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英语名言】教育之光|今年是131年，纪念建校我们见面吧

今年是培正131年；纪念建校我们聚一聚吧

独家采访是104岁分配最佳校友之一、现任最长寿分配校友、前华师始源人之一、前华师英语系主任、英语系教授陈德民教授。

文正|门

站在博大精深的131年的分配中学面前，敞开心扉，像大海一样宽广淡漠的心，温柔地告诉你很多分配中学的故事。请释放一下对母校分配的深厚感情。(大卫亚设)战胜传染病，众志成城

因为疫情，培正中学努力让所有人在家隔离，进行网络教育，做好保护，逐步恢复上课，在各个阶段把工作做得更好。肩负网络教育的使命，诠释百年名校的责任和责任。思想稳定，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冠疫情对教育教育的影响，郑中学积极响应上级教育管理部门的号召，迅速行动，全面推进“停课不停学”工作，余初校长向学生提出了《逆境须同顺境宽，英雄何限经坎坷》网络教育第一课，予以鼓励，停课不停教！停课不能阻止我们发挥红蓝精神，有力前进的步伐，全校学生调整心态，以其他方式理性，锻炼身体，勤奋，努力学习，面对困难。

因为离开培正中学很多年了，所以忘不了那年班主任温顺的教训。那里浓厚的学习氛围，支线，八百年的教训，渐渐远去的多彩梦想和美好的憧憬，走过漫长的人生，在风雨中歌唱，捡起飘落的花瓣和失落的心。(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手里拿着送给你的花，读着你初三班学生的问候和微信字里行间的深情，抑制着对母校的思念，沿着正中学校园荡漾的小溪踩着夕阳的余金行进。我担心风中的花香会迷惑人。(威廉莎士比亚，温德萨默，)我不得不翻开信纸，将对母校、培正中学的激愤想法和无限爱意凝聚到笔端，给你洒上墨水，感谢你和培正中学的师生同学们。(大卫亚设)。

满怀感情地更正，齐心协力对抗传染病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断了传统新春活动，131年建校小规模举行，传染病病毒无情，但无法阻止政教友对分配母校的依恋。到了下午的时间，坐在讲台上的嘉宾有广州排东会会长王大雄、副会长蓝伟、张皇和秘书长陈国联。

另外，同学们精心策划，拍摄短视频，回顾当年青春在母校安排情景的情景，露出真心，感动了现场同学。母校的安排是为了感谢当年的教友，邀请了很多优秀的老师上台接受弟子亲自送来的鲜花祝福，怀着感恩的心，弟子虔诚地跪下磕头，展示着正人大学的传承和高手。(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HALETM》)然后，我们数百名同学在母校操场上组成了心形的大圈，用无人机拍摄，留下同学亲切的微笑，意味着团结，爱母校的手势向蓝天挥舞。(大卫亚设。)我很感动。

回顾对抗抗疫的那段日子，世界各地红蓝儿子不缺席，继承了“至善指定”的光荣传统，发扬互助精神，尽最大努力帮助母校，帮助校友。

得知疫情发生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的同学积极购买保护物资，送回学校，解除燃眉之急，部分校友通过同学会组织购买防疫物资，努力准备转业。

广州分配中学、东山分配、徐冠培年幼的家长和同学积极行动，向母校捐赠各种防疫物资，帮助母校做好防疫日和开学前的准备。

因为传染病，教友们隔离了家，但无私的爱贞，超越时空和国界，让我们温暖为正人，这一切正是“至善指定”精神的体现。

祝母校复交工作顺利，祝洪清生学业进步。

在母校分配中学，感谢母校多年来培养和语文教育、寓言“至善指定”精神、工资支付不断流传。(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感激、感激、感激、感激、感激名言)我成为记者和记者的职业习惯，穿过隐伏所、冰雪纷飞的哈尔滨，饱览北国的景色，看到千里冰封、万里雪纷飞。旅行的温馨经历并没有让我感到寒冷。母校的百年大火流传，百年名校的深厚文化平息，母校纠正了你的温柔，赶走了多情的心，再现了我当年绽放的欢颜。(莎士比亚)。

