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病毒的药 专家：研发抗病毒药 中国需消除人才“论文”压力

导读

另一重要原因是，抗病毒药物开发有一个难点——只能靠抑制病毒复制来抗病毒。但很多病毒复制所用的细胞器就来自人体，比如核糖体。常见抗生素如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抑制的是细菌本身的核糖体。而病毒要依赖人体核糖体表达它的蛋白质，所以我们没法设计一种抗病毒药来针对人的核糖体。如果有这样的药，那么副作用会非常大。

广谱抗病毒药利巴韦林就是通过抑制病毒的遗传物质，从而抑制病毒复制。但病毒也有很多种，有DNA病毒、RNA病毒，RNA病毒又包括正链、负链、双链RNA病毒、逆转录病毒等，每种病毒复制情况不一样。如果只有一种药笼统抑制病毒核酸的话，它就不能精确抑制病毒复制。这也是没有广谱抗病毒药的原因。

药物研发有利益驱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曾经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都同样由冠状病毒引发。SARS疫情结束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多年来都没有出现SARS特效药？

王宇歌：SARS没有特效药的主要原因是药厂利益驱动问题。因为SARS只在2002年和2003年有过集中暴发和大流行，之后该病毒再未出现过，大家就认为没有开发SARS药物的价值，相关药物研究、药理研究等都相对停滞。药研机构和药厂没有急迫性，造成没有SARS特效药。除此之外，2004年后SARS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发生过传播，也就没有SARS病人，无法进行相关药物的临床试验。

▲资料图片：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在实验室进行样本处理。

：相比之下，流感和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研发成果比较多。

王宇歌：其实流感并没有很好的特效药。吉利德公司研制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后来把专利权授予罗氏制药公司，这个药就是著名的达菲。但达菲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因为病毒感染有自限性。急性病毒感染周期是7到14天，如果发病后患者没有死亡，一般会自愈。所以很多情况下很难评价是药物作用，还是病人自动痊愈。

和急性感染相比，有很多病毒引起的是慢性感染，最典型的是HIV和HCV。这些慢性感染病程很长，病人需要长期服药或接受长时间治疗，从药厂开发药物的价值来看更有意义。有持续存在的病人，也能保证药厂可以做临床试验。

“老药新用”是一种思路

：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为何会被寄予厚望？面对应对突发疫情的急迫需要，药物的临床试验设计要注意哪些方面？

王宇歌：瑞德西韦是核苷类抑制剂，主要是抑制冠状病毒的RNA聚合酶，这种聚合酶是病毒才有的特殊酶，哺乳动物细胞一般很少有，所以这种酶的抑制剂对于病毒的特异性比较强。

瑞德西韦正在中国进行两个临床试验，一个是治疗轻中症的，一个是治疗重症的，都是直接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目前临床试验设计唯一有挑战性的地方，是这两个临床试验都没有进行剂量依赖/药物逐渐加量的临床试验，所以想通过这两个临床试验找到最佳药物剂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从临床试验设计本身来看，比较全面可靠。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老药新用”也是一种思路吗？

王宇歌：现在都鼓励“老药新用”，因为不需要做从头开始的复杂临床试验，尤其是一期二期，可直接进行三期扩大的临床试验，确认一些已有药物对病毒的效果，针对目前的病人来做。所以主流倾向是希望有更多老药能治疗这种病。

中国研发新药有差距

：目前中国在新药研发和生产上市方面还和美国有一定差距？您觉得主要差在哪里？

王宇歌：现在制药业大概分成两大方向：一个是传统化学药物合成，一个是开发新的生物活性分子，包括生物治疗。前者中国和美欧，如瑞士、德国仍有差距，主要因为基础问题。中国有机合成、药物设计的基础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在缩小。因为中国现在培养了大量专业人员，还有海外归国人员来填补空白。而在生物活性分子、生物治疗方面，中国正迎头赶上。现在上市的新生物单抗药物，中国在全世界占了很大一席之地。

但中国制药业主要问题是一些药厂求“短平快”，不愿意做原研药，即走从寻找药物靶点—设计分子—细胞实验—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的全过程，因为全程可能需15年。大量药厂没有长期投资、等回报的耐心，投资人也没有耐心。所以很多药厂主要还是根据国外一些药的生产方法和结构，复制类似药物。

▲1月29日，工作人员演示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

：针对这种情况，您对未来新药研发和制药产业能否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王宇歌：我们有大量技术人才，技术水平肯定够了。我觉得未来更需要一个国家支持的机制、有长周期的经费支持让很多人免除经费、发文章的压力，在15到20年时间踏踏实实做原研药，而不是只做生物类似物或仿制化合物。以现在的进步和积累，我觉得可能5到10年以后，中国会有很多自己的原研药。

另一方面，要多加强国际合作。国外药厂来中国研发可以培养中国的相关技术人员，让中国人参与到国际制药的研发中。如果很多研发产品线平台在中国构建，也可以帮助中国相关上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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