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丹 不丹，一个悄悄望向中国的国度

秋天的凉意率先闯入喜马拉雅山区，中国工人建造的廷布大佛迎来由不丹国家大喇嘛主持的盛大法会，僧侣源源不断来到这个能俯瞰首都的圣地听经祈愿，成千上万的猩红色僧袍让人恍然有种身在西藏的错觉。然而错觉终归是错觉，这是一个虽与中国接壤，却受另一个大国影响很深的国家，除了“幸福指数”，它一向很少受到外界关注，但过去两个月它一而再再而三地闯进中国人的视野。8月下旬，《环球时报》记者几经周折走进不丹，深深感受到这个风景壮美、民风温和的国家的方方面面，其中一点尤有感触：它正悄悄望向中国。

“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前往不丹的旅程充满惊喜和刺激。从尼泊尔加德满都出发的航班沿喜马拉雅山脉向东飞行不到一个小时，就抵达不丹唯一的帕罗国际机场。这条航线上，乘客一般会优先选左边靠窗座位，因为起飞20多分钟后，机组成员会提醒乘客看向左方——高出云端的珠穆朗玛峰以全新姿容出现在人们眼前。

接下来的体验更让人终生难忘。帕罗国际机场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让飞机在这里降落成为一项惊心动魄的挑战。根据美国旅游杂志《Travel & Leisure》的资料，全球只有8名飞行员被认可在帕罗机场降落。飞机在锯齿状山谷中穿梭、下降、躲避气流，机翼几乎贴着山坡。在平稳落地的一刻，整个机舱的人欢呼鼓掌——原来，这种场景不只属于俄航。

一下飞机，《环球时报》记者就能感觉到，虽然不丹属于低收入国家，但它或许是南亚最干净的国家，这得益于其干爽的高山气候、较低的人口密度以及政府提倡的环保理念。

赶往旅馆途中，恰逢当地小学放学，不丹孩子们自发地冲我们扮鬼脸打招呼。这一刻，记者终于明白为什么外国游客从这个国家拍回的照片里，当地孩子纯净自然的笑容是“标配”。网络上对不丹的溢美之词并不全是旅行社的“神化”，当“幸福指数”成为这里的名片，这个国家的国民对个人的外在修养也更加自觉。从这刻起，接下来的6天，记者见到的多是礼让与微笑，从没遇到过喧哗与争吵。“其实不丹一些年轻人喝过酒也会打架”，在听到对自己祖国的赞美时，向导阿杰狡黠地笑了笑。

帕罗，放学回家路上的不丹学生。

不过，当记者发现手中现金不够，想要用手里的人民币换一些当地货币时，向导带着记者走遍帕罗的兑换点，都失望而归——这个不丹排名前三的城市竟然没有地方可以兑换人民币!而记者在商店买东西时，找回的零钱里常常夹杂着几张“甘地”——印度的货币卢比，看着记者错愕的表情，向导说：“没错的，一比一!”

这时，记者猛然意识到，尽管不丹人自称能跟藏语无障碍交流，尽管他们也信奉藏传佛教，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拥有一副东方面孔，但不丹的那个南方邻国在这里的存在感，根本无法忽视。

“什么？海尔是中国牌子？”

不丹南部重要门户彭措林是记者此行重要一站。有趣的是，彭措林可能是这个95%国土为山地的国家唯一一个建在平原上的城市。从帕罗沿边境公路翻山越岭，向南抵达喜马拉雅山脉最南缘，在最后一座山头停车就可清晰看到，彭措林坐落在一望无际的恒河平原上。

与清爽的山地气候完全不同，受孟加拉湾暖湿气流的影响，彭措林的气温极为炎热，原本身着传统服饰“帼”的向导阿杰赶忙换上了T恤。接着，《环球时报》记者来到不丹与印度接壤的口岸，看到满载着印度商品的车辆源源不断穿过国门进入不丹，出入境的公民则从大门右侧的两个小门通过。

彭措林的不丹国门，对面就是印度。

记者拿起相机想要拍照，一名工作人员赶忙跑来制止。但这种“严格”仅限于拍照。根据不丹与印度之间允许两国人民自由流动的协议，印度人到不丹不需要签证。彭措林的国门“形同虚设”。记者晚间9时再次到国门，问口岸办公室的人如何才能去印度一侧，对方看了看表说“10点关门，现在还开着”。根本没有查验护照的手续。

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游客想要进入不丹则困难得多，需要先通过旅行社向不丹旅游局支付每天250美元的最低消费标准，然后才能拿到签证，整个过程类似“买门票”。在不丹期间，记者发现韩国游客明显很多，向导阿杰说，这是因为不丹每年会给一个国家游客“折扣价”：“今年轮到韩国，每人每天只需最低消费150美元。”

除了入境“特权”，印度商品在不丹的“特权”也是别国享受不到的。彭措林一家鞋店的老板极力向记者推荐印度生产的鞋，当记者看到一些鞋子标签是中文时，老板忙提醒说，这些鞋子较贵，“因为中国鞋要40%的税，而印度鞋只需要10%。当然，中国鞋的质量更好。”

“什么？海尔是中国牌子？不，它是印度的。”在电器老板阿南的店里，记者指着一台电冰箱说这是中国货时，阿南觉得不可思议。《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中国的电器产品在这里很普遍，一台海尔单门冰箱12900不丹努的售价与日本、韩国货档次基本一致，这些中国产品大都在印度有生产基地或经印度辗转进入不丹，运输费用高昂。

“印度就像我们的哥哥”

