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幸再次向学生们讲述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涉及对人性的思考,所以让学生们讨论人性是善是恶。

关于人本性属善属恶,我国古代就有争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公孙的人性无善无恶论。与公孙相似的,西方有洛克的人性白板说。今天课堂上也出现了这三派。

关于人本性,我小时候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之后,我接受了洛克的白板说,也觉得人是社会的产物,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对人性起决定性作用。直到后来读了和歌德同时期的叔本华的哲学作品,接受了叔本华的观点,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叔本华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必须为其生存赎罪。

我们似乎不能否认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不算特例——两个新生的婴儿在相同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中长大,其性格会截然不同。如此一来,教育的决定性作用似乎站不住脚。《十日谈》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将儿子从小与外界隔离开来,儿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从未见过女人。一天这位父亲把儿子带到城市里去,儿子见到富丽堂皇的建筑和许多新鲜事物感到惊讶。后来,一位貌美的女子从教堂里走出来,儿子赶紧追问父亲,那是什么东西,父亲编了个谎言说,那是“绿鹅”。在最后父亲问儿子想要带什么回去的时候,儿子回答,带只绿鹅回去。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的骨子里确实天生就存在某些大自然赋予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狭隘地说,就是叔本华哲学观点中的意志,生存意志。

什么是“恶”,按照人们自己的定义,为了自己伤害其他生命就算恶。大自然给人的本性是要求人生存、繁衍,以达到生生不息。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必须靠其它有生命的东西才能生存下去,这是自然的法则——按照人对恶的定义,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恶。所以西方的原罪说,不无道理。

既然人性本是恶的,那么教育和社会环境又充当什么角色呢?

所有的教育都只是修正认知,都只能对认知本身产生作用。认知能塑造道德,而道德是绳索,能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驯服人的兽性,这叫做文明教化。也就是说,教育只起到外在作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可以改进和改变意志(这里暂且将意志狭义为人性)本身。

人正是因为存在种种恶(劣根),又要时时刻刻受到教化和道德的束缚,生存意志在和人所受的教化做斗争,所以人才会感受到痛苦。人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在为生存意志赎罪,这种赎罪以死亡的形式得到终结。

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审判庭,人类社会为了牵制人的恶,就必须要有相应分量的恐惧,所以法律的刑罚就是这么来的。相应分量的惩罚的恐惧让人们不敢将恶的动因变成恶的果实。

所以,人本质上是“衣冠禽兽”,我们看到的人,只不过是穿着不同外衣的,经过驯服和教化之后的人。得到人性本恶这一结论之后,我们并不能悲观失望,教化会使人生出道德的原动力——同情心,也即是恻隐之心。同情心会让我们见在见别人遭受惩罚和痛苦时带入自己的认识,从而紧紧地摁住恶性,不让它生出恶果,以免遭受更大的痛苦。

这来源于我们对痛苦的恐惧,但人会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痛苦而选择遭受相对较小的痛苦。然而,天才和圣人们却做到将所有人的痛苦揽于一己肩上,正所谓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所谓耶稣代替世人受十字架之刑。在尝遍世间所有的痛苦之后,他们得到超脱,达到至圣、至明、至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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