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昊伏羲与炎黄共为中华人文始祖

共尊炎帝与黄帝为中华人文始祖，最少开始于司马迁撰著《史记·五帝本纪》的汉代，也就是在与此基本同时的《汉书·古今人表》中，在依据古帝所作贡献并确定这些古帝的等级时，将伏羲、炎帝与黄帝，共列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上上圣人”，而且伏羲为“上上圣人”之首。由此我们在追溯中国历史长河的源头时，在讨论海内外华人所维系的中华人文始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源头的奠基者时，我们认为无论从历史的真实性，还是从历史的传承性而言，应该旗帜鲜明地将伏羲与炎黄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以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原点方面的一种科学的共识，并避免某种混乱。

一

人文始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发明与创造，在人类的初始阶段，“上上圣人”之所以可以列位在最高等级的9等之列，其核心是他们成为了中华文化源头象征性的符号。

（一）文献记载的黄帝及其族群的贡献

1、经济文化方面

黄帝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管子·轻重戊》：“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月胃之病。”《太平御览》卷七九引《管子》：“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反映了黄帝发明了火和熟食，并因此使人们的身体健康，有了更多的保障。《太平御览》卷八五〇引《周礼》：“黄帝始蒸谷为饭。”该书卷七五七引《古史考》，“黄帝始造釜甑，《云笈七签》卷一百引《轩辕本纪》：“（黄）帝作灶。”可见，由火、到熟食，到熟食用的灶，到盛放食物的器具釜甑，所有这些发明，似乎都与黄帝有关。《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世本·作篇》：“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毓。黄帝造火食。黄帝见百物始穿井。”无论车、衣、帽、井，这些与生活最有关系的发明也与黄帝直接有关。

还有一些文化上的贡献是属于以黄帝为代表的那个族群的。《吕氏春秋·勿躬》则有一个更为综合的说法“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益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世本·作篇》：“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仱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涌、仓颉作书。”在《世本》一书中也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垂作耒耜”、“垂作耨”、“伯余作衣裳”、“史皇作图”等，反映了黄帝时代是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能人辈出的时代，黄帝族群在文化上的贡献，奠定了黄帝在中国文化初创时的地位。

2、政治军事方面

黄帝在文化上的创造具有更多的政治上的含义。如《世本·作篇》：“黄帝作宝鼎三。”《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孙氏瑞应图》则称“宝鼎，金铜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炊自熟，不汲自满，不举自藏，不迁自行。”宝鼎，一方面反映了青铜铸造的技术，另一方面关键是权力的象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修德振兵，……官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显示了早期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黄帝最大的功绩是以武力为主要手段而征服天下。《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又，“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不但与炎帝战于阪泉，也和蚩尤战于浊鹿，如果说黄帝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融合，那么这种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军事与武力的手段来实现的。

黄帝时代有关许多与政治文明相关的发明与创造。如《国语·鲁语》：“黄帝能命百物，以明民共财。”《世本》：“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白虎通·号篇》：“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世本》：“（黄帝臣）雍父作舂、杵臼。胲用服牛，相土作乘马。共鼓、货狄作舟。挥作弓。夷矣作矢。”以此可以反映，黄帝族群的伟大贡献。

（二）文献记载的炎帝及其族群的贡献

炎帝是比黄帝时代更早的氏族集团，但在这个并不限于一代的族群中的最后的一代，便有了炎黄之间的由武力而决定的最后的更替。但是炎帝的贡献则更多地表现在农业及其相关领域。

《庄子·盗跖篇》则反映了炎帝神农氏时的情况：“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而炎帝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农业，《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使教民播种五谷。”《吕氏春秋·爰类》：“（神农）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淮南子·原道训》：“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管子·形势》：“神农教耕五谷，以致民利。”与农业相关的便是农业工具耒、耜的发明，如《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靳木为耒，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绎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栗，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炎帝族群与农业及工具也有较大关系，《路史·后纪三》：“（神农）乃命赤冀创救铁为杵臼，作耝耨钱钅专梋　井灶以济万民。”

