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训 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

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大家常念叨的是“北清复交”，但是有一个学校的名字，有不少人听到后会肃然起敬，她的名字叫“南开”。

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的百岁华诞。南开大学举行了校庆主题楼体灯光秀表演，点亮标志性建筑——主楼，当天的南开大学正门拥满了学生和校友，一起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不仅如此，纽约纳斯达克、新加坡滨海湾、上海外滩、广州“小蛮腰”等地的著名地标建筑大屏幕上，都是对南开的表白！

纽约纳斯达克

图源/人民日报

新加坡滨海湾

图源/人民日报

上海外滩

图源/人民日报

广州广州塔 图源/南开大学微博

说起南开，就不得不说起她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南开精神的开创者——张伯苓。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

在张伯苓15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没有钱再继续读书，他就去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学生学费全免，还能一个月领四两白银。

张伯苓在学堂里一直名列前茅，并且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堂的总教习教给他们的各种闻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包括那句话：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位总教习的名字，叫作严复。

严复

张伯苓的专业是轮船驾驶，毕业那年，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

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实习一年，但张伯苓发现，整个北洋学堂的学生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们实习——那一年是1895年，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最终，张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济号”。这是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都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但真正让张伯苓做出自己人生第一次抉择的，还是在三年之后。

1898年7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那一天，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但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的米字旗。

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是这个场景。

前往参加仪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前胸一个“兵”字，后背一个“勇”字。而服装的尺寸五花八门，有的上装长过腰际，有的长裤露出脚踝。清兵们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人甚至后腰还别着一杆烟枪。而反观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神采飞扬，在中国的国土上，骄傲地升起自己国家的国旗。

在那一刻，张伯苓做出了和当时很多人相反的决定：

脱下军装，去做教育。

身穿清军军服的张伯苓

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退役不久的张伯苓，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

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严修和张伯苓

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五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的是西学。严修最早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后来就聘他做整个西学的老师。

虽然只有五个学生，但张伯苓教得非常认真，让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英文、数学、自然科学这样的科目。由于孩子的反响非常好，张伯苓很快出名，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绅士，专门来请他兼职做王氏家馆的老师。

手下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就给他们加了一门当时旧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课：体育课。

在体育课上，张伯苓把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加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把辫子盘起，长袍撩起，一个个练起了跳高；让一个同学从另一个同学弯下腰的身体上跳过去练跳马；请木匠打造出哑铃，让同学们练肌肉；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

在张伯苓最早教的五个孩子中，有一个叫陶孟和。他后来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在1949年后，陶孟和担任中科院副院长。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1000两白银，建立了“私立中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南开中学”，聘张伯苓作为校长。

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这一届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之前说过的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金邦正等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全中国都有名的中学，学生超过了1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

但张伯苓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

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当时偌大的一个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有工科和法科，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

而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说办就办，他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所以在1917年，他就去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了。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愿意再给他追加奖学金，希望他再留下来，被张伯苓婉言谢绝。

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严修、张伯苓等在美国考察教育时合影

回国之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一个“钱”字。为了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头子，但他认为这不丢人：

“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人都纷纷解囊资助，共得募捐款近9万元。

1919年，在南开中学的南面空地上建起了两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宣告正式成立。

大学成立之后，张伯苓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所有其他大学羡慕的：

梅光迪(文学)、竺可桢、邱宗岳、应尚德、姜立夫、饶毓泰、司徒月兰、蒋廷黻、薛桂轮、李济、吴大猷、杨石先、徐谟、萧公权、黄钰生、何廉……

这些人中，很多人原先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乃至原先就已经在美国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当时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教师薪金的，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来任教，因为一是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和南开大学老师的合影。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出差随身带杀臭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

当时，美国罗氏基金团派员前来参观,听了一节邱宗岳先生讲的化学课，对中国大学的化学教课水平大为惊叹，立即决定为南开大学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当时科学馆还没开造。

1922年，黄炎培曾与胡适有一个谈话。黄炎培说：“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

胡适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们去上南开了。”

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黎元洪到冯玉祥，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

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1937年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生合影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允公允能”，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

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保守，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曹禺，朱光亚，吴大猷，陈省身，都是南开大学培养的学生。

必须还要提一下的，是张伯苓对体育的态度。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的精神，读书再好也是有欠缺的。

1920年代的南开大学校园。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

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的演说。他提出了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

“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刘长春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为第二次中风，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去世时，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和两张旧戏票——钱，还是坐电车找剩的零钱。周恩来在第二天就赶来吊唁。

张伯苓的遗愿，是希望将自己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在当时被拒绝了，理由是“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

南开大学后来重新立起了张伯苓雕像，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和夫人的骨灰合葬在雕像之下，让他长眠在自己最爱的这片土地里。

没有人会忘记张伯苓。正如那一年，曾在南开中学教过语文的老舍，和南开的学生曹禺在美国合写的那首诗：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1900年，有一个人写下了一篇《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句，大家如今口口相传：“少年强则国强。”写下这句话的，是梁启超。但真正去实践这句话，乃至奉献自己一生的热血和生命的，是张伯苓。

昔日少年今已强，勿忘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