回到母校培养丁丁，校友们亲切的乡音引起了对母校同学的担心和忧虑，我不在的那天他们过得好吗？当我第一次从培正社会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独自在外国土地上作为外宾，每年培正的学校庆典都想念培正的兄弟姐妹、老师和学生。原来喜欢分配母校是那么简单。

通过母校透过斑驳的月光窥视明月正史，始终月亮是母校名，人是同学朋友！遥远的母校分配中学在记忆中从未褪色。就像古老幽幽的旋律一样，依然时时刻刻震撼着我的心弦，对母校的正中学怀有深情，让母校分配中学的学生难忘。(莎士比亚)。

好久不见，很多地方聚集了这么多同学，晚上我们同学来到美丽的东山湖畔旁边的酒吧，我们有教友聚在一起，有的教友泡了一壶茶，有的教友开怀畅饮葡萄酒，慢慢举杯祝母校安排生日快乐，越做越好。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抽奖活动。我的同学们品味着名菜的美丽，诉说着今天校友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教友们在米油盐和酸甜的交响乐中重温过去在分配中学习的幸福时光，一起起床唱校歌。爱国歌，严肃肃穆，让教友们心动。母校的强大是全世界裴正东文最大的鼓励和骄傲。(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Linux)同学们思考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人高兴的原因不是因为得到的东西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所以不必患得患失，快乐不足，忧虑不足，所以才认识到涨潮可以悠闲地看。

>

校友们高谈阔论，聊起培正生活随想，场面温馨，忘情地拿着社旗拍照。面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与悲观离合，以我受培正多年教育，培正教育我，我的培正感悟名言是，如果在培正学习过的培正校友在人生这架钢琴上，只按动悲叹这个低音符，就奏不出高亢雄壮的乐曲，培正学子，深深懂得，如果沉弱于个人的苦恼和忧愁，也就扬不起希望的风帆。

于是，传统而不世故，浪漫而不失理性，乐观中带点忧郁，看似坚强其实脆弱。既不会在生活的磨难中放弃梦想，也不会在梦想中忽略现实。

即使在宁静时刻，生活中也有不息的波纹。我们无法决定手里的牌，但可决定如何出牌，我们不能选择生活，但可选择对待生活的态度。能在顺境中从容，更要在逆境中奋起。看日出日落，见云卷云舒，观花开花谢，听雨落雨停。情到深处自有诗，情到浓时必有韵。

时光飞逝，有些东西随水东去，再难寻觅，有些东西沉淀下来，历久弥坚。不管怎样，人总须去经历去成长。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当经历变成记忆，才会更加懂得珍惜。

在慢慢的人生旅途中，领略各式各样的风景，经历许许多多的事，见识形形色色的人，印在我的脑海里，印在我的内心里，印在我的文字里，有清晰的模糊的，深深浅浅，重要的是在这些成长的痕迹中，能学会取舍，分清真伪，懂得明辨，有一些重要的品格，需要学习，有一些重要的人《母校曾经教过我的所有老师》，需要铭记，有一些重要的事《母校培正中学难忘往事》，难以忘怀。有一些东西，是无法重现的幸福《曾经在母校培正足球场上比赛难忘瞬间》，有一些东西，是不能逾越的鸿沟《培正故事》，有一些东西，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培正学业故事》，有一些东西，是难以弥补的遗憾《母校培正往事，有一些东西，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培正难忘记忆》，一旦错过，永无连接。

培正中学，我感受到你如年轻人一样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感受到你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活力，对祖国教育事业激情无限的动力，永远激励广大培正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尽一份责任和担当。报春不畏残雪寒，更贵无意争芳艳！现场培正人在这人生生命拔节的过程中，腹有诗书气自华，淡泊宁静自高雅，只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灵魂自由自在，才能在走过逆境依然保持内心平和与心境阳光。带着对母校培正中学感恩的心，像一颗被时光不断打磨的钻石，每多一个侧面，便更多光亮永恒，磨去的只是初出茅庐时的青涩懵懂，留下的更多是面对世事浮沉的淡定成熟稳重。