与农业发明相关的便是中草药的发明。《史记·补三皇本纪》：“于是作蜡祭，以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世本·作篇》：“神农和药济人。”《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群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可见尝百草而辨百药，在冒着较大风险的情况下发现了中草药。《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纪》：“（炎帝）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搜神记》卷一，“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广博物志》卷二十二引《物原》：“神农始究息脉，辨药性，制针灸，作巫方。”则中药、针灸等中医药的起源与炎帝关系密切。

此外，还有琴瑟等类的发明与炎帝有关。《淮南子·泰族篇》：“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世本·作篇》：“神农作琴。神农作瑟。”又，“神农作琴。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又，“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世本·帝系篇》：“神农乐曰扶持。”《说文解字》十二下：“琴，禁也，神农作所。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广雅·释乐》：“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路史·后纪三》：“（神农）乃命邢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谍》。“实际上，这些发明产生于炎帝族群。如炎帝时代的一代古帝为朱襄氏，《辞源》引《吕氏春秋》高诱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的别号。”《吕氏春秋·古乐》：“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淮南子·道应篇》：“昔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文解字》十二上，“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世本·作篇》：“宿沙作煮盐。”《山堂肆考》羽集卷二“煮海”条：“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红、白、黑、紫五样。”以上只是关于炎帝族群的部分文化创造，从史料的描述来看，炎帝与黄帝不但在文化创造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且在所处时代的特点上有着更多的差异。

（三）文献记载的伏羲及其族群的贡献

伏羲氏，又作炮牺氏、庖牺氏、包牺氏、宓羲氏等。伏羲氏与炎黄二帝，不仅在时代的发展阶段上有所区别，但其贡献所涉及的宽泛度并不亚于炎黄二帝。

关于伏羲之时，《论衡·齐世篇》：“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识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凌弱，众欲暴寡，故宓牺作人封以治之。”这里所描述的社会与炎黄时代显有不同。《周易·系辞下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网而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伏羲作八卦，是他在文化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其图之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太平御览》卷九引王子年《拾遗记》：“伏羲作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北堂书钞》卷一五三引《尸子》：“伏羲始画八卦，别八节，而化天下。”《礼记·礼运篇》孔颖达疏：“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所谓“河图洛书”，以及八卦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这一点从整个的文化长河而言，应该是文化的原点。

除此之外，伏羲的贡献体现的是伏羲族群的成就。如结网，《抱朴子·对俗》：“太昊师蜘蛛而结网。”《古史考》：“伏羲氏作网。”《世本·作篇》：“句芒作罗。”“芒作网。”发明蚕丝，《路史·后纪》罗苹注引《白氏六帖》：“伏羲作布。”《广博物志》卷五十引《皇图要览》：“伏羲化蚕。西陵氏养蚕。”教民狩猎，《太平御览》卷八三二引《尸子》：“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钻木取火，《绎史》卷三引《河图挺慵佐》：“伏羲禅于伯牛，钻木作火。”发明琴瑟，《世本·作篇》：“伏羲作瑟，伏羲作琴。”《广雅·释乐》：“伏羲氏瑟长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弦。”嫁娶之礼，《世本·作篇》：“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路史·后纪一》罗苹注引《古史考》：“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而与文化有关的贡献还有，《天中记》卷四十引《古史考》：“庖牺氏作始有筮。”《天中记》卷四十引郑鲂《禹穴碑》：“伏羲得神著而定皇策。”《广博物志》卷四引《物原》：“伏羲初置元曰。”《古微书》卷十二引《春秋内事》：“至伏羲乃有消息祸福，以制吉凶，始合之以为元。”以上筮术、皇策、置元日、制吉凶等均反映了文化初创时期的成就。

