仅因“小技”，甚至是视为卑屑鄙微的末技，而名动公卿，这样一件事必定不是那么简浅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将他的故事从头说起了。

5

他本不叫柳敬亭，甚至不姓柳。这在他，跟寻常的更名改姓不同。他不光是改换了姓名而已，而是就此摇身一变，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中国人爱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对此，又得提到中国的“家文化”。在这文化中，姓氏可谓根本，只须看看我们修家谱、宗谱的热情，便知姓氏对我们的价值。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至于丢弃自己姓氏呢？柳敬亭的情况，正是一种。

以下是道光年所修《泰州志》有关他身世的记载：

柳敬亭者，名逢春，本姓曹，住曹家庄。年十五，犷悍无赖。李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恶人，有司以逢春应，乃走。

这种事，如今称“畏罪潜逃”。单看以上记载，曹逢春究竟身犯何“罪”，倒也未必。但他大概在本乡是出了名的恶棍，眼下恰逢新官上任，为了政绩，便锐意治安、开展“严打”。新官的手下于是拿他应差，而他得了风声，来个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这一走，曹逢春消失，中国却出现了说书家柳敬亭。

以他的那个样子，家庭状态多半不好，本人也很难踏踏实实掌握点生活技能。所以，逃走以后，生计一定是大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得承认他确实是一位说书的天才。吴梅村《柳敬亭传》说：

走之盱眙，困甚，挟稗官一册，非所习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其市人。

逃到盱眙，简直走投无路。除了随身携带的一本话本小说，别无长物。从那本小说，我们推测他虽然文化不高，却尚非白丁，而粗粗读得懂。没想到，这本“稗官”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从未学过说书，但一边自己读这话本，一边可能听过几次说书，居然也无师自通，慢慢在盱眙干起了这行，又居然很有市场。

他怎样改姓为柳的呢？

久之，过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闻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

在我们语义中，柳有离别意。他“攀条泫然”，想必是为从此告别本姓而伤情，可见放弃曹姓、易之为柳，在他也是深有感慨的，又可见此人虽因身世未读诗书，心宅质地却颇细腻，此适可解其善摹善绘说书天分之根由。

但到此，“柳敬亭”三字尚未傲立于世。真正做到这一点，还要再等二十年：

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门，车尝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曰：此固向年过江时休树下者也。

衣冠，指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们。他们争相接纳一位说书先生，来迎接他的车辆，一个接一个。但有人认出那说书的，说：他不是当年在江边柳树下发感慨的那个小混混吗？他逃出家乡时十五岁，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以上。依龚鼎孳、阎尔梅等人赠诗所述他的年龄推算，他当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这样，他在南京成名已然四十多岁，亦即崇祯初年那阵子。

所谓“成名”，有很具体的标志，那就是得到大人物的赏识。这一点，古今皆然。在中国，一个艺人真正声誉鹊起，不能单靠市场。市场口碑，只是引子，真正确立地位，多要靠有地位和名望的人推重。

柳敬亭的鹊起，得之两个大人物：“当是时，士大夫避寇南下，侨金陵者万家。大司马吴桥范公，以本兵开府，名好士。相国何文端，阖门避造请，两家引生为上客。”大司马吴桥范公，就是范景文。《明史》本传：“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何文端则为何如宠，“文端”是其谥号。他于崇祯元年十二月任大学士，“四年春，副（周）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他是桐城人，退休后还乡，崇祯七年张献忠乱皖，大批士绅逃离，何如宠、阮大铖都是此时避居南京。

成为范、何府上“上客”，对柳敬亭脱颖而出乃是决定性的。一来他们身份太不一般；二来官场原是巨大链条，尤其像何如宠曾“总裁会试”，门生众多，人脉广布，被他赏识之后，会引起怎样连锁反应，可想而知；三来平时在二府中进进出出的，本就多一时俊彦，这里有个具体例子，柳敬亭与毕生好友《板桥杂记》作者余怀结识，便在范景文府上，那时余怀正为范充当幕僚。

