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自杀 寒门博士自杀：原生家庭的期望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萧萧依凡 图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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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圣诞节，刚过完平安夜，在所有人祈求来年平平安安时，西安交大29岁的博士生杨宝德给人生找了一个新的“归宿”。他把身体浸泡进灞河冰冷的河水中，这是他对自身经历的“控诉”和最终的反抗。

杨宝德出身于湖北农村，父母外出打杂工，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从大学起，除了学费外，他基本再没跟家里要过什么钱。大学期间，他想尽办法兼职、挣钱。读研期间，有同学在食堂碰见他，他总是在吃三块五一碗的面条。

这是一个懂事又上进的青年。高中时，为了省钱，他选择就读免除学杂费的私立中学。高考时，他遭遇了求学路上的滑铁卢，只考取了三本院校。读本科时，他的目标是考研，考取一所好的学校。最终，他得偿所愿，考取了西安交大。

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他有一个女友，在北京读博，两人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之所以说，他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平凡”的人生，这并非是说他不够优秀，而是说，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只是普通人，很多人的优秀只能使自己成为优秀的平凡人，而非卓越的、独一无二的人。

显然，杨宝德对未来并非如此定位，他渴求一个“辉煌”的人生。这也是原生家庭对他的期望。他是主动把稻草放在身上的“骆驼”，家庭的期望是他放在自己身上最后也最重的“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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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之所以是寒门，不仅是因为物质贫寒，更因为精神匮乏，眼界有限。大多寒门家庭的父母，若是让孩子选择读书这条路，对孩子的表现往往会生出极端。若是孩子成绩不理想，父母怒其不争，浪费钱财，不如去打工。而成绩表现好于同龄人的孩子，其父母则会生出超越现实的期望，认为孩子是“人中人”、“凤中凤”。他们很难接受孩子的“失败”。

在杨宝德自杀事件中，有几个细节体现了这一点。某天早上9点多，杨宝德家人给他打电话得知，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正在导师家做卫生，等会还要擦车。家人有些难以置信，杨宝德却淡淡地说：“没多大点事，也不止我一个人。”

周姓导师的做法确实欠妥，但是杨宝德家人的看法暴露了一个原生家庭思维的局限性。他们的着眼点在于“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在他们眼里，自家孩子已然是“人尖”，却做洗车这样的琐事。他们的眼界仅限于“村里”。

在面对杨宝德的尸体时，陪同他父母到场的亲戚感叹：“他们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这句话再次体现了这一点。大多寒门家庭从来不会说“孩子，我宁愿你慢一点”“孩子，我宁愿你输在起跑线上”之类的话。他们常说的是“读不好书就跟老子回家修地球”“祖坟冒青烟了，你让家族扬眉吐气了”“你终于改了家族门风了”。

当然，这件事情，杨宝德承受的远不是洗洗车这样的小事，其背后固然有其不可承受之重。但是，一向习惯于往自己身上“放稻草”的他，避重就轻，略过实际承受的，“淡然”地把一切简化成大家都在做的小事。原生家庭的期望，迫使他伪装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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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眼界有限，常常让孩子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一个朋友，前几年考上省里的公务员。不过一个科员而已，可是他们的父母及全村人，都认为他在省里当上大官了。自考上公务员那天起，村里人把他家门槛都快踏破了。有向他家提亲的，说姑娘跟着他享不尽的福。有求他家帮忙的，诸如孩子进省城就医求学的，有冤情要上诉的。

对于提亲的，他家人往往是不屑的，说他是要娶白富美的人。求他家帮忙的，家里人则一律骄傲地应下，不管他能不能办到。

所有需要帮的忙里，带孩子来省城求医，对朋友来说是最容易办到的。朋友起早贪黑排队，或求各路朋友帮忙，还是可以挂到专家号的。最初，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于是安置来求医的亲朋住酒店。可是，那些亲朋并不领情，回到村里四处抱怨，说他现在当大官了，瞧不起人，连家门都不让进。

朋友苦笑着说：“在我父母心中，考上公务员就是当上大官了，读书要是读到博士就是把书都读到头了，要是自己创业就是成大富豪了。在我们眼里，这都只不过是人生起点，在他们眼里这已是人生巅峰。这给我很大压力。”