后世对伏羲的贡献的总结是越发全面。如《史记·补三皇本纪》：“（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帝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宫，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地大谧’是也。”《史纲评要·太昊伏羲》：“则将其贡献归并为以木德继天而王故姓风；太昊始作网罟以佃以渔；养六畜以充庖厨；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有四；造书破以代结绳，书制有六；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不始渎；以龙纪官；作荒乐；斫桐为琴，绳丝为弦共11条。而《纲鉴易知录》则分为始作网罟，以佃以渔；养牺牲以充庖厨；始作八卦，卦有三爻，因之重为六十有四；作书契，以代绳之政；作甲历，定四时，始天干地支；始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以龙纪官；作荒乐，斫桐为琴，绳丝为弦；绠桑为瑟共12条。这些情况可以看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伏羲的认识应该是更加全面的。

以上情况表明，伏羲、炎帝与黄帝对中国早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有着较多的贡献。伏羲代表的则是渔猎文明时期，文化的最早的源头；炎帝则是农业文明之初的代表，其贡献似乎更单纯一点；黄帝则是农业文明进化时期的代表，在政治上制度上的贡献似乎更大。从文化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那么三者的贡献似乎是不相上下的，甚至可以说，伏羲与黄帝的贡献更突出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古史中有所谓“三皇五帝”，而伏羲、炎帝位列三皇之中，黄帝则为五帝之首，那么以“三皇”中，燧人、伏羲、炎帝三者比较而言，从文化发展贡献的多方面、全方位而言，伏羲较其他二者，更高一筹。更何况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孙氏注《系本》并以伏羲、神农与黄帝为三皇。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将伏羲与炎、黄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人文始祖中不能忽略的内容是人事的，这个“人事”实际上体现了血缘的联系，即这些始祖与当代人们的血缘的联系，这种血缘上的联系，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可能真有血缘间的联系；而同时又可能是象征性的，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一个符号而已。

（一）从人事上考察炎帝、黄帝与后世间的血缘联系

黄帝之所以在人文始祖二帝间，有较大影响，与黄帝势力强大，并形成较大的族裔有关。《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已姓。”而在所谓五帝中的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建立者都与黄帝有较多的血缘上的联系。根据《世本》所辑的黄帝族裔的封地，其中姬姓有61个、衍生432个氏；酉姓有1个，衍生2个氏；祁姓有5个，衍生40个氏；已姓有3个，衍生13个氏；任姓有10个，衍生13个氏；荀（猗）姓有2个，衍生2个氏；嬉（僖）姓有5个，衍生3个氏。《路史·黄帝纪》则提到了黄帝后裔的诸多族氏，如黄帝之子昌意，发展为拓跋族，并衍生有党氏、奚氏、达奚氏、乞伏氏、纥骨氏、什氏、乾氏、乌氏、源氏、贺拔氏、拔拔氏、万俟氏、工旃氏、秃发氏、周氏、长孙氏、车非氏、兀氏、郭氏、俟亥氏、车焜氏、普氏、李氏。姞姓之后，也有姞氏、孔氏、密须、阚、允，蔡、光、敦、逼、燕、鲁、雍、断、密等，以及资氏、资阝氏、郮氏、辅氏、虔氏、寇氏、刘氏、郦氏、俪氏、食其氏、侍其氏、落氏、雒氏、监氏、须氏、纪氏等。《路史·国名纪》所记载的黄帝后裔的封国有熊、寿丘、陈、昌、卞、蛮人、清、张、资、郮、葛、采、蓟、契阝、薛、遇、舒、纪、厘、奚、逼、阚、滕、箴、南燕、苟、滑、济、挚、谢、泉、郅、寇、郦、光、敦、鲁、雝、密、虽、缙云、依、任、密须、蔡、翟、虔、断、卑、昌、儋、番禺、牛黎、伾、洛、终、白民、汪芷、防风、骓兜、酉、三苗、崇山、驩朱、三危、羌等，这些族国，后来也衍生出多种姓氏，他们都成为黄帝族裔的组成部分。