这样，柳敬亭成为“说书名家”的时间、地点和原因，我们便都能确定下来了。即：崇祯七年（1634）、南京、范景文与何如宠。此时，重新回首那个以“年十五，犷悍无赖”而逃出泰州的曹逢春，我们不能不惊叹，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这样陵谷变迁。

6

我们已经了解，柳敬亭文化低微，实际是极聪慧的人。以他的慧根，不难悟到自己命运转折中，名流和文化人所起作用至为关键。他们掌握着这个社会的评价，从他们齿间发出的声音，纵很微小，也远远胜过勾栏听众声震屋宇的喝彩。而柳敬亭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单有此意识，更能果决行动。我们不知道其他与之技艺水准和名气不相上下的说书家是否懂得其中道理——或许也懂，然而不能像他那样“厚颜”、大胆地付诸行动。毕竟，在俳优与雅流之间有身份上的巨大悬殊，前者一般不能克服卑微的心理，趋近后者并索取点什么。柳敬亭全然不同。在这里，他“犷悍无赖”的天性或许很好地帮到了他，使他不致畏怯，最大限度去利用名人雅士。

总之，他或是中国第一个懂得那种广告术的演员——他特备了空白册页，随身携带，专供名士题辞，抓住一切机会求诗求言。他的折扇也经常发挥这种功用。这显然成为他的习惯和特征，深知其心思的龚鼎孳，康熙初年把他接到北京，大宴宾朋，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柳敬亭使其已很丰厚的题辞簿再添上一批北京名流的痕迹。

他自己这样说：“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他于此事的执着或纠缠，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晚年去浙江，便曾这么纠缠毛奇龄。那时毛奇龄正在生病，本答应给他写诗，可一提笔大汗淋漓，未果；不料，柳敬亭复以一信追索，终于讨来两首《赠柳生》，其一有云：“扶病来看柳敬亭，秋花开满石榴屏。”

不过，我们并不认为他对文化人的追逐，都出于广告、功利目的。他以很薄的文化底子，在满腹诗书的人群中周旋，表达了内心的一种向往，希望有他们那样的头脑、见识。这是有原因的，他曾从中尝到甜头。吴传记述，他自学说书后的技艺大进，得益于儒者莫后光。“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在莫的点拨下，他上了一个台阶，悟出很多道理。

所以，他对有墨水和学问者的亲近，是由衷的。为着这种意愿，他对自己揠苗助长，以至于有些刻意和矫情。黄宗羲《柳敬亭传》：

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

黄、钱为至友，只要不是故意诬陷，钱谦益背后曾这么调侃柳敬亭，当确有其事。况且还有旁证，亦即刚才提到的毛奇龄赠诗之事。在那两首诗前头，毛有一序述其由：

柳敬亭说书人间者几三十年，逮入越，老矣。杨世功曰：“敬亭将行，不得大可诗，且不得一会祖道，似恨然者。”予时病，强起，将从之，汗接下，不果可往。敬亭书至，云：“如相会者，早间，世功言及相会，惜然相会只此。”是时，寓康臣宅，发缄皆笑。

大可，是毛奇龄表字，祖道则为另一人。所引柳敬亭信中数语，应系实录，因为那似通而非通的拽文状态，是编不出来的。他想说什么呢？替他翻译一下，大致是：“我们见面这件事，早上杨世功都已讲好，可惜讲好的事最后却变成这样。”他不会文言，却又不肯写成大白话，结果就成了这疙里疙瘩的模样。兹适可证“极喜写书调文”，是他又一出名的特点，正如酷爱征集文人墨宝一样。

7

通过以上，我们试图发微他的内心。历来对这位大说书家，评价很热烈、推崇也够隆重，但他的内心没怎么得到过关注。我们重视一个人，喜欢从外在给他崇隆，对于内心却很少留意。

我的兴趣，是相反的。我把他列为考察的对象，不是为了表彰他，而是在他的故事和命运中，有些谜样的东西——他何以有那种生命轨迹，他和历史的关系……都欠缺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一点一点探触他的内心，希望找到历史与这个人之间形成那种奇特交汇的原因。

