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距离杭州西湖杨公堤不到200米的水域,大量蜗牛死亡。死螺的壳空密密麻麻地展开约50平米,散发着恶臭,四周都是苍蝇,场面令人作呕。湖底有一群泥鳅,但它们已经翻了肚皮。
清洁工说,这些是释放者的“杰作”。一天晚上11点,八辆小货车载着几十个人来到西湖,把几千只蜗牛、泥鳅和黄鳝倒进湖里。
不止西湖,我们身边也经常上演类似的闹剧。出于宗教或迷信原因释放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苏东坡提出西湖成为“放生池”的观点
中国人对“释放”并不陌生。作为一种信仰的表达,它在受佛教影响的东亚国家广泛传播。《梵经》记载:“佛若慈悲,必释其命。”佛教徒相信释放可以救活无数垂死的生命,功德无量。
国内大规模发行始于隋代“天台三祖”之一的睿智大师。在浙江台州天台逗留期间,他买了一片300英里的海边作为放生池,教育当地渔民放弃捕鱼和狩猎。在唐肃宗,全国建立了81个放生池,要求家庭放生金鱼。
大作家苏轼也是放生动物的支持者。他在杭州当官时,请求朝廷以西湖为放流池,禁止捕鱼捕鸟,为皇室祈福。从那以后,每年的四月初八佛诞,杭州就有数万居民来此游湖,放飞了数百万只鱼鸟。
很难有办法放走动物=杀死?
时间过去了,现在西湖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这不是一个公民和游客可以随意释放他们的动物的地方。但是,放生动物的情况不能消除。
杭州西溪景区,和西湖一样,明确规定随意释放外来物种,罚款500-2000元,但释放者仍在继续。
从源头上看,这些放生的动物要么是野生的,要么是人工饲养的。显然,人工饲养的动物不应该被释放。以仓鼠为例,人工饲养的仓鼠的野性已经消失,失去了保护色和觅食能力。在野外环境中,它们没有生存能力。圈养的动物比野生动物警惕性低,更容易被天敌杀死或被跟随释放者的猎人捕获,它们的释放可能会杀死它们。
在很多情况下,“释放”可能只是某一段时间的幻觉,“杀戮”甚至“集中杀戮”才是其本质。
2009年6月,一只不愿下水的“小乌龟”被工作人员抛入南海。这种对人类“恋恋不舍”的小乌龟,是原产于云南和广西的缅甸陆龟,且不说它不能下海,即使在淡水中也无法生存。
2012年9月1日晚,广东省东莞市某知名房地产开发商举行3万只萤火虫放飞仪式,引发争议。飞行仪式最终演变成市民争相捕捉昆虫的“闹剧”。不到半个小时,只有高空的几个闪光点逃脱了。
“释放产业链”:一站式生产、供销
有需求就有供给,有空就有人钻。如今,“放生”已经成为一种有偿服务,形成了“一站式产销”,甚至催生了专业的“放生”。捕获后释放,释放后收回,再次释放,然后再次捕获...这样,释放就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荒诞剧。
在许多城市的发布活动中,都有提前预订、按时发货、保质保量等全方位服务。《北京晨报》曾报道,十一五期间在后海放生的大部分人都是空手而归,鱼都是商家订的。仪式结束后,释放者把几千块钱交给专业释放者,“虔诚地”离开了。其他人专门给释放者送鱼,整个假期释放了10000多斤鱼。
在放生动物的“商圈”里,商人和猎人把放生的野生动物“买卖”回来卖给别人放生是很常见的。由此,“放生动物”作为一种表达美好愿望的活动,其内涵经不起推敲。
巴西乌龟称霸杭城统一“乌龟”世界
杭州静思寺附近有一个叫“鱼天堂”的放生池,但现在已经被巴西陆龟占领了。池塘中央的假山里全是巴西乌龟。据报道,每个月农历正月初一或十五,很多人去京司放生巴西龟,也有人去放生海龟,但海龟一夜之间被巴西龟吃掉。其他人放走了青蛙,但在他们转身之前,青蛙被巴西乌龟消灭了。
浙江自然博物馆专门研究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员陈仓松发现,杭州的巴西龟是从京司开始“传播”的。2002年,巴西彩龟只生活在京司和附近的放生池;2005年还出现在西湖及附近池塘;2010年,西溪湿地也成为巴西彩龟的栖息地;2012年,他们进入钱塘江更开阔的水域。
温州一男子放生了一只乌龟,但放生前不小心被乌龟咬了一口。虽然马上就被拉走了,但没关系,那人的嘴唇变成了真正的“香肠嘴”。经查证,发现“凶手”是一只鳄龟,属于外星物种。如果把这种龟放在野生的天然水域,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对当地的水生动物构成威胁。而且,它的繁殖能力惊人。成年龟一年能产几百只小龟,三年后小龟能繁殖。而且,鳄龟具有攻击性,如果大规模繁殖会造成生态危害。
专家说,巴西陆龟适应性强,繁殖快,寿命长,天敌少。一旦它们在野外繁殖,它们可能会攫取大量的当地生态资源。调查显示,无论巴西龟走到哪里,几乎无一例外,其他本土龟都灭绝了,鱼虾水草大大减少。更可怕的是,巴西龟可以和其他本土淡水龟杂交繁殖,导致本土淡水龟基因丢失,极大影响了本土淡水龟的遗传多样性。长此以往,土鳖的基因将不再纯粹。
“反面例子”包括蜗牛、白蜗牛、非洲大蜗牛、牛蛙、小龙虾、麝鼠等。它们和巴西乌龟一样,适应性强,繁殖力强,天敌少,在野外大量繁殖,掠夺生态资源,严重威胁同类本土物种的生存。
生态关系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虽然国境检疫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有禁止引进外来物种的规定,但实际情况是已有300多种外来物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
“假释放”欺骗感情,不仅仅是私事
中国古代有“玄奘放红鲤”的故事,但现代意义上的“放”起源于西方。它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环保主义,经过短短40年的发展,成为一种严谨、科学、有序、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行为——“动物康复”。“释放”只是最后一步,不同于我们所说的简单粗暴的释放。
在我们身边,释放的精神内核正在流失,留下空个空洞,甚至可笑的形式感。释放者希望“消除日常罪恶”,规定“每隔一段时间必须释放”,并提出“被释放的活着的个体数量与功绩成正比”。有人甚至总结了解脱的16个好处:救命、还债、解脱、同情、觉悟...
很明显,放人看似慈善功德,实则是当事人拿钱买安慰,自私自利求功利,自欺欺人。如果不影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种“假释放”是可以的,但如上所述,对生态环境有重要影响,往往是负面的。
结论:
如上所述,产业化下的“假放生”可能会欺骗放生者的善意,放生的动物“出生”最终可能会加速死亡;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涉及公共利益,这使得它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事情,每个公民都有权“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并不反对流传了几千年的放生动物的传统,但至少我们的行动不应该违背初衷。行动改变世界,希望释放者利民扶弱,用实际行动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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