关于炎帝，《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关于炎帝族裔，《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又，“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炎帝族裔还有共工氏与蚩尤，《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神。”《路史·后纪四》：“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黄氏逸书考》辑《遁甲开山图》：“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汉学堂丛书》辑《龙鱼河图》：“黄帝之初，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反映了蚩尤是炎帝族群的较大的族团。根据史料记载，炎帝族裔有赖国、莱国、牟人、麦人、戏国、有逢氏、句龙氏、夸父、以及巫人、同并人、酉人、辰方、卯人、午人、未人、丑人、丙人、甲人、丁人、赤人、郴人等。姜姓古国中有申国、许国、吕国、齐国，并衍生出齐氏、邱氏、丘氏、尚氏、望氏、畅氏、太公氏、将具氏、骆氏、国氏、丁氏、崔氏、郭氏、柴氏、高氏、卢氏、丁若氏、乐利氏、高堂氏、阝显 氏、厉氏、东宫氏、士强氏、仲孙氏、齐季氏、子襄氏、东郭氏、大陆氏、移氏、桓氏、庆氏、麻氏、孝氏、晏氏、景氏、平氏、左氏、闾氏、灵氏、左丘氏、南郭氏、北郭氏等诸多古今姓氏。

炎帝与黄帝在政治上有冲突，有联合，而联合的基础是因为二者还有血缘上的联系。如《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吕氏春秋·孟夏纪》高诱注：“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新书·制不定》：“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反映了炎、黄二帝者特殊的关系，也是二者在后来同为中华人文始祖的基础所在。

（二）从伏羲女娲的关系来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

炎、黄二帝虽然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但从古史传说中考察，炎帝只是一个男子汉形象，关于其妻的形象并不鲜明，如《山海经·海内经》仅有“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而在黄帝的传说中，有一个与之相配的女妃形象嫘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路史·后纪五》：“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实际上，嫘祖的形象以发明养蚕而著称，从某种意义上更符合中国古代的“男耕女织”的形象，实际上养蚕的发明权可以早到神农氏与伏羲氏，因此从血缘之根的角度考察，炎黄二帝并不具有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与伏羲神话关联最为密切的是女娲神话。《抱朴子·释滞》：“女娲地出。”《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女娲的主要成就，一是造人。《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二是补天。《论衡·谈天篇》：“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列子·汤问》：“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三是作乐器。《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世本·帝系篇》：“女娲氏命姚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珽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

女娲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古代文献如《路史》将伏羲、女娲、神农列为三皇，类似的观点还见于《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可见，伏羲、女娲在古帝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由兄妹关系变为夫妻关系，如《汉书人表考》卷二引《春秋世谱》：“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独异志》卷下，“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这二则文献，反映了早期的婚姻关系的演变，尤其是成为中国人早期祖先的象征，而从二者神话中所表现的定姓氏，制嫁娶等与婚姻相关的贡献分析，二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更大。

伏羲与女娲在传话中，还有更多的相似点，如《列子·黄帝》：“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天中记》卷二二引《帝系谱》：“伏羲人头蛇身。”在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题材便是伏羲女娲交尾图，这种图不仅表现了男女交媾，形成人类。《路史·后纪二》罗苹注引《风俗通》：“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反映了在古人的心目中，女娲实质上是人类婚姻的象征。《史记·补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又，“女娲氏亦风姓。”这反映了二者同本，而风姓也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姓氏，伏羲有“定姓氏”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就人事的血缘关系而言，伏羲作为中华人文始祖也是当之无愧的。

（三）从龙文化的起源来讨论伏羲与炎黄共为中华人文始祖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作为文化纽带的标志物，龙的传人与炎黄子孙，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分析，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文献记载炎帝、黄帝，以及伏羲均与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汉书人表考》卷一：黄帝“姬姓，少典之子，少典取有虫乔氏，名附室，感大电绕枢，孕二十五月，以戊巳日生黄帝于天水。弱而能言，河目龙颜，修髯花瘤，身逾九尺。”《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这里的“龙颜”、“苗龙”反映了龙文化在黄帝族群中的烙印。《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史记·天官书》：“轩辕，黄龙体。”《春秋合诚图》：“黄帝将亡，则黄龙坠。”《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黄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在他的传奇的人生中，最神秘的地方都与龙联在一块。《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神龙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玉函山房辑佚书》辑《诗纬含神雾》：“神农龙首。”该书辑《春秋纬元命苞》：“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以上文献，也可以反映，炎帝族群与龙也有着较多的联系。