为着甜头也罢，出于渴望也罢，置身南京的柳敬亭与之前最大不同，明显在于改换了生活和交往的圈子。之前的柳敬亭，是市井的；眼下，他周围“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从前我们多听见文人走向民间、返朴归真的例子，柳敬亭的道路可以说与此正好相反，而他也确从中大大受益。假如他不来南京，抑或来了而仍只混迹“天桥”模式的市井场合，几百年后，我们是绝计不能仰其大名的。

他的这类交往，起初没什么指向、立场，似乎凡是读书人，他都乐于结纳。这就不免陷于盲目。当时在他，可能以为肚里装着墨水儿的，都应尊敬，都有接近的必要。他如何知道，儒林内部却有着严重的“正邪”对立。对一位门外汉来说，这没有什么可以苛责的，但他那时确实险些因此误入了“歧途”——《桃花扇》中，他还未出场，陈贞慧、吴应箕见着侯朝宗，提议一道去听柳敬亭说书，侯朝宗怒道：

那柳麻子新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这样人说书，不听也罢了！

“门客”之说不可能。一位江湖艺人没有做“门客”的资格，阮大铖废斥闲居亦无养“门客”之必要。但柳、阮曾经近迩之事却是真的，吴传称：“阮司马怀宁，生旧识也。”阮大铖既与何如宠同年避居南京，据此推知，柳敬亭名噪南都之初，在争相邀他至府的人中间，可以有阮大铖。阮大铖除和别人一样有文士身份，还是那时首屈一指的戏剧大师。他于表演的在行，一般知识分子无法相比。故而柳、阮之交，或许额外有一层技艺上切磋吸引的关系。但是，柳敬亭不知道，他无意中犯了艺术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

这就得讲讲那时南京的氛围了。崇祯年间的南京，是一座革命之都、启蒙之都。中国帝制历史的穷途末路，以及晚明万历以来黑暗历史所共同积累的苦闷，随着崇祯登基将奄党定为逆案，终以思想解放的方式爆发。而其激靡之地，不在沉重灰暗的北京，理所当然出现于经济、社会和思想都更多更早孕育了新意的南都金陵。恰与柳敬亭扬名南京同时，该城正在演为一个带革命与青春特色的新兴思想群体的大本营。这群体，便是东林的后进而较之更激进的复社。崇祯三年，复社同人以金陵为会师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金陵大会”）。从此，它的许多骨干分子在此流连盘桓，过着精神和行为的双重浪荡生活，地点便是“旧院与贡院相对”的秦淮两岸。中国历史上这段特殊的秦淮风情，我们曾有专文楬橥，此处一笔带过。

那些思想上的吸排，柳敬亭岂能省得？须知，他连粗通文墨也算不上。所以，刚刚接近文人圈的他，栽了不大不小的跟头。所幸他不乏黠智，仅凭察颜观色也能分出好歹——这样说，是我们的推测，而根据是他后来一直紧紧追随东林、复社一派文人，不再与阮大铖那种人交往。至于他究竟怎样从阮大铖的朋友，变成了陌路人，这经过并无任何的资料。《桃花扇》中吴应箕说：“小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指柳与阮分道扬镳，是受崇祯十一年（1638）《留都防乱揭帖》事件的震动。这说法得不到实际史料的佐证，我们姑妄听之。

但孔尚任有此想象，亦非毫无根据。根据就是，柳敬亭确实跟《防乱揭帖》的主谋成了铁哥儿们，比如冒辟疆。冒乃反阮先锋，他在《防乱揭帖》之前两年，便为魏学濂两肋插刀，尽邀天启党祸死难遗属，举行向阮大铖示威的“桃叶渡大会”。柳敬亭与冒辟疆有一辈子的交情，晚年，冒还在赠诗中回忆彼此当年：

也是高阳一酒徒，嵚崎历落老黔奴。青灯白发江湖里，常梦当年旧狗屠。

感慨着“如今衰白谁相问”，显然曾经有过许多难忘的经历。以冒辟疆反阮的坚定和激烈，柳敬亭若无同样态度，他们做不成朋友。

附带说一下，孔尚任没有写冒、柳之交，却安排柳敬亭、侯方域做了忘年交。实则他们关系究竟怎样，反而是不明的。那些与柳敬亭有所投赠的名士中间，我们恰恰不见侯方域的名字。侯方域亲自写的《李姬传》，也未提到柳敬亭。所以，《桃花扇》柳敬亭的这部分，以基于编剧之需的捏合成分居多，尤其所谓柳敬亭之识左良玉是出于侯方域引见，这个比较重大的情节与史不符。

