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奸相”韩侂胄：“正史”不正，“伪道”误国

韩侂胄，字节夫，南宋相州人。在宁宗一朝，曾任枢密院都承旨、平章军国事、开府仪同三司。庆元元年，即宁宗执政之初，上距北宋亡国的靖康事变已近70年，距岳飞被害也已54年。这期间，除了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昚发动过一次失败的符离集抗金战事，南宋小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始终做着偏安东南、苟延残喘的“临安梦”，不仅割地称臣，而且岁岁进贡。而当此时候，一代“奸相”韩侂胄横空出世。

纵观宋史，韩侂胄作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奸臣，他的“劣迹”主要有三，一是禁止道学，二是崇岳贬秦，三是兴兵北伐。

先说他禁止道学。朱熹是南宋时理学代表人物。面对国土沦陷、朝廷偏安的现状，作为宁宗“帝师”，朱熹向赵扩灌输“天理人欲”的陈腐之说，“正心诚意”的空泛之论，并借讲学之机，几番干预朝政，且欲排挤韩侂胄于外廷。终于引起皇帝的反感，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从而免去了他的侍讲资格。在当时的朝廷，朱熹的理学被斥为“伪学”，称其“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有“六罪”之多。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承认“私敌人之财”、“纳其尼女”等，且“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在此情况下，赵扩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撤销了朱熹之职务，其门徒也如鸟兽散。这一事件，史称“庆元党案”。从《宋史》所载可见，此一事件之决策，也以宁宗为主导，而韩氏不过从中推波助澜而已。

次说崇岳贬秦。对岳飞、秦桧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争论的焦点。岳飞被赵构、秦桧迫害冤死狱中后直到孝宗一朝，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在当时太上皇赵构的主导下，并未清算秦桧的罪行。公元1204年即宁宗嘉泰四年，韩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秦桧是在害死岳飞十四年后才寿终正寝的，高宗赵构竟然加封他为申王，谥忠献。公元1206年，在韩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决定，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胄的崇岳贬秦，实为其北伐抗金做了舆论准备。

再说兴兵北伐。韩侂胄主政后，朝廷中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如爱国志士辛弃疾、陆游等重新进入朝廷视野。为了建立北伐“统一战线”，朝廷对遭到整肃的道学人士采取了驰禁政策。韩侂胄更是置生死于度外，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应当说，在北伐决策过程中，韩侂胄在政治上的准备是充分的。赵宋朝廷南渡以来，由于长期偏安，文恬武嬉，不思恢复，以致武备不整、人才尽失，因此，此次洗雪国耻、恢复中原的努力，终于功亏一篑。

北伐兵败后，韩侂胄很快被宁宗和主和派大臣史弥远阴谋暗杀，并将其头颅送给敌国“函首传边”以邀“和议”。史弥远掌控朝廷大权后，不仅对外推行投降乞和政策，而且恢复了秦桧的申王、忠献“待遇”，并与金国订立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议”。人们不解的是：在《宋史》中，卖国求荣、追捧秦桧的史弥远不是奸臣，而志在恢复、举兵抗金的韩侂胄倒成了奸臣。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宋史》之修撰者，若非抄袭史弥远改篡之史料，就是元代理学信徒之所为。诚如近代史学家邓之诚所说，韩侂胄并“不尽如宋史所诋”，说韩侂胄是权奸误国，“不免门户道学之见。”由此可见，理学之杀人，岂仅“存天理，灭人欲”，此亦显例之一。其实即是在当时，著名词人周密就曾提出异议，韩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宋史》的修撰者竟然污蔑韩侂胄北伐抗金的动机系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可谓诛心之论。史载，在史弥远操纵下宋金和议后，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

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

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

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

而令人哀叹的是，当韩侂胄“开禧北伐”之时，金朝实已处于“必乱必亡”前夕。史载金主在听说韩侂胄被杀后，曾大喜曰：“除掉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将北伐坚持到底，其时打败金朝、一雪“靖康耻”可能会指日可待。

回过头来，再看韩侂胄“被奸臣”化的复杂过程：

韩侂胄被杀之时，南宋朝野上下主张对金妥协、维持“和平”现状的政治力量正占据上风。尤其是南宋一朝历任皇帝都安于南北割据的偏安现状。而承平日久之后，朝野上下更是痛恨主战派：因为战争使他们丧失了平静快乐的生活。所以，杀掉韩侂胄，其实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心态，更反映了那个时代南宋皇帝和臣民的怯懦、卑劣和邪恶。相比之下，敌国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却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给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与之相比，南宋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皇帝和大臣为了掩饰他们的卑劣行径，不惜大肆篡改史官“实录”，将韩侂胄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这些经过恶意篡改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时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将韩侂胄永远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而今天一些不负责任、不加甄别的史家史书，又继承了《宋史》的说法，致使一代忠臣沦为奸臣传里的“奸佞之人”。

重读《宋史》，初亦以韩侂胄为奸，将其与蔡京、童贯、王黼、朱勔、秦桧、张邦昌、贾似道等相提并论。而反复读之，比照其他史料，愈知所谓“修史之谬”！试想，以韩公当年之主要政敌和打击目标，乃有宋以来之最大学问家、理学之创始人朱熹。此公虽以虚伪见长，但其着实拥有太多的徒子徒孙，世世代代，传承至今，他们掌握着如椽史笔，极尽各种手法，对这位敢于与他们的祖师爷为敌的“一介勇夫”、“外戚之臣”予以无情的抹黑、造谣和中伤，他们也一时达到了目的：韩公终于因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而受到了千年的屈辱和误解。这个令人痛惜的结果使今天的我们清楚地看到，韩侂胄不仅死于南宋多数投降派之手，而且也死于流传千载的某种民族劣根性——而今人依然沿着《宋史》的窠臼继续以朱熹们所构建的所谓“道德”来指责韩侂胄的行为。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归澄清。在经过一千年沉沙澄水之后，今天的我们，已经从海量的史料中知道了韩公的冤枉，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能够给岳飞正名，将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诗人纳入麾下的韩公，也会在一千余年后的遥远今天，在这个深深思考的暗夜里，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