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当代世界》2015年10月刊

作者: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 刘亚洲

中日关系,既是周边问题,又是大国关系。把钓鱼岛问题当成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是战略误判。认为非重点问题就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也是战略误判。

大 势

不能孤立地看待钓鱼岛问题,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中日交恶问题,要把这一切放在国际格局的大视野中去看。

全世界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不适应、不包容,甚至不接受。新世纪以来,美国已视中国为其全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日本向来自诩为“亚洲领头雁”,但GDP现已被中国超越。这一变化使日本备感失落,受到刺激。所以它一改在国际问题上不事张扬的套路,一反常态地跳出来,挑战中国。

中国面对的一切国际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根据丛林法则,“老大”是不允许“老二”好好过日子的,因为,“老大”一直十分担心“老二”时刻可能取代自己的地位。美国人很有战略眼光,不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布局了日本这个战略棋子,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我们周边晃悠,尤其是最近。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这当然是日本造成的。与东盟关系因为南海纠纷和美国使用其影响力分化东盟而造成紧张;中美关系日趋转向一种战略性对抗关系。

中日对立,绝非只因历史旧怨。当今世界,各种争斗,争的是国家、民族、政权的生存权。美国跟我们争的,是这个;日本跟我们争的,也是这个。只不过日本的诉求、格局比美国小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中日两国迟早要发生一场对抗和危机,即使不在钓鱼岛,也会在其他方面。

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两国基本是“强弱型”关系,从古代到近代是中国强日本弱,日本学习中国。1868年日本走上明治维新道路后,日本强中国弱,日本反过来侵略中国。而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日将第一次面临“强强型”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一全新的关系,两国都不适应。过去二十年是日本衰落的二十年,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成为日本右翼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土壤。这就注定了两国关系必然会出现较大的波折,当然也预示着调整和转机的到来。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举措,既是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意识形态的必然。日本以钓鱼岛之事向中国发难,有日本与中国争夺东北亚及太平洋主导权的战略考量,更不能排除是利用外部压力,促变中国国内思潮的政治设计。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就给日本官房长官建议说,中国的崛起挡不住,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暂时摁住,就是让中国分裂。

冷战时期中日友好,是对抗苏联的需要。冷战后中日友好,有弱化美日同盟、牵制美国的考虑。两个历史阶段中,美国都是重要角色。中、日为邻,永远无法改变。中、美两国作为影响世界的大国地位,也永远无法改变。能够改变的是关系。目前,美国从历史和自身利益出发,需要日本和中国斗,却不允许日本胜,更不要说全胜。美日关系更复杂,对日本来说,美国既是对手,又是“恩人”。美国既是日本安全的有效保卫者,又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最大障碍。美国利用日本,日本也利用美国。历史上给日本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美国,给美国造成最大伤害的也恰恰是日本。同时,美国主控着日本再军事化的步幅,也决定着日本对中国强硬到什么态度。日本国家战略既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又有想摆脱这种影响的强烈倾向。单凭日本自身之力很难战胜中国,美日同盟则有可能。中国崛起,是中国在寻求突破。日本挑事,也在寻求突破,它想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中、日都想破局,但都被美国限制着。中、日、美三国原有一个战略平衡,这个战略平衡被中国快速崛起打破了。

知 日

1931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日本访问,回国后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抗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其实到现在,“知日”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越是愤怒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越是危险的对手,越要研究它,学习它。不吃透对手,不仅战胜不了对手,相反会让对手耻笑。中国对日本研究不够,而日本从始至终一直密切关注中国这块大陆,唯一不同的是:以往他们焦虑的是中国的衰弱会带给日本什么,现在则是对中国的强盛。因此,我才认为,把钓鱼岛问题当成是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是战略误判。认为非重点问题就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也是战略误判。

甲午战争中,日本在黄海海战中获胜。1895年1月,日本内阁做出决定,在原属清朝的钓鱼岛上建立国标,从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这次钓鱼岛争端再起,中央正确应对,打破了日本单方面控制钓鱼岛的局面。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倍政府上台后,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圈圈拧螺丝,迫使中国不得不在他每一步举措后做出强硬回应,而这正好中了安倍的圈套。中国越强硬,安倍越高兴。有人认为,在有些问题上中国小题大做,使个别战术级别的问题被搞成了战略级别问题。其实,正是中方的“小题大做”,才一举夺回了钓鱼岛的主动权。钓鱼岛再也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日本单方面管控状态。近代以来,日本曾两次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前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孱弱。现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图第三次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将是中国的耻辱,是日本最大的成功。

日本是个岛国。一个日本学者在答复美国学者的质询时说:“日本与贵国不同,贵国是建立在原野之上的,而日本是建立在一个群岛之上的。”岛屿这一地理形态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影响至为深远。“岛国根性”一般说来是心气甚高,心眼甚小,偏执,坚忍不拔。历史上岛国与地理上接近的国家总是很容易变成世仇。英国和法国是这样,日本和朝鲜也是这样。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一定要关注其岛民心态。即使中国想修复中日关系,日本却未必真有这样的愿望。