不过在大背景上，柳敬亭与复社名士在秦淮河频繁过从、俯仰共游，绝非虚构。余怀的《板桥杂记》，两处提到他：“柳敬亭……常往来南曲”，南曲即曲中，或旧院；并形容他的表现：“酒酣以往，击节悲吟，倾靡四座”，此与冒辟疆“高阳酒徒”之忆正相吻合。另一处，更具体些：

……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

二李，与李香无涉，指旧院另两位名妓李大娘、李十娘。眉楼，便是顾媚的居处，顾后来嫁给龚鼎孳，称横波夫人。由此我们也知，日后龚、柳甚笃之交的起因，是在顾媚那里。

8

拉拉杂杂写来，貌似是些奇闻逸事，读者或不明了语义何在。我们试图阐明的是，艺人柳敬亭生命轨迹的一些关键之处。

他迄今为止的人生轨迹，实际上是这样的：首先，倘不走出泰州，不必说等于什么也没发生，连“柳敬亭”这个人也不存在；其次，到了盱眙，虽无师自通、操了说书之业，但若止于此，历史上也将了无痕迹；复次，经范府、何府的扬名，柳敬亭三个字，大概可以留下些印记了，然不会更多，后世顶多偶尔在故纸中可以找到这个人名而已；最后，当终于卷入崇、弘之间南京的思想纷争，进而又在政治漩涡中充一角色，这个人的存在才突然放大，并深深刻写在历史上。

综上所述，我们要斗胆下个断语：没有后面两个节点，柳敬亭什么也不是。这并非贬低他的艺术，实在是古人根本不会因那种“小技”给予一个人以隆重的承认。实际有多少就“小技”而言比柳敬亭更其绝伦的人，已经湮没于历史，我们是无法知道的。

以他的认知能力，未必理解自己正在经历和发生的事。他的历史观、是非观，应不超出所讲的“稗官”中那一套。他会有一些忠奸、善恶、好坏的观念，但对时下思想、政治、文化究竟怎么回事，很难知其所以然。他真能分清马阮与东林复社间的是非么，我完全怀疑。但他可以感受，什么是潮流，什么是大势所趋。他就这样被一种整体氛围所激荡，走到时代的风云之中。而他的加入，则丰富了那个时代的色彩。我们在天启末苏州“五人义”事件中，曾见到市民阶层奋起与东林并肩战斗；眼下，柳敬亭又补充了一个来自民间艺人的例子。

但他的意义，不仅是打破色调；他的历史痕迹，也有更实际的内容。在那风云际会的时刻，这个手执醒木、以“耍嘴皮子”为业的说客，因为某种意外，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在这角色中，他曾被寄予厚望；而其一生的传奇性，也因之走向顶点。

那是他所曾讲述过的最扣人心弦的情节。不过与以往不同，这次，他自己成了剧中人。

9

甲申之变，明遭重创。随后的事情，因为处置失机，致新君即位时朝权落于“小人”之手。此既有主事者（史可法等）能力和魄力的原因，也有为礼法、制度所阻碍和束缚的原因——福王朱由崧之立，是完全遵循礼法的结果。对此，有变革思想的人士，一面批评史可法，一面提出很激进的主张。例如黄宗羲当时就对老师刘宗周提出，不应拘泥礼法，而应本着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以贤愚为标准确定新君人选，刘宗周对此也表同情。当时，持这叛逆认识的人本来不少，等马阮集团当政的恶果充分显示出来，欢迎或暗中期待变局的心态更加普遍。实际上，到弘光朝最后一二个月，朝野都有一种等待革命和政变的情绪。尽管出于伦理禁忌，人们不会将这愿望公开表达，但从左良玉被寄望、被美化乃至理想化的情形看，他们内心实际上渴念这种事发生。