一个培正优秀校友，泰国华侨的回忆录

104岁陈德民｜口述

执笔、整理｜培正中学智社校友

文｜项文廷

摄影｜谢坚发

这个二十世纪时代的中国生活和文学进入了时尚多元化时代，繁华而无序，丰盛而杂乱，享受而放纵。我们要记述了一种必然的回望泰国华侨梦想的生命精神，有重述生命记忆而突破时尚生活的纯朴人性意味。百岁（103岁）老人陈德民泰国华侨与中国相伴随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一百零三年，一个世纪多，在广州甚至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故事中有他个人的生命立场，也有国家立场，是他个人故事，也是国家故事，国家给予他温暖幸福，他也曾经为国家一起经历苦难，为国家教育事业，祖国人民危难时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如今桃李芬芳满天下。

一直到今天祖国变得繁荣强大，他也从个人艰辛走到今天的平静生活，他经历生离死别，人民祖国不会忘记他……

陈教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谦逊温和，率真朴实，平易近人，风度儒雅。丝毫没有名牌大学名教授的架子，交谈起来亲切自然。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诲人不倦的精神演绎着教书生涯，在三尺讲坛上实践着人生的追求与理想，拓展着自己的事业之路，不断升华着自己的人生境界。他年复一日地劳作着，艰苦的汗水伴随着他寒来暑往。他成功人生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用智慧和心血催绽了事业的一树繁花，万紫千红。

项：陈老师你好，我很有幸，能够采访到百岁老华侨，（我们还是培正中学校友，缘分）请讲你的传奇故事？

陈：好的……（你好，培正校友）我今年103岁，现名陈德民，曾用名陈宗麟，1919年6月15日出生于泰国南部巴蜀府的一个富裕家庭，我父亲于清末民初从海南岛乘帆船来到泰国谋生，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几百亩椰子园、十几条渔船，在曼谷唐人街有钱庄、布庄、旅店等，在泰国当时的海南人中颇有名气。我母亲是具有泰国皇家古老望族血统的土生土长的泰族人。

1925年，我父亲怕我在泰国长大后要当兵，另一方面想要我学习中华文化，将我送回海南岛琼山县三江镇福宝村老家生活，后来因为我住不惯，1928年回到泰国。

1928年我在泰国曼谷光华小学读书，后来转学到海南会馆办的小学、再转学到黄魂小学，这些都是华文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有很多是中国的进步老师，因为当时1927年中国大革命后被国民党追捕从中国逃难来泰国，受他们的影响，开始萌生了同情共产党和倾向革命。

1933年我考入了泰国华侨中学，该校有不少的进步老师，例如庄世平⑴，黄声⑵等，他们给我的影响很大，经常与我谈到中国国内的形势，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等等，使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

1934年，我和同学一起回到中国，入读广州市培正中学初中二年级，直到高中二年级。

项：请问你培正读书完又怎么样？

陈：那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我在泰国华侨中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施日驹（泰国华侨，资本家子弟），当时也回到中国在广州嶺南大学读书，我们经常见面。他参加过广州的“学生北上慰问团”，到过陕北八路军战区进行慰问，回来后就决定去延安陕公抗日大学读书。他临走时找我谈话，劝我也到延安抗日大学读书，他说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以后前途光明远大。我听了以后，就决定去延安。

项：当年去延安是每一个热血青年的梦想，还有在延安诞生的伟大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

