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新加坡 新加坡对中国态度“复杂而微妙”

“我们希望有另一个李光耀，但这是不可能的。很多国家要好几代人才出现一个李光耀，这已经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直播电视节目“我问总理”中的感慨。在一个小时的节目中，他还提及新加坡两年后将迎来独立50周年庆典，他认为50年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虽然不长，但新加坡建国初期的50年却是影响深远的。新加坡的商业活力，透明、清廉和高效的政治形象，以及特别的“外交哲学”一直被各国学者深入解读。有人夸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与自己国家力量不相称的影响力”，也有人不满“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加坡现在对日本态度暧昧”，还有的说，实用主义让新加坡倾向于经济上“追随”中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柔性地制衡”中国。但在自诩为“小虾”的新加坡看来，最务实的就是在国际的海洋中“与鱼群共存”。

极力避免成为大国“卫星国”

作为一个热带城市国家，新加坡缺乏战略纵深，自然资源极其匮乏，所有资源包括淡水都依赖进口。《环球时报》记者在新加坡听到一种说法：“新加坡可以自给自足的只有空气”。尽管如此，新加坡高度重视国家的独立自主，并极力避免成为某一大国的“卫星国”。“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对新加坡的国际战略有过这样的定义：“有毒的小虾”——小虾尽管很小，但它的毒素却可以威慑国际海洋里的大鱼，从而不被任何大鱼吞掉，与鱼群共存。

如何在周边国家和区域外大国的夹缝中谋求生存，是新加坡外交面临的根本问题。从建国之初，新加坡就逐渐形成“平衡战略”。新加坡脆弱的地缘政治特征为其外交政策打上深深的烙印。新加坡总人口约540万，75%左右是华人，华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尽管有无法回避的“亲缘关系”，但为避免邻国猜忌，新加坡与中国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建立外交关系。1965年8月，新加坡实现独立。独立之初，新加坡所面临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严峻而复杂，当时的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有人将新视为“中国在东南亚的特洛伊木马”。因此，直到印尼1989年2月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新加坡才开始全面与中国建立更深的关系。

“全球危机洞悉”网4月27日在刊文分析新加坡的难题和挑战时说，众所周知，新加坡极其重视自身安全，安全和防务事务仍是该国统治精英的重要议事日程。新加坡大量资源用于国防建设，是2012年全球5大武器进口国之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防务与战略学者陈思诚认为，作为亚洲面积最小和更自我感觉容易遭受威胁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必须依赖外交政策的灵活和机敏。因此，新加坡在与大国交往乃至整体外交政策中都采取实用主义，与外国的关系往往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的性质。

对中国态度复杂而微妙

对新加坡来说，中国的强大是机遇，也是道难题。日本《时事政治》网站8月25日刊文谈到，新领导人的表态有时被外界认为是某种“制衡中国”态度的体现。文章说，2009年李光耀访美时呼吁美国积极参与亚洲事务，确保区域平衡，“这一发言的矛头直指中国在亚洲的崛起，表达了新加坡对中国的复杂心态”。

新加坡支持美军继续驻留东南亚，并欢迎美重返亚太的政策。近年来，新加坡方面的一些亲美言论也曾引起中国国内的不满。但也有人说，不能就此认为新加坡奉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新希望通过美国来平衡中国，但最不希望看到的是美中交恶。新加坡希望通过不同的地区合作机制，使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主要国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在新加坡领导人看来，依靠几个大国在地区内相互竞争来维系安全，要比把国家命运拴在一个强大的伙伴身上更好。新首任外长拉贾拉南曾这样形容新加坡的策略：在许多太阳的情况下，每个太阳的引力作用被削弱。而且，通过对这种引力作用所产生的拉力与反拉力的巧妙利用,小行星可以获得最大的运行自由。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不止一次用“冷血”来形容新加坡领导人对全球政治的分析。对于这样的评价，新加坡方面的反应倒是十分坦然。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曾表示:“事实上，我们必须如此。我们需要在有限的条件下生存，所以对世界的观点不容许由主观考虑或情感所左右。”这番话表现出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务实”。长期以来，美国市场被视为新加坡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从2007年开始，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超过其对美贸易，中国成为新加坡更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务实的新加坡也因此更加重视中国。