朱由崧在南京登基，除了帝制伦序赋予他的优先权与合法性，还因为马士英（他背后的高参是阮大铖）联合四大军阀所提供的武力保障。反过来说，政治变革力量的困境，除了在于伦理，也因为实力上无法挑战马阮。

此时明朝武装，“四镇”以外便是左良玉，其军力或比“四镇”加起来还强，此其一。其二，左部没有参予拥戴福王的行动，加之因侯方域之父侯恂的关系，左良玉被认为亲东林。左良玉政治立场实际怎样以至究竟有无政治立场，笔者觉得并不能看清，我于他的印象，基本是标准的军阀，而东林、复社却有那样的理解或想象。当然，有些迹象易于使人抱此幻想。例如，弘光即位后左与南京一直龃龉不断，来自他身边的湖广巡按黄澍曾当廷笏击马士英。马阮也加以打压、报复，尤其是克扣其军饷，断他命根子。但这恐怕是争权夺势，并非政治主张不同，而东林、复社却愿意解读为后者，把左良玉看成自己人。

乙酉三月，左良玉借童妃、假太子案发难，以清君侧之名从武昌起兵东下。南中反马阮一派视为重大转机，翘首以待。其时恰当清军渡河南下，马士英尽撤江北之防以应左患，虽然明军早已人心窳坏、朽木粪土，但清军所来一马平川之势，究竟与此不无关系。反过来，设若左良玉东进能将马阮一举击溃，局面是否另有所变亦未可知。总之，左部之叛是弘光尾声的决定因素之一。

而在这大变局中，柳敬亭被目作一个关键人物。他具体起到何种作用，我们试图从史料上详其经过、细节，并无所获。但东林、复社人士确信他对左良玉举事具有重大影响。钱谦益《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写：

吹唇芒角生烛花，掉舌波澜拂江水。宁南闻之须蝟张，佽飞枥马皆腾骧。誓剜心肝奉天子，拼洒毫毛布战场。秦灰烧残汉帜靡，呜呼宁南长已矣……

这几句，一谓柳敬亭以唇舌说动左良玉扬帆顺流而来；二谓他对左激以忠心、晓以道义，有教化之功；三谓事变本可扭转明朝大局，可叹时运不济，正好被满清钻了空子（“秦”乃满清之喻，“汉”则明朝）。王猷定《柳敬亭为左宁南画像赞》，以“辩士舌，将军刀”并称，彰显柳敬亭在事变中的作用：

辩士舌，将军刀，白骨遇之以枯以豪。人知辩士之所快者英雄既朽之士气，吾知将军之所恨者当年未血之战袍。

冒辟疆《赠柳敬亭》之二：

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

从这些言辞看，东林、复社人物确对左良玉起事抱有极大幻想，故尔都用了“呜呼”、“恨”、“哭”一类字眼，对于左变败乎垂成，表示痛惋。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认为左良玉断无成功可能，当时却归结于昊天不佑、纯属意外。因为左部未抵南京，左良玉本人就中途暴亡；四月初，他在军次九江时呕血而死，左兵遂群龙无首而不久降清。在东林、复社人物看来，这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觉得若不出此意外，事尚可图，历史可以改写。

10

一切都太过富于戏剧性：设若左良玉不是死在半途，设若清军南下行动稍迟而非恰好几乎与左军兵变同时，设若左侯虽死而黄得功、刘良佐并未挡住叛军东来……旬日之内，南京可有大变，而一个微如芥豆的小人物，将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英雄。

这就是柳敬亭故事当时所以风魔天下的最终、最大的谜底。他在明清鼎革之际，被名公巨卿、才俊贤彦谈论不休，以至是活着的传奇，成为每个人争相一睹、倾心结纳的对象，根本是因他头上顶着这道奇特的光环。而当他顶着这光环载入历史后，他的一切——技艺、性格、言谈、经历，哪怕是脸上的麻子，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被渴求、猎奇、挖掘和放大。

王士禛亲聆他说书，给出“与市井之辈无异”的劣评。这令柳的拥趸忍无可忍，然而，人们大概没有注意，王士禛谈的主要不是好坏，是失望。在表示“与市井辈无异”之前，他有这样的交代：