陈：是的，我是这样：1938年2月我们经过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到达延安，光是从西安步行到延安就走了整整12天，3月份入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8月底结业，因为当时都是半年一期的。在此期间我因为学习优秀，表现突出，获得了先锋战士称号的奖励，并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姓名和基本情况都忘记了，因为当时的入党手续仪式非常简单，填一张表，仪式也是秘密举行，参加的只有两三个人，不到几分钟就结束了。当时在抗大，除了一些领导人外，大家都互相不知道哪个是党员。在抗大比较熟悉的校友有庄田⑶，（因为同是海南人，又都是海外华侨）廖政武⑷ (是我在泰国华侨中学的同学，大家在抗大不期而遇)等。结业后，根据当时抗大的基本原则是，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从原来共产党部队来的就回部队去，后来才来延安参加抗大的，除非极少数农村来的没有文化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才批准参军到部队上前线打仗，再不就是有特别专长的，共产党缺乏急需的人才，如廖政武等，（他曾经在黄埔军校读炮兵专业）其他的同学大部分都要回去原来的地方，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去发展壮大共产党的队伍力量，特别是国统区来的 (当时有很多是从国民党部队来的,如19路军)和海外回来的华侨，更是每个人都谈话要求从哪里来回去哪里。“团结动员各地侨胞参加祖国抗战建国及海外宣传工作，传播南洋侨胞救亡消息，扩大祖国军民英勇抗战对侨胞的影响，发动侨胞的募捐，援助抗战。”这是当时给海外来的华侨学生的指示，所以我们从海外来的就要求回去原来的侨居国。

因为我当时是从广州来的, 所以我决定先回广州再说。1938年9月回到广州，先到八路军广州办事处报道，当时办事处主任是云广英⑸。他对我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广州了，办事处也要撤退，大家先各自找地方疏散隐蔽，以后再跟组织联系。我决定先去香港，一起去的有一位是抗大的同学陈府杨，和另外一名同学。当时要步行经东江、和平、五华、兴宁、到汕头再坐船去香港。路经五华时，被国民党军警查房查到我们携带的抗大毕业证书等资料，知道是共产党人，由于当时国共合作，不好以共产党人的名义抓捕我们，就污蔑我们是日本汉奸特务，（刚巧我们头天到，第二天日本飞机就来轰炸了五华县城。）将我们逮捕，后押送到兴宁国民党行政公署的监狱，作为重犯带上手铐脚镣整整关押了100多天，最后准备枪毙我们。紧急关头，陈府杨设法托人打电报给重庆的杜国庠要求营救我们。经杜国庠发电报给国民党广东第八区游击纵队司令陈卓凡，陈卓凡马上打电话给国民党五华县警察局长，经过交涉，才将我们释放。出狱后陈府杨和那位同学就从汕头回去了各自的家乡，我自己就乘船去了香港。

1939年初我到了香港后马上去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廖承志，副主任是连贯。他们让我先找地方住下来。我一方面进修英语等了大概几个月，连贯来找我谈话，我向他汇报了如何从广州到香港和路途被捕的经过，他说组织上会了解调查，让我先在香港等候，以后会有人来找我。结果我在香港住了差不多一年多也没有人来找我。

1940年，香港的局势开始紧张，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也打不通了，我也无法接上党组织关系了，因为当时广州八路军办事处让我直接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报道，没有给我其他任何的联系人。我决定去重庆读大学，暂时不回泰国了，因为当时的大学都疏散去重庆了。正好陈府杨从汕头来香港，准备和杜国庠的家属一起去重庆，因为杜国庠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郭沫若为主任，张治中为副主任。到了重庆，我住在杜国庠家中。当时大学考试时间未到，并且我高中还未毕业，我需要先读大学先修班，然后再考大学。杜国庠非常支持我读大学，让我边工作边复习。由于我的英文比较好，他介绍我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当郭沫若在頼家桥办公室的收发员，我的直接领导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第3组组长冯乃超⑼。当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有许多到重庆的抗战文人学者、知名人士,与我比较要好的有傅抱石、李可染等人。

项：你的故事，挺不容易，也像所有爱国爱共产党的爱国青年一样，又怎么样？

陈：是的当年很不容易， 1941年我考入了重庆白沙大学先修班，当时离皖南事变没有几个月，国民党已经开始半公开的抓捕共产党人，杜国庠让我离开文化工作委员会，专心去读大学先修班。一年毕业以后，1942年我考入了金陵大学英语班。在金陵大学两年的学习期间，与其他进步同学多次组织反饥饿、反迫害的活动及游行示威。

1944年我从金陵大学结业 (当时因为是战时，两年制)。经过严格的考核审查，进入到蒋介石任校长的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当英语教官。杜国庠、冯乃超非常高兴，认为对今后的革命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小心提防，因为里面遍布国民党特务，并再三叮嘱我不要进行或参加任何进步活动，我的工作就是广结人缘就行了。

