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米斯 难民营里的另类舞台

以色列著名演员、导演和社会活动家朱利亚诺·哈米斯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创建“自由剧院”。自从２００６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成立以来，这个另类舞台上演着年青一代巴勒斯坦人在占领阴云下的喜怒哀乐，表达他们对家国的失望与希望。

哈米斯去年４月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杀害后，尽管剧院面临种种“自由”阻碍，哈米斯的同事和学生仍坚持着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

悲剧上演

２０１１年４月４日下午，５２岁的朱利亚诺·哈米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自由剧院。他刚刚结束在拉姆安拉的首轮新剧演出，没有通知任何人开车回到杰宁。他想与同事和学生们讨论表演学校的新课程，还有些财政问题需要处理。更重要的是，他挂念着家中已怀胎九月、随时可能分娩的妻子。

他和表演学校女协调员拉旺德·阿尔卡维聊了几句天，就带上待在剧院里的１岁儿子杰及其保姆一起上了车，启程回家。

车开出剧院庭院后右拐上了大街。这时，前方百米开外的小巷中突然走出来一个男子，向着哈米斯大喊：“停下！停下！”这名男子蒙着面，手中举着枪，但哈米斯还是依言停车。

他起初可能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当意识到对方真会开枪时，他迅速把膝上的儿子抛到安全位置。对方几乎在同时开火，向哈米斯射击７次之后，消失在难民营区迷宫班的狭窄巷道中。

阿尔卡维听见枪声后从剧院跑出来，发现哈米斯血流如注地瘫在车内，奄奄一息。保姆的胳膊被弹片伤着但不严重，孩子毫发无损。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但没来得及赶到医院，哈米斯已经咽气。

时至今日，杀害哈米斯的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仍是一个谜团，成为自由剧院抹不去的悲伤记忆。事实上，自由剧院一开始就是个危险的事业。它２００６年开张时，杰宁没有其他剧院存在，唯一有规模的文化娱乐场所——一家电影院已经关闭２０年。

杰宁位处西岸贫困的北部地区，距西岸政治中心拉姆安拉６０公里。与后者的繁华相比，杰宁仿佛一个荒凉的边疆小城。自由剧院位于杰宁郊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区。这是一片依山而建的简易水泥房，由１９４８年随以色列建国而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修建。难民营目前居民超过１万人，基础生活设施虽简陋但运作正常。这里很多建筑外墙布满弹孔，记录着十年前杰宁作为反以武装抵抗运动要塞的历史。

自由剧院的外表毫不起眼，演出场地和表演学校隐藏在街边几栋单调的古老砂石建筑内，那里曾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铁路仓库。

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哈米斯都是个争议人物。他一手创办的自由剧院也令人侧目。哈米斯和其他创建者希望，剧院能为难民营的新生代提供一个舞台，让他们创造性地发泄愤怒和伤痛，赋予年轻人暴力之外的渠道表达抵抗占领的情绪。

戏剧疗法

表演学校学生卡迈勒·阿瓦德今年２３岁，和家人住在剧院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在２００２年以军进攻难民营行动中，阿瓦德的父亲被一名以军士兵击中头部而造成脑损伤，再不能说话。家里穷得付不起医疗费，家人只好尽可能让他生活得舒服。身为长子的阿瓦德从此负担起养家的重任。家庭的不幸使他变成一个“愤怒青年”。

“２００６年开始和朱利亚诺共事之前，我咄咄逼人，总想和人争吵，”他回忆说。但加入自由剧院后，他学会调整心态，“除了学表演，我还学习如何自嘲和让别人开怀，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自由剧院的工作核心是用戏剧帮助学生们找到情绪宣泄出口、治疗心理问题。

在排练厅里，经过培训的治疗师鼓励学生分享经历，并通过角色扮演等戏剧形式纾解心结。阿瓦德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自己的父亲，“在舞台上梳理、解决家庭问题本站很有帮助。”

在戏剧疗法课堂上，学生们在黑暗房间里站着围成一圈，表演者用语言和动作吐露心声。一个曾是武装分子的学生忏悔，自己曾经的作为招来以军突袭、导致妹妹丧生。另一名学生因为从小遭受家庭暴力而落下口吃毛病，他在表演中说：“我要把心中的恐惧拽出来，释放自我，让我口中这个东西走开。”

一年前加入表演学校的马哈茂德·加尼姆说：“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问题——愤怒，悲伤——这正是我在这儿试图表达清楚的东西。我不能在外面哭，但在舞台上，我可以哭泣、大声喊叫、摔东西。这是发泄情绪的最好方式。”

不过，剧院刚开张时很难吸引人参加。“杰宁难民营是一个保守、传统的社区，”戏剧疗法治疗师彼得拉·巴尔古西说，“他们仍然相信，一个人有心理障碍是一种耻辱，他们不相信自己需要寻求帮助。”

打破桎梏

在普遍将以色列人视为仇敌的难民营，自由剧院能存活并发展至今已是奇迹。一开始，难民营的年青一代对哈米斯心存疑忌。“我们都奇怪这个以色列家伙想在这里干什么，”阿瓦德回忆，“大家以为他是个间谍。”