有学者把新加坡称为东盟国家中，以亲美为中心的“大国平衡战略”的设计者和先行者。但当美国在新加坡“核心利益”上指手画脚时，新加坡也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应。今年6月20日，新加坡外交部措辞强硬地回应了美国国务院的2012年人权报告书，认为美国在批评新加坡内部安全法令时采取双重标准非常“伪善”，令新加坡感到失望。

在美国，新加坡领导人的言行通常也会被用放大镜来观察。今年4月3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艾萨克·费什撰文，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初访美时，在向美国商界人士的一次演讲上拿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开玩笑表示“不理解”。费什说，一位领导人公开、随意地开他国的玩笑，是值得注意的。实际上，新加坡非常在意与中国的关系，不希望两国之间存在任何误解的心态。据新外交部刊登的材料，李显龙总理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19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期间谈到：“新加坡与日本关系很好，也与中国关系很好，我认为在东京或者其他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并非明智之举。我认为每个国家都从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中获得益处，并期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留学的新加坡学者李锦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战略回归亚洲时，新加坡同样担心美国的势力过分渗入东南亚，导致地区局势失衡，新难以接受任何的大国操纵本国和东南亚事务，它促使大国接受这样一种秩序——即在亚洲，大国可以自由进出，公开对话，但却不能过分骄傲或强横。

对于新加坡而言，确实在外交中有维持平衡的意图。这一方面是作为小国不得已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新加坡自己的外交哲学而确定的。能影响大国的意志，对新加坡来说有时是一种荣耀，但新加坡也深知自身影响力的局限。这样的平衡外交有时让新加坡受益，有时又会给新加坡带来选择的困境。

小国外交更富于技巧性

在日本，不乏对新加坡外交哲学的赞许声。日本《Voice》杂志2013年4月号建议日本应重视东盟外交，并称“新加坡是东盟特殊的一员，以沟通东西方和扮演平衡者角色为荣”。因为平衡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大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令新加坡享有与自己国家力量不相称的影响力，“新加坡的原则是，在区域中不应存在统治性、且以强权贯彻自身政策的一国力量”。

日本《周刊财经》今年还刊文说，相比于大国，小国的外交通常更富技巧性，擅长左右逢源。新加坡作为小国，更清楚自身魅力在于商业贸易和投资中心的经济活力，以及透明、清廉和高效的政治形象，而确保新加坡自身魅力的对外释放，就要在外交政策中贯彻与之相应的价值观，树立公平调解者的形象。同时，新加坡还要维持地区平衡，防范大国的过度干涉，这不仅确保作为小国的新加坡的生存，也确保它在东盟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

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分析师塞尔楚克·克拉克格鲁去年9月在《土耳其周刊》撰文称，作为联合国、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以及英联邦的一员，新加坡与许多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但只在一部分国家拥有外交使馆。例如，土耳其1985年就在新设立大使馆，但新直到2012年才在土耳其设立大使馆。塞尔楚克认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自由中心，新加坡极易遭受外部威胁。透过国际关系的镜头仔细端详，新加坡今后将继续展现出其独具一格的范例形象。

美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曾在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网站对新加坡的外交政策进行归纳：它取决于一个小国的现实，首要目标是确保生存，这种逻辑迫使其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采取“实力政策”。阿米塔夫认为，仅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审视新加坡外交政策还不够。新加坡的外交政策还受到经济上与其他国家相互依赖等因素的影响。

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新加坡长期保持中立立场。应该说，新加坡关心的问题更多的是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而不是主权争端的最终解决。这一立场与新加坡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方面，新加坡并不是南海的主权声索国;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处“能源通道”马六甲海峡东口，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不夸张地说，南海的自由航行是否有所保障是关乎新加坡经济存亡的大问题。新加坡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国家故意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导致整个南海局势失控。

从具体政策上看，新加坡的很多主张与中国接近。近年来，越南、菲律宾不遗余力地推动南海争端的国际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坚决支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曾就南海问题明确表态，称“使双边纠纷国际化将会有灾难性的结果”。在新加坡看来，东盟不应过多地干涉南海主权争端。在2011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上，新加坡外长尚穆根就明确表示，约束各方在南海的行为是东盟的事，主权争议则是声索国之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