1945年5月，学校临放暑假，与我平时比较要好的教育主任，广东梅县人，留美归国曾经的空军飞行大队长，突然跑来告诉我学校里有人在监视我，说我有共党嫌疑，他叫我立刻离开。后来听说我离开不到几个小时，军统局的特务就到学校找我了。我马上转移到四川仁寿县，隐蔽在一家高中教英语，一直到8月日本投降。

项：你的故事很精彩，你1945年以后怎么样？

陈：是这样，1945年底我回到泰国，因为我已经整整8年多没有与家里联系了。回到泰国后，我到国民党办的重点学校介石学院教英文，期间学校无理克扣两位老师的工资，我们决定进行反击，后来我们联系组织了全校老师进行了罢教，学生罢课，轰动了全泰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刊登了此次事件。当时学校当局说我们是共产党，要承报泰国警察局抓捕我们，但是没有证据，后来只得不了了之。这件事发生后引起了泰国共产党⑽党组织的注意，（在此之前我因为没有与泰国共产党有过联系，所以上述行动都是我和一些进步老师和学生自发地，也可以说是有意识进行的。）没过多久，泰国共产党曼谷地下市委负责人邱及⑾和陈兵人⑿就来和我联系，经过详细地了解和多次的调查，他们终于知道了我的历史和身份，从此以后就让我就与他们单线保持联系，并在泰国共产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进行各种革命地下活动。主要是在教育界里如在国民党办的立人公学、育民中学、中华中学等华校里进行学运，宣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争取海外华人华侨同情革命，倾向、靠拢、支持共产党等等。当时我现在的爱人也是泰国共产党曼谷地下市委的交通员，我爱人的哥哥是泰共中央兼东北部武装游击队负责人。

项：你回泰国后，是否快全中国解决1949年？

陈：是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杜国庠专门托人带信给我，叫我尽可能马上回中国参加祖国建设。当时我父亲劝我留在泰国，给我泰币3万铢，（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刚毕业工作的大学生每月工资才300多铢泰币。）让我在曼谷唐人街开医药店，因为我当时的妻子是配药师兼护士。我坚决不肯留在泰国。1949年底毅然告别父母亲经香港回到广州。到广州见到杜国庠后，他马上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找当时的广东省公安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谭政文⒀，谭政文曾经在抗大，我们也认识，对我特别热情，要我担任广州市公安局宣传股股长，并且说明这是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才能担任的职务。我说我不会写文章，口才也不行，还是去别的工作岗位吧。后来他说我懂英文，就让我去了广州市公安局外侨科当翻译股股长。

1950年，海南岛解放，广东省省委和广州市市委从广州挑选并抽调了我们4位干部去海南岛（因为我是海南人会说海南话），组建了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安总局外事科，科长是从四野南下部队派来的，（姓名忘了，不会外语，到了海南，生活腐化堕落，后来听说被开除党籍军籍坐牢）我任副科长。当时海南有很多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堂等等，有上千外国人在海南岛生活，都由我们外事科与他们打交道和进行管理。那时海南岛刚解放，治安状况很差，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散兵游勇，土匪盗贼到处都是，我们除了工作量非常大外，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我们都穿着解放军公安服装，每个人都配备手枪，是上述的各色人物的袭击目标。

1951年，华南师范学院组建，杜国庠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主任、文教厅长，同时任华南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兼首任院长，写信给我，让我回广州去华南师范学院参加筹备建校，因为当时非常缺乏懂外语的人才。我接信后向海南行政公署提出要求调回广州，但是行政公署不同意放我走。我写信与杜国庠联系，他让我马上回广州到华南师范学院报道，没有组织调令和档案不要紧，他会安排好。当时广州市公安局外侨科也叫我回去，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觉得教师生涯适合我，因此我决定还是去华南师范学院。

1952年，我到华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职，从助教开始，后来任讲师、副教授，系主任一直到离休。