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为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

很显然，他是在特殊心理准备下，得到了亲聆其说书的机会。这种等待或企盼，制造了太多的悬念，让王士禛对柳氏书艺的期待，保持在与他离奇的传说同样的高度。然而，现实降临，他发现高度突然消失，眼前这位说书家与素常所见没有本质区别（参考张岱记叙，事实或正如此）。于是，他深深失望了，并推其原因：柳氏神话，植根于士大夫的“左良玉情结”——一班“名卿遗老”，因心中对左氏事变的伫望想象、惋惜痛怅或不能释怀，而移情于曾亲历其事而此身独存的柳敬亭，借他为酒杯，浇自家块垒。王士禛称之为“爱及屋上之乌”；左良玉是“屋”，柳敬亭是那个“屋上之乌”。

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看两个事实。

第一，左良玉事件后，柳敬亭的价值以至职业，便是向人讲述他的左营见闻：“故至今及左，辄泫然白其心迹。”“军中轶事语如新，磊落宁南百战身。”“柳生冻饿王郎死，话到勾阑亦怆情。好把琵琶付盲妇，裹头弹说旧西京。” “江南多少前朝事，说与人间不忍听。”“飘零大树蔓寒烅，翁也追思一惘然。”“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乔姥于长堤卖茶，置大茶具……杜茶村尝谓人曰：‘吾于虹桥茶肆，与柳敬亭谈宁南故事，击节久之。’”左良玉之为柳敬亭的不变谈资，与祥林嫂逢人便说儿子阿毛显然不同。在柳敬亭，这不断重复的诉说，与其说出于挥之不去的记忆，不如说构成了存身立命的资本，凭藉乎此，他不仅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被永远需求着，最后本人也变成那传奇的一部分。

第二，在柳敬亭周围，先后曾有两拨士夫文人。头一拨，是前明时候，在南京秦淮的旧相识；第二拨，是入清以后结交的新朋友。其典型代表，前如冒辟疆，后如龚鼎孳。而柳敬亭与这两拨士夫文人朋友的关系，各有特点。先前在秦淮河，他与冒辟疆等，一道经历放浪与纵谑，可以美其名曰“个性解放”，亦不妨呼之“酒肉朋友”，是不拘行迹的表达，是慨以当歌的豪莽。而在第二拨朋友当中，不知不觉，柳敬亭失去了那种生气、野气、草莽气，被包围、膜拜和偶像化，成为凭吊的对象，及破碎心灵的遮遮掩掩的寄托。在这复杂情怀的后面，有龚鼎孳、阎尔梅那样的“过来人”，也有王士禛等对前朝并无多少经历然而仍在情感或心理上有种种好奇、萦想的人。总之入清以后，柳敬亭因为那关键时刻的关键事件，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龚鼎孳如下一番话，把大家曲折的心态都道了出来：

敬亭吾老友……丁亥（1647）春冬，相从于桃叶、金阊间，酒酣耳热，掀髯抵掌，英气勃勃，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

“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见柳敬亭、与之一席谈，自己好像亲置左侯帐中一般——龚鼎孳如此，他人岂有例外？龚不远千里，迎他来京，盛情款待，固可视为交厚谊深，但又岂知没有奇货可居的因素？“龚鼎孳集同人听柳敬亭说隋唐遗事”，真的是“隋唐遗事”或只有“隋唐遗事”么？有没有别的“遗事”呢？

最终，柳敬亭的传奇，非得放到明末清初的大背景和时代心理下解释，才落到实处。而当代的传记作者，却根据某些“义理”，给予这样的解读：“民间的艺术，是广大人民所热爱的东西，所以能够永久的流传不衰。因为它包含着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斗争生活，是大多数人民心情的寄托……他以丰富真切动人的语言，通过细致而深刻的艺术手腕，描出鲜明的形象——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地主豪绅、以及具有人民性的英雄豪杰。他把历史和传奇人物描摹得那样维妙维肖，把封建社会丑恶的面貌揭露得不留余地……”直至眼下，中学课文对黄传的删改，仍旧秉持同样的精神。这样做，是为迎合根据“义理”重塑历史的需要，并丰富其“材料”。然而，柳敬亭这个人、这件事原来怎么回事，就全然失其本相了。

