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发动古文运动的目的:捍卫传统儒家文化
唐诗被认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康熙年间编校的《全唐诗》收入2200多位诗人近5万首诗歌,数量是《全宋词》的两倍半。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王国维先生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既如此,韩愈们又闹什么“古文运动”呢?很显然唐朝亦有它的软肋。这个软肋当然不在文学上。实际上,“古文运动”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学运动,而是一次文化复兴运动。
在韩愈看来唐朝的文化道统出了大问题。他在《原道》一文中提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这里的“老”指的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学说,“佛”就是佛教。李唐认老子为祖,所以道家学说在唐朝很受重视,这一点不言而喻。杜牧曾写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见佛教在南朝已经十分盛行,而唐代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初崇佛但不信佛,主要是为了稳定时局、教化民众。但佛教已经深入民心,所以玄奘法师才会不惜触犯国法,“偷渡”出境以求取真经。玄奘法师归国以后不仅被免于处罚,还得到太宗和高宗两代皇帝的礼遇。到了武则天,佛教为其称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而成了实际上的国教,发展更是登峰造极。到了睿宗时代更有“天下财富,佛占其半”之说。毫不夸张地说,唐朝对佛老的崇信已经严重威协到儒家道统的合法地位了。
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儒学实现了道统、学统和政统的合一,儒家的王道理想得以在君主制的时代有序地展开。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统的问题对唐朝的学统和政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才是韩愈发动“古文运动”的良苦用心所在。他希望通过学统的修复,来使唐朝回到儒家的道统之中,以实现真正的以儒治国。《师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一个学生“好古文”和“行古道”就让他如此兴奋,以至于写篇文章鼓励他。可见当时的学风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也可见问题之严重。
解决这个道统的问题,韩愈想了两个办法。一是政治上的辟佛。遗憾的是辟佛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韩愈反而被远贬潮州。二是文化上的“古文运动”。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里就回答了《师说》中所说的“古文”和“古道”的具体内涵。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虽然这场运动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却成为宋代儒学复兴的先声,为始于周敦颐到集大成于朱熹的理学奠定了舆论和思想基础。大文豪苏轼高度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国学大师张君劢先生在《新儒家思想史》中肯定韩愈为“理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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