但凡熟悉陈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是刻苦而敬业的。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英语事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执着的爱恋。他说；“一个老师就是要用热情，理性，睿智，学识，最大限度地去激发学生灵感，让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学到知识，不断地碰出思想的火花，带领学生去采摘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他的致学风格是；轻松自然，游刃有余，讲授英语他善于联系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实际，引导学生思考人生问题，犹如绵绵春雨，滋润着学生的心田。而他所追求的目标是；让自己所讲的每一个专题的内容都可以汇编成一篇观点清晰，轻松易读，思想深邃的文章。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赢得华师一届又一届英语系学生的好评。

1955年，学院组织部找我谈有关我的党籍问题，我提出要求恢复党籍，从1938年算起。但是组织部说恢复党籍很困难，因为找不到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我又提供不了其他证明人，所以1940年我与党组织断了联系，只能作脱党处理，手续上需要我重新入党，我只好重新入党。当时学校党组织要我提供在抗大的入党介绍人那位大队长的姓名, 我也忘记了, 连贯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我也无法和他联系上，就算联系上也无法让他证明什么。回想起来，我的党籍当时为什么不能恢复，很大可能就是在香港期间，连贯见了我后再也没有人和我联系上，原因可能就出在这里。我被捕后被营救出狱是由杜国庠进行的，到重庆是和杜国庠住在一起，后来在重庆、成都的活动都是按杜国庠的指示或者和他商量了再进行的，一直到我回泰国。不过，在此期间，杜国庠从来没有与我谈论过我的党籍问题，因为按照当时的党组织纪律，我们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是不能随便讨论党内的有关内部组织结构、各人党内身份等问题的，就算是当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时，与冯乃超一起工作，我们之间也从来没有谈起过党组织关系的这类问题。总之，错在我自己当时一直不重视和急于解决党籍问题，认为无关重要，单纯的认为一样是干革命，一样为党工作。

项：1949到1966年以上是你生活，工作经历，然后又到文革1966年吧？

陈：是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我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在这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的人类灾难中，我被革命造反派指控为华侨资本家子弟、外国间谍，关起来审查3个多月，被抓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的石井监狱关押了2个多月，后又被遣送到广东韶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2年零4个月。

1987年我准备离休，华南师范大学校党委在我离休之前，经过派专人调查，在北京找到了邱及和陈兵人，他们都证明我1945年从中国回到泰国后就与泰共取得联系，并在泰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和指示下进行各种地下革命进步活动一直到1949年去中国。解放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有特别的相关规定，凡是在国外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并支持的外国共产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统称为侨党），党组织关系和党龄都可以互转，什么时候在国外参加侨党，就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党龄。（这个话题到今天为止，一直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因此，学校党组织给我参加革命定性结论为；1938年在延安抗大第四期时参加革命并入党，1940年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造成脱党。1945年再次参加革命，1955年重新入党，待遇为副厅级。下周二下午二点半，目前我一直在华南师范大学安度晚年。

琴瑟和谐，文明家庭

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血浓于水，是一个平静的港湾，你在这里得到休息，又从这里起航远行。陈老师的家是温馨的。也有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她目前也是90高寿。她理解丈夫从事的教育事业，并从各方面给予他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夫妻两人真可谓琴瑟和谐。两个儿子事业有成，都是在泰国任政府要职高官，目前退休了，经常回广州看望父母。陈老师还有可爱的男女孙。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他的家庭被华师评为“文明家庭”。

陈老师精神很好，头脑思维清晰，时光飞逝，他讲他的众多抗大战友已经很多先后鹤翱游九天，可是他她们的音容笑貌以及高尚情操，令我今生难忘。我不是文学家，无力对事物渲染润色。许多名垂青史的一代英雄，我只记下他们的一些故事。

本篇文章由陈德民老师口述，我记述，凡涉及时间地点等细节，我也找过图书馆档案馆尽量求证，或者查对文中记录，或利用其他相关材料加以印证，力求准确。

陈老师作为华师创始人之一，一生为中国建设，为中国革命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战友华师同事目前只留下他一个人，很不容易，我们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本文是独家采访，文章照片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