在讨论龙文化与伏羲、炎、黄的关系时，有二则文献需要特别的关注。一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以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以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以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我少祖少皞挚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条记载，对以后的文献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帝王世纪》等均有影响。《通鉴外纪》则解释为：太昊“号曰龙师。命朱襄氏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太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畴；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本，疏导泉源。又命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尽管在后人的臆测中，给我们展现了以龙而建构的庞大完整的政治体系，但也反映了龙文化的悠久的历史，以及一体性质的文化认同。二是《淮南子·天文篇》所载：“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而荧惑，其兽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五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巳。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其兽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以上由五行观念而衍生的对先帝的认识，其中象征五方的神兽，太昊为苍龙、黄帝为黄龙，二者都是先帝中影响最大的族群或人物，他们均以龙作为标志，反映了龙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因此，当我们从人事上，无论是血缘上，以及与血缘相关联的以龙为代表的文化的纽带来考察，伏羲的影响力都是可以与炎帝及黄帝所并列的，从而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层面上来认识中国文明源头时期的先帝文化，伏羲作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源头都是当之不无愧的。当然，伏羲与炎、黄二帝并列为中华人文始祖，也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三

在讨论中华人文始祖时，还要关注的内容是地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体现在始祖族群的起源地、鼎盛时期的核心地以及相关遗存地域分布的广泛度，从这些方面对比后所得出的结论应该也是比较科学的。

（一）由起源地的一致性论述伏羲与炎黄共为中华人文始祖

关于炎、黄族群起源地，《国语·晋语四》所载：“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但，《汉书人表考》卷一记载，“少典取虫乔氏，名附室，感大电绕枢，孕二十五月，以戊巳日生黄帝于天水。”而此黄帝“天水”说，则与伏羲族群之起源地不谋而合。《路史·后纪一》罗苹注引《遁甲开山图》：“伏羲生成起（纪），徙治陈仓。”《史记·补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则所谓“成纪”与天水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把所谓的姜、姬之水，以及天水与成纪，作为一个中心区域进行认真的考虑。

关于姜水与姬水。《水经注·渭水》：“岐水以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实际上，在这一带纪念炎黄之类的建筑较多，如《括地志辑校》卷一，岐州雍县条：“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

此五畤原实在风翔。《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风翔府宝鸡县有“姜水城，在其南七里，城南有姜水，相传神农妃有乔氏所居。”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到宝鸡城南门外的姜城堡，其侧有清姜河，还有很大的神农庙，庙前的九圣泉实传与神农洗浴有关。至于姬水，何光岳在《炎黄源流史》中，提到所谓姬水，应为岐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横水河，则二条水相距不远。至于成纪，尽管历史上有所变化，但大致在天水及其附近。由此我们可以讨论，伏羲与炎黄三个族群的早期活动地实际上在传说中都局限在关中以西的黄土高原地区，我们无需从考古学的资料中去证明文献的说法是否正确，但文献所收录的传说实际是反映了古人的一元论的历史观，这个观点姑且不用评价其是否合理，但所反映的三个族群的早期活动的一致性，也为我们将三者相提并论找到了一定的根据，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去证明伏羲与炎、黄二帝的共同之处，这也是我们所确定将三者共尊为人文始祖的一个佐证。