“朋友和邻居们会说闲话：‘你怎么能和一个杀了我们孩子的以色列人一起工作？’”剧院行政助理、也是第一名女性员工的拉尼娅·瓦斯菲当初饱受非议。

剧院成立之初，其建筑多次差点被人纵火破坏，工作人员常遭到攻击，还有人散布辱骂哈米斯的宣传单。但渐渐地，哈米斯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对戏剧事业的热情感染了人们。他会当街拦住年轻人，劝说他们参与剧院活动。当孩子们愿意加入却遭到父母阻拦时，哈米斯会亲自上门解释参与剧院事业的益处，争取家长支持。

哈米斯帮助破除的传统桎梏之一是女人不能参加社会活动的观念。在难民营最保守的圈子里，大家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不出门，也不能上学。

“我想到这里来，家里人都觉得我疯了，”在剧院担任导演和摄像指导的苏珊娜·瓦斯菲说，“他们说我一定是在做梦，不肯放我走。后来人们，包括朱利亚诺在内，都来劝说我的家人，最后终于准许我来了。’

不懈的努力换来了可喜成果。阿尔卡维说，哈米斯遇害前，剧院教室内绝大多数位置被女学生占满，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出去专门招揽男生”。

自由剧院的剧目并不仅限于反以情绪或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生活。哈米斯力图通过其戏剧活动向世人展示，除了民族矛盾之外，更多细微层面的西岸生活面貌。

正如哈米斯在２０１０年４月所说：“演员、画家和音乐家们到欧洲参加各种展览活动，展示被占领生活的种种——生活苦难，经济困境等等。我觉得我们忘了讨论自己的房子、孩子、妻子……如今的年青一代则下定决心：‘我们不仅要到外面去讨论隔离墙和检查站，我们也要和外人说说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社会中的女性，对单一派别的独裁制度、对传统和宗教又有什么想法。’”

对巴勒斯坦社会自身问题的批判和质疑不可避免地引起某些人仇恨，但哈米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说：“许多人不喜欢我们批评自己的社会，但这正是自由剧院的宗旨所在。在抨击占领方各种暴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反思自身。”

前路崎岖

哈米斯遇害前，自由剧院发展盛况空前：它有大约１００名学生和１５名全职员工，在西岸和海外演出时的观众人数也不断增加。和拉姆安拉和伯利恒等其他西岸城市的剧院相比，自由剧院仍是个小团队，但它在国际上收获的关注和财政支援幅度远远高出其实际规模。２００９年，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参观了剧院。剧院签名簿上还留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演员和剧作家的大名。

剧院名声响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米斯。哈米斯遇害之后，自由剧院并没有陷于停顿，创作了新的剧目，学生剧团继续在德国和美国巡回演出。但失去哈米斯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学生数量减少了，许多活动也被迫暂停。随哈米斯去世而离开剧院的人包括他的妻子珍妮·尼曼。丈夫遇害后不久，她生下了双胞胎，目前和三个孩子住在以色列。

更糟糕的是，剧院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本站列为侦查对象。去年７月２７日清晨，一群以军士兵闯入剧院，打砸窗户和家具，并拘捕了场地经理阿德南·纳格纳基耶和剧院主席比拉勒·萨阿迪。１０天后，表演系学生拉米·赫瓦耶尔在一个以军检查站被捕；８月２２日，以军再次突袭剧院，拘捕了纳格纳基耶的兄弟、剧院守卫穆罕默德。以方指控这４人参与谋杀哈米斯，但最终没有起诉他们。这４人已获释并重回工作岗位。剧院创立人之一扎卡里亚·祖贝迪自今年以来被限制行动，不能自由离开杰宁。

“不要放弃”

以色列当局对剧院的不断“骚扰”严重打击士气，而时至今日，哈米斯遇害真相仍被迷雾笼罩。当时除了保姆，只有一名目击者目睹枪击发生，但距离太远，无法指认凶手。

难民营内，民众对这起枪杀案保持诡异的沉默。四家不同权威机构——巴勒斯坦警方、以色列警方、国防军和辛贝特都参与调查，却没有任何进展。事发几小时后，巴警方曾逮捕一名当地男子，传言与哈马斯有关系，但遭到否认，该男子后来也被释放。

一些人怀疑以色列是幕后黑手，一些人则认为凶手就出自难民营。

阿尔卡维还清楚记得出事的那个下午，大约４点钟，光天化日之下，本应热闹的街上却出奇安静，“没有人，没有车”。

得不到答案让她纠结：“不管凶手自难民营还是外面的人，有人被杀了，我们需要知道是谁干的，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轨道。”

哈米斯已经逝去，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仍在坚持。

去年１２月，第二家自由剧场在杰宁市区开幕，剧院多媒体活动和课余演出团队重新开始招募新人，表演学校增加了几项新课程。

“在迷茫和恐惧笼罩下，我们曾濒临崩溃边缘，”自由剧院创立者之一兼新任总经理约纳坦·施坦查克说，“但我们最终挺过了风暴。”他承认哈米斯那“无远弗届、高瞻远瞩、超乎常规的世界观”无可取代，“但他一部分的狂性和他所启发的灵感会在那些与他共事５年多的人身上延续下去。”

谈及剧院未来，一个在哈米斯遇害前一星期才加入表演学校的年轻女生阿丽吉·阿亚斯说：“我们相信它会继续下去，我们应该从头再来，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阿尔卡维说：“朱利亚诺过去总对我们说：‘不要放弃。’他说戏剧是通往新一代人的桥梁，即使一代人死去，还会延续到下一代。所以当朱利亚诺死去，我们就接过了他的理想。”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