11

所以，末尾一定得专门谈谈黄宗羲的《柳敬亭传》。

首先来揭破一点：黄宗羲此文，不是创作，是改写。对谁的改写？对吴梅村《柳敬亭传》的改写。而中学课文通过删节造成假象，似乎黄宗羲特意为柳敬亭作了这篇文章——尤其是，似乎黄宗羲为了歌颂目的写了它。这不但全非黄宗羲原意，而且刚好颠倒了黑白。

黄宗羲

黄宗羲本人不认识柳敬亭，也不曾听过他说书——表述更严谨些，或应说：我们从他著作中未见这类记载。

所以，黄宗羲没有条件为柳敬亭作传；文中所述，不是他自己的见闻，是对他人叙述的重写。

其实，黄、柳结识的机遇是有的：第一，崇、弘年间黄在秦淮曾有不少活动；第二，黄的忘年至交钱谦益，同时也与柳敬亭友善。

那么，为什么黄、柳未发生交往？很简单，黄宗羲抱不屑与排斥的态度。而这不屑与排斥，就是他改写吴伟业的动因。

要搞明白这一点，非看黄宗羲原文不可。原文，在《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572至574页可以找到。把原文与中学课文一对比，立刻知道后者的处理是“掐头去尾”。所掐之头是：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所去之尾则为：

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偶见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征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传。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

黄传全文，只此三段真正是黄宗羲自己笔墨（其余皆本吴传，大家可与吴传自行比照）。而难以置信的是，恰恰这三段，中学课文尽删。

为什么？因为里面全是对“柳敬亭现象”加以批判的意思。

黄宗羲不满的根源，可参《明夷待访录》“兵制三”：

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

“豪猪健狗”，指君主专制所造就的武人，谓其徒有野蛮之体魄，而无文明之理性。联系《柳敬亭传》“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的评论，可知他对左良玉的看法，与王士禛基本一致，即：左良玉只是嗜血的军阀，与流贼无异，或“杀掠甚于流贼”，绝非可以寄望的对象。

在他看来，柳敬亭之为左良玉赏识，是因精神文化层次相当，物以类聚，同属粗鄙少文之人，而国家前途和历史未来，岂可付之此辈！这就是文中为何会谈到柳敬亭的“别字满纸”。他是文明至上论者，以文明高低为估衡一切事物的准绳。晚年之所以能够超越民族矛盾，逐渐捐弃对满清的敌意，正是由于经过观察、比较，认为当下政治较前明反而更不野蛮。从他对左良玉、柳敬亭的态度，我们已发现这一思想根源。他批评吴传“倒却文章架子”，历来的理解殊乖其意，竟以为“‘文章体式’也就是结构”，而实际上，他是批评吴传价值观有问题，本末倒置、“皆失轻重”，他同时批评王世贞某文曾将一位匠人（刻工章文）与唐伯虎、文征明相提并论，是“比拟不伦”，同属于将不同层次和价值的对象混为一谈。

黄宗羲上述思想倾向，置之现今，少不得落个“鄙薄劳动人民”、“阶级偏见”罪名。但这是他的真实思想。他之改写吴梅村《柳敬亭传》，正是为着表达这看法。他的观点与个性，每每显出既超拔卓出又不无偏激的特色，有时至于狭隘。《史记》讲了这么一句话：“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并于“七十列传”之第六十六篇，特撰“滑稽列传”，记述到那时为止曾经出现过的三位名伶淳于髡、优孟和优旃的事迹。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都用演技和口才影响了政治。他们原本属于地道的小人物，其貌不扬、操持贱业、供人取笑，登不了大雅之堂，写于正史更是闻所未闻。司马迁将此视阈打破，给这些小人物大大的提携，让他们与王侯将相比肩，予以“岂不亦伟哉”的评价。在此，黄宗羲的视野确实不及司马迁。我们尽可不赞同、不佩服，但是，不能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偷梁换柱、改头换面，使其根本变成另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