（二）鼎盛时期活动地的一致性与共尊三者为人文始祖

文献传说中先帝们的定都地，实际上应该是指他们所在族群发展的鼎盛时期。与他们早期发展集中在关内的黄土地区一样，他们的发达也都集中选择在中原。

关于黄帝之都，《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居有熊。”《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史记》集解：“皇甫谧曰”‘受国于有熊，后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太平御览》引《帝王纪世》：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关于轩辕丘与有熊旧地，《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通鉴外纪》引注皇甫谧的观点：“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河南通志·古迹》：“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总之，从大量的方志文献与传说，均可验证与黄帝定都之地有关的轩辕丘，具体地点尽管还有小的争议，但在今河南省新郑市与新密市的范围之内，应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炎帝之都与伏羲之都均在陈之宛丘，史料多有记载。《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专门考订炎帝之都在陈之宛丘，《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皞之墟。”《水经注·渠水》：“陈城，故陈国也，伏羲、神农氏并都之。”《录异记》卷八：“陈州为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庙东南隅，有八卦坛；西南隅有海眼，是古树根穴直下，以物投之，不知深浅。岁旱以金银物投之，可致雨，亦是国家设奠之所。穴侧有龙堂焉。东关外有伏羲墓，以铁锢之，触犯不得，时人谓之‘翁婆墓’。”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八记载陈州所在地为宛丘县，“州理城，楚襄王所筑，即古陈国城也。包羲氏、神农氏并都于此。”又，“宛丘，县南三里。《尔雅》陈有宛丘，又丘上有丘为宛丘。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八卦台及坛，县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画八卦于此。”而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中，有陈州之宛丘，“在州城南三里，高二丈。《尔雅》：陈有宛丘。《诗》所称，宛，邱之下者也。”陈州，即今河南淮阳县，现仍保存有伏羲陵、宛丘、画卦台等遗存，在其附近商水县有女娲城，因此从文化积淀来看这里值得关注。

关于三位先帝的都城规迹，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如黄帝有所谓生于雷泽之说，也就是说他们有生于中原，长于关中地区，但在建都时在中原，伏羲、黄帝还有所谓都寿丘之说，此地在今山东曲阜，这种巧合有可能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退一步说，即使是古代人们的一种心理认同，也反映了他们对三者间认识的趋同，这种趋同也反映了他们对三位先帝的公平的认识，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在评价三者时，要有一个公正的态度，如果炎黄二帝为人文始祖，加上伏羲应该是还历史一个公平。

（三）从活动地域的广阔性来探讨伏羲与炎黄共为人文始祖

黄帝活动的广阔性可以见诸于文献。《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的两次大战，一是阪泉之战，“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执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集解：“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谧曰：在上谷。”《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为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皇帝所都也。”晋《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二是涿鹿之战：“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集解：“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地理志》：“上谷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关于黄帝的两次大战地点，一般都认为在今河北涿鹿县。《史记·五帝本纪》谈及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黄帝及其族群除在陕西、河南、山东等核心地区活动外，还在河北、山西、甘肃以及长江流域的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区活动。

至于炎帝的活动范围，从炎黄交流的情况看，核心区应与黄帝相差无几。但其后来在南方地区有较多的发展，炎帝族群中的分支蚩尤，在西南地区得以发展，甚至成为今天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崇拜对象。

至于伏羲的活动地区，其核心地区也是河南、陕西、甘肃以及山东。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指出：“太昊族姓之国之分布，西至陈、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古代公认太昊东方部族，乃分配于淮济之间之族姓。”则由此可以说，伏羲在中原及西部地区都有确切的记载，确证其活动的范围与炎黄类似，但在东方所谓古代的东夷族，似乎与伏羲氏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而从《楚辞·大招》：“伏羲驾辨楚劳。”以及楚风中所流行的对伏羲女娲的崇拜而言，则伏羲在南方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因此，在讨论三位先帝族系在中国古代的地域活动范围以及影响力而言，尽管形成了以西部的重点的不谋而合，以中原与东方为重心的不谋而合之外，各个族群又有其活动的核心地区，并形成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重要影响力，从而为我们考虑将三位先帝尊为中华人文始祖提供了更大的可行性。

总而言之，在考虑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探讨中国的文化以及血缘的源头时，作为民族的源头与根系的符号，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传统的事实背景的情况下，考虑到早期文明源头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严格来讲血缘的先族是一个群体，那么从这二个因素出发，我们应该找出更具代表性的符号。因此，伏羲与炎帝、黄帝，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和更为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