日本一直渴望从一个“战败国家”走向“正常国家”。二战结束已近七十年,它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这是日本全民族的愿望,人们可以延缓它,但无法阻止它。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今天在日本,和平力量和右翼势力共存。日本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角力,当然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它的影响。从现在看,日本右翼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就是过于依赖美国。日本的这些做法恰好被美国利用和引导,从而使日本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日本的右翼其实是一群伪右翼。按照一般规律,在东方国家,左翼是民族主义者;在西方国家,右翼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都具有极出色的民族自尊心。而日本右翼恰恰相反,一点民族自尊心也没有,全身心的投入美国怀抱,并毫不感到羞耻。

1954年又是甲午年,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日本成立了自卫队,恢复了武装。同样是在那一年9月,日本民主党成立,三天后,安倍晋三出生。安倍曾说过:“我属马,我将像强有力的、轻松跨越障碍的骏马一样,不退缩,不胆怯,排除困难。”据外媒报道,他在2007年下台后,深感自己执政经验和准备不足。为此,专门自费报名参加了多个政经补习班,恶补相关知识。他的目的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安倍舞剑,意在修宪”。他想使日本自卫队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从而实现日本战后九十多位首相梦寐以求却未能如愿的目标,从而也使自己成为战后最伟大的日本首相。观其言行,我倒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恢复日本民族的精神。二战后,对中国来说,固然国家残破,却在烈火中重生;对日本而言,则是精神遭到重创,整个民族精神上的完整性至今也无法恢复。在安倍的诱导下,目前日本政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各种政治派别竞相比试谁对中国的立场更强硬。日本政治右倾化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朝极右化演变。这已经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

现在预判安倍政权的长短,还为时尚早。安倍政权奉行的内外政策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执政地位还比较稳固,与过去“八年七相”不同。对安倍失信、说话不算数等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而应看到这是日本国家的问题。安倍参拜靖国神社,70%的民众支持;日本政府挑起钓鱼岛争端,80%的民众认为错在中方。安倍作为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右翼精英,其思想代表了一代人。

冲突甚或战争

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发展下去,两国间会发生冲突甚或战争吗?

石原慎太郎制造的钓鱼岛收购闹剧是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日本政府就此被“绑架”。安倍上台后,巧妙地对此闹剧加以利用及诱导,进一步扩大了事态。然而,钓鱼岛事件以来,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碎片式的、漏洞百出的、前后矛盾的应对举措中,可以看出它还不是蓄意预谋。看上去动作频频,实则毫无章法。眼下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尚未做好为钓鱼岛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准备。

战争,并非安倍政权的首要目标,但战争却是其可以凭借的政治手段。对安倍而言,最好的局面是,通过营造战争氛围,从中获取其想得到的利益。保持目前这种态势对日本而言至少有三点好处:其一,国内制造业相当部分进入军备生产,刺激经济;其二,联合东盟和印度对抗中国的军事压力,最大限度地淡化那些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记忆;其三,向美国讨价还价。而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对日本来说也不吃亏——和平宪法将直接失效,安倍等日本民族主义者将如愿以偿。

海洋争端在中日,战与不战在中美。在美国尚未完全对日本打开牢笼、松开缰绳的情况下,日本要做的并不是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以持续不断的小型冲突,逐步完善自身军事体系,同时一步步突破美国的限制。其间,日本会像一头捕食猎物的狮子一样耐心而坚定地匍匐前行,一旦猎物出现懈怠或其他可乘之机,日本将一跃而起,突然咬断对方喉管。

今后一段时间,钓鱼岛方面甚至包括南海方面,可能出现两种冲突,一种是“偶发性冲突”,一种是预谋性冲突。我们特别要警惕后一种。日本人生性好斗,有军事冒险的天性。它最善于搞突然袭击。回顾历史,在面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次决定国家命运的全面战争中,日本都是靠偷袭取得主动。这是它的文化所决定的。冲突形式将是“冷兵器”对抗,也就是舰船相互冲撞。这属于心理战范畴。日本是这方面的高手。对战争,前人有过精辟概括:小战靠战术武器,中战靠国力,大战靠战略思想。中日如在钓鱼岛发生冲突,很可能是有限的战争,即小规模战争,主要靠战术武器。

钓鱼岛如发生冲突,必靠海、空军。西方媒体称,日本海军实力,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还叫自卫队,其实只差航空母舰没有造,是个标准的现代化海军。日本海军叫嚣,一旦发生战事,四个小时内“清空”中国东海舰队。这不能只看作是一句笑话。从1981年起,美国、日本就开始针对中国海军制定了名为“枷锁”的秘密海洋军事计划并演练过多次。日本军舰上都装备有通过卫星定位显示中国海军舰艇位置,叫作“点心”的系统,可以自行运作50年以上。日本空军的战机保飞率始终维持在90%的水平,高于美国空军的80%。有消息称,日本可能引进F-22飞机。美国军方号称F-22可以在两小时内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扔炸弹。起飞后直接进入平流层,在这个高度投弹,就算扔下一块砖头,由于重力加速,也能把一座大楼击穿。