寒门父母眼界的不足，会让其对下一代过高的期望，会让孩子的性格和心理走上歧路。这类家庭出身的孩子大多有着“讨好型”人格特征。

严格意义上讲，讨好型人格并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讨好型人格的人，往往“来者不拒”，几乎从不拒绝别人。他们试图用不遗余力的帮助和温暖，来获得别人的认可。他们担心拒绝会让自己得到较低的评价，甚至影响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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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格特征，在杨宝德身上有所体现。他从不拒绝身边人的请求，甚至是导师无理的要求。在周姓导师承诺帮他联系出国时，他的同学曾经提醒他，“你这么好用，导师怎么会舍得放你走呢？”他的师妹也曾教他，要勇敢说不。师妹的劝说有理有据，然而从结果上来看，这对杨宝德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说服作用。

此外，在周姓导师不道德地试图拆散他和女友时，杨宝德的讨好型人格也时有冒头。面对导师对女友的质疑，他没有一句明确维护女友的话语，而是一味地顺着对方说。其实，如果觉得和老师争辩显得不礼貌，他完全可以适时终结这个话题，而不是引导对方说下去。他并非不爱女友，只是讨好型人格让他觉得只要导师开心痛快就好。

这样的讨好型人格，我身边也有。我一个同学，家境贫寒，大学四年靠的全是助学贷款。四年里，他从早到晚兼职赚钱，忙成一团，但是从大家提出的请求，他从不拒绝。帮女生宿舍换水，帮舍友带饭带烧烤啤酒，打扫寝室卫生，诸如此类。大学校园里，大家还比较单纯，知道适可而止，也懂得感恩。他对于能帮助别人，常常表示很骄傲。

参加工作之后，他时常被同事“压榨”。公司里，琐事都归他管，帮同事点餐，打印文件，帮同事送钥匙给家人，诸如此类。几年下来，他是公司最忙的人，甚至没有时间提升业务技能，屡屡被公司领导批评。同事们一边看不起他，一边照样有事就使唤他。

他因此得了抑郁症。在他回家静休的日子，他家人怎么都想不明白，什么叫抑郁症？他明明是村里的佼佼者，读完大学留在大城市大企业工作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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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宝德自杀事件中，周姓导师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思维进入了误区。

周姓导师的做法固然令人不齿，但是，这其实是每个人人生路上可能面临的无数困难之一。杨宝德没有学会与自身的不足抗争，更没有学会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默默承受。

身边人给杨宝德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但都被他一一否定了，他寄希望于隐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不容忽视的是，原生家庭的期望，让他默默过滤掉了一个看似后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他可以退而求次，放弃读博士，取得硕士学位。看似人生退了一步，但对于绝望到想要放弃人生的人而言，这实际上是进了一大步。只是，家庭的期望让他不允许自己后退。

我们都自带原生家庭的印记，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越来越像“遗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要学会抗争，从自身的不足和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里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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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性评价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尤其是不良影响。

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我们要正视这一点，同时要明白这种影响是可以被改变的。我的一个朋友，出生在父母婚姻很糟糕的原生家庭。父母不断的争吵，令她对婚姻一度抱有极大的怀疑，有明显的恐婚症状。所幸，她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不断尝试改变对异性和恋爱的态度，最终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婚姻。

其次，适当弱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责任和担当。

寒门家庭的孩子习惯性地责任感十足，往往超出自身负荷。这导致他们期待自己成为超人，能彻底改变家族命运。每个成年人最应该做到的是先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该有的责任不该逃避，但是对改变原生家庭不该生出过多幻想。

最后，要学会不断颠覆三观。

所谓三观，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阅历的增长，应该不断得到修正。世界那么大，你只看过“村里的风光”，哪里来的世界观？人生那么长，你才活到二十几岁，哪里来的人生观？生活那么丰富，你还充分增值并实现个人价值，哪里来的价值观？

人最怕活在惯性里。很多悲剧都是由思维的惯性引起。遇到超出认知的事情，只会不解，这世界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沉浸在想不开中，却不试图寻找解决思路，自然容易走进死胡同！

最后，希望逝者安息，世间少一些类似的悲剧。生死面前，其他都是小事。这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有些人一手遮住的不是天，而是受害者的目光，要相信很多事情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萧萧依凡：专栏作者，管理学硕士。梦想与现实任意交织的摩羯女。著有畅销书《仅有一次的人生，就要酣畅淋漓地活》。长篇小说《余生请对我好一点》即将上市。简书@萧萧依凡，微博@萧萧依凡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