在通往廷布、帕罗等不丹重要城市的山路上，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能看到一辆冒着黑烟的卡车。“不丹的幸福指数里不是包含环境保护一项吗？为什么还能允许这样的车上路？”《环球时报》记者的这个疑惑让向导阿杰有些尴尬：“他们是印度来的。”果然，这些车辆正面都有印度塔塔集团的LOGO。

“管理汽车污染是政府的职责，我们普通人讲，没有一点用。”父亲曾是政府前官员的不丹年轻人小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税率的不同，也是造成不丹境内有大量印度车的原因，“其他国家的车进口要交100%的税，但印度车只需要45%。”

在涉及国家命脉的能源领域，更是少不了印度的影子。由于不丹南北落差非常大，水力发电成为该国最大出口项目，而唯一的买家就是印度。《环球时报》记者从彭措林往返帕罗时，会经过一座楚卡水电站。“这是不丹历史上最重要的水电站，60%的资金由印度援助，另外40%是贷款。从1988年建成后，不丹就多了一项稳定的收入。从那以后，不丹每修一座水电站，经济就好一次”，阿杰说。

传媒领域也一样。记者入住的宾馆并不高档，但能收看几十套国内外电视节目，其中印度节目占至少70%。从国内出发前，记者试图联系采访曾在中印对峙时强烈批评印度的知名博客作者、《不丹时报》前总经理旺查·桑杰，不过中间人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见面可以，但不能谈中印局势。”等到记者抵达不丹时，旺查·桑杰却再也联系不上了。“可能收到了封口令”，中间人说。

走在大街上，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袖珍国度跟印度的关系。无论在廷布、帕罗还是彭措林，到处都有皮肤黝黑的印度建筑工人。“不丹人少，劳动力成本高，所以大批印度人来干活，他们一天的酬劳只有400卢比”，向导阿杰说。

“印度就像我们的哥哥”，这是很多不丹人见到记者后的“官方”表态。不过，“哥哥”似乎没有让不丹人感到多么愉快。几杯酒下肚，向导和他的朋友开始向记者抱怨他们在新德里被出租车司机拉着兜圈子，慨叹想学中文又无门可投，跟中国做生意也不方便。对于被“哥哥”束缚太久而又日渐开放的不丹人而言，北方那个大国显然更具吸引力。

“如果中国能跟不丹建交，我一定是最高兴的人!”

帕罗街头，一名身着不丹传统服饰“旗拉”的小姑娘吸引了记者的镜头，当记者拍完走出十米后，小姑娘竟然清脆地用中文喊了一声“你好!”“别奇怪，这里还有人会唱中国歌!”看着记者惊讶的表情，向导阿杰说。

晚餐后，阿杰带记者去了当地“夜店”。不丹的“夜店”其实是颇具当地特色的简易舞厅——在霉味浓重的潮湿地下室内，一个不足10平米的舞台，种类有限的啤酒和零食，以及身着“旗拉”的女服务生。这些女服务生并不提供非法服务，她们只拿着节目单和酒水单，在场内请客人点舞。让记者惊奇的是，一名服务生竟然跳了一曲《小苹果》。

无法得知这名女孩是怎么学会跳《小苹果》的，很有可能是通过互联网。在廷布、帕罗、彭措林，中国的vivo和oppo手机占领了几乎每一家小门脸的手机店铺，街头不时出现的低头族，表明现代生活方式正在冲击着这个“世外桃源”。看似封闭的不丹，社交网络非常普及，向导阿杰说，基本上每个年轻人手机里都有微信，“我们不用line，只用微信，很方便。但我不知道是谁把它带进不丹的。”“能不能寄张学习中文的光碟给我？”阿杰的朋友曾在昆明学过一年中文，这让阿杰非常羡慕：“太贵，去中国也太麻烦。”

中文渐渐影响不丹年轻人的同时，中国的制造业也让这个国度更愿意跟北方邻居打交道。不丹在1989 和1992 年实行了两次税制改革，对工厂机器设备免征销售税和进口关税，不丹人SonamTobgay的贸易公司就在享受这种利好政策，他的公司刚进口了一批中国厦工机械的挖掘机。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就是被这些在门口停放的挖掘机吸引的，因为除了寥寥可数的几辆汽车，挖掘机几乎是帕罗街头唯一的工业时代产物。

帕罗街头排列整齐的中国挖掘机。

“一台挖掘机大概12万多美元，我们从新加坡中间商进口，到不丹之后，可租可售。”SonamTobgay外出办事，他的表弟接待了记者。“不丹的工程很多，中国机器很好用，在不丹，我们是这个牌子唯一一家代理商!”“如果您在中国还看到有不丹所需要的机械，可以联系我。”SonamTobgay的表弟开拓公司业务的意愿很强。

仅仅几台中国机械进入不丹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不丹多山，目前连通几个重要城市的路蜿蜒曲折，遇到下雨，山体滑坡随处可见。目前，这种路仅靠散漫的印度劳工勉强维护。以从帕罗到彭措林为例，短短100多公里的路，耗时6个小时。在与当地人交谈时，记者得知，如果从不丹相对繁华的西部走到最东边，往返竟然需要6天。

一些走出大山的不丹人开始渴求依靠中国基建力量改变祖国。“印度修的路没有一米是平的!”在帕罗街头，不丹小伙小山抱怨道。他的父亲参加过不丹跟中国的建交谈判，小山也去过昆明、广州，对中国高铁印象深刻。“中国来建铁路，一定会把山都打通吧？如果中国能跟不丹建交，我一定是最高兴的人!”

“我们是个独立国家，应该有同所有国家建交的权利。”小山说：“中国很有诚意，我们其实也非常想跟中国建交，只可惜来自外国的压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