中日不断对抗会使中日双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远,向战争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军事冲突,对中国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打赢,没有退路。对日本而言,有三种结果:赢了获益极大,输了损失不大,讲和部分受益。对美国而言有更多选择。日本不怕败,中国不能输。否则,就会引起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

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年。因对甲午荣耀的记忆和渴望,刺激日本军国主义“回光返照”,日本民间有不少叫嚣“第二次甲午战争”的声音。安倍也叫嚷要“第三次开国”。中国国内也有高涨的民族情绪。中日两国民族情绪是一种较量。日本领导人被这部分日本民众的民族情绪所挟持。在钓鱼岛,中国不主动打第一枪,但也要造成让日本不敢打第一枪的态势。毛主席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仗是军人天职,怕打仗不是真军人,真打必须真准备。

我们必须以不惜战争的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作为军人,我们必须用“打仗的决心”争取和平。既可以通过战争捍卫和平,也可以通过和平捍卫和平。军事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中的“不战”,是我充分做好战争准备的敢战、善战、能战下的“不战”。力争最好结果,准备最坏情况。古人云:“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本”讲的就是自身要硬,要立起来。历史早已证明,最靠得住的永远都是自己。

破 局

蔡锷曾说过:“中国要图强,必须越过日本这道坎。”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

自清朝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一直怀有艳羡心理,再加一点自卑。孙中山改变了这种心态,在对外交往中变得坚定、自信。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称得上大体健康。他曾留学日本,了解日本。他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也不怕日本的强盛。起初他坚决不抵抗,后来抵抗起来也够坚决。抗战胜利后,他表示不以日本为敌,不向日本报复,并不要日本战争赔款。至今日本人还感激他,称他“以德报怨”。其实这表现了蒋介石的一种自信。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后来为毛泽东所发挥。毛泽东比蒋介石还要自信,在日本赔款上也一笔勾销。最自信的人要属邓小平。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日,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协定》。而就在五天前的10月17日,靖国神社接收了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10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还参拜了靖国神社。邓对此并不理会。邓的不理会是最大的理会。日本人知道他们永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从1979年开始,日本开始对华贷款,截至2010年底,累计向中国提供贷款27884亿日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了相当的气力。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都是50后,从履历上看,我们的领导人无论在知识、情怀、历练、吃苦等方面,都远远高于日本领导人。新生代领导的博弈,充满了历史责任感。这不仅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博弈,更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或崇拜一个民族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对待历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侵略国道歉诚恳与否上,是没有走出弱者心理的表现。这一点,美国做得比较好。夏威夷曾经遭受日本轰炸,留下过耻辱的记忆,但今天的夏威夷,已经成为一座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非常友好的城市。昨天的仇恨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和谐。美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有天然的心理优势。在美国人看来,历史当然不能遗忘,但可以宽恕。战后的日本,在对待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上的确无耻,它既不诚恳向中国道歉认罪,又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意在反诉美国,这是战败国小儿科式卑微心理作祟。中国人必须在心理上清醒和强大起来。我们的自信和强大,是最终战胜敌人的法宝。仅在经济上反超日本,尚不足以使国人建立对日本的信心。真诚的道歉从来不是求来的,譬如德国总理勃兰特那历史性的一跪,正因为并非出自他国的要求,才显其真正认罪悔过的诚意和价值。中国人民如果能把历史变成“镜子”而不是“包袱”,面向未来,开辟未来,就真正超越了历史。

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开始交往,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只有田中角荣和毛泽东、周恩来这些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使两国关系步步推进。中日关系从田中角荣开始,很大程度上是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护的,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既符合东方的传统,又符合两国的利益。韩国尽管强烈批评日本领导人参拜——强度超过中国——但从未中断和日本的高层交流。日韩间因为独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根本没有武装冲突的迹象。

中日关系越是困难,中美关系越是重要。钓鱼岛紧张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幕后最重要的因素来自美国。美、日两国虽是平等结盟,但实质是美主日仆。中日关系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和决定者仍是美国。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场战争最好不是由美国参加的战争,而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国力。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有人说是中国和日本,也有人说是中国和印度。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问题。当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改善或部分改善对美关系,就不能对安倍和日本右翼力量釜底抽薪。我们应清点并打好手中每一张可能影响美国的牌。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国内有着巨大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日本还有强大的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力量。真正阻止日本修宪的关键因素还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若真的死灰复燃,首先要通过的就是国内民意这道槛。这道门槛不易跨越。从日本反右翼势力的一些表现中,可以感觉和触摸到这股力量。自从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合祀14名甲级战犯牌位起,日本天皇就再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战后,很多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也有不少首相没有参拜。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台湾方面对于钓鱼岛主权特别关注。最早的“保钓”运动,也是从台湾开始的。日本的经济两头在外,其能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有90%以上要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在新世纪的钓鱼岛冲突中,两岸建立互商互联机制,共同御敌,日本将腹背受敌,首尾难顾。钓鱼岛问题也是“一个中国”诉求的最佳切入点之一。韩国是崛起中的中等强国。韩国在反日问题上与我有共同点。在对日关系上,台湾、韩国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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