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扶贫协作 “山”“海”携手，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的24年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山”“海”携手，共赴康庄大道

　　——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纪事

　　今年两会前夕，公开发布。意见指出，“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从1996年开始，北京、天津、福建等东部9省和深圳、宁波、青岛、大连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拉开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帷幕。经过几次调整，对口帮扶范围不断扩大，实现了对民族自治州和西部贫困程度深的市州全覆盖。

　　24年过去，如今，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已经形成。

　　当“山珍”遇上“海味”

　　产业合作，深化帮扶

　　甘肃陇南依山，山东青岛傍海。自2016年青岛市对口帮扶陇南市以来，一东一西两个相隔千里的城市密切开展扶贫协作，演绎了一个“山珍”遇上“海味”的故事。

　　陇南市地处秦巴山区，当地土生土长的花椒、香菇、木耳等农特产品，搭乘东西协作的“专车”，源源不断地送进青岛市的商场。2017年起，陇南市借助对口支援平台推动“陇货入青”。他们在青岛举办展销会，建成陇南农特产品体验馆，展开宣传推介。

　　这条看似简单的产业链，却创造了极高的产值，还衍生出众多就业岗位。数据显示，仅2019年一年间，陇南在青岛销售农特产品总额达7400余万元，通过直接采购、销售到青岛市或通过培训电商人才销售到全国的农特产品总额达到了1.5亿元。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24年间，帮扶的层次和形式发生诸多变化，但产业合作一直是重点工作之一，旨在变“输血”为“造血”，以东部地区发展优势助力西部后发崛起。

　　2016年7月，习主席在宁夏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要把握好供需关系，让市场说话，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要把东西部产业合作、优势互补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课题，大胆探索新路。

　　据了解，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483亿元，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直接采购和帮助销售定点扶贫县农产品154亿元。此外，不少地区构建线上线下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探索“飞地企业”“飞地市场”合作模式，创新人才、科技、金融等多领域跨区域合作模式，实现深度互通互融。

　　所谓“协作”，自然不仅是农产品东行的单向输送。在“陇货入青”的同时，来自青岛的产业、技术、资金等也在陇南悄然落地生根。

　　青岛啤酒有着悠久的酿造历史和精湛的生产工艺，但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大、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等原因，不少企业将目光转向西部的广阔市场。去年11月，陇南第一家大型现代化精酿啤酒生产企业投产运营。发挥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优势，精酿啤酒很快打入陇南市场。

　　不仅如此，啤酒生产的边角料经过简单加工，就能成为牲畜饲料，免费提供给贫困户，同时解决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就业难题，形成优势互补、聚焦扶贫、长期合作的良好局面。

　　“名誉村长”成了金名片

　　注重质量，确保成效

　　为助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东西部省份建立协作机制，组织专车接送务工人员，确保其安全有序返岗复工。图为在四川省蓬溪县，前往广东东莞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在登上返岗专车前登记乘车信息。刘昌松 摄

　　西部地区一直被视为我国的战略大后方，特别在近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历程中，战略地位体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地区立足资源禀赋，配合国家顶层战略规划，先后完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要的跨区域资源调配工程，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在国家区域发展大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突出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仅要看出了多少钱、派了多少人、给了多少支持，更要看脱贫的实际成效。”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习主席强调，“西部地区是脱贫攻坚的责任主体，也要纳入考核范围。”

　　为此，2018年首次签订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书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组织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进一步压实帮扶责任。

　　近年来，辽宁省大连市严格落实协作框架协议和“一企一策”制度，聚焦纺织、新材料、新型能源化工等七大新型产业板块，大力引导优强企业入驻落户贵州六盘水。2019年，两地促成落地企业13个，安排资金21亿元，带动贫困人口3378人就业。

　　浙江省杭州市则在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上积极创新。其中，由东部企业家担任西部贫困村“名誉村长”的做法，已成为他们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一张“金名片”。目前，杭州已有370多家企业与湖北恩施州和贵州黔东南州的640个贫困村结对，100多名企业家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接过了贫困村“名誉村长”聘书。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也是确保工作成效的重要抓手。北京市与对口帮扶地区联合印发，建立日常监督监察协作配合机制；天津市纪委监委出台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加强联合监督的实施意见，重点发现和查处援派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履职不力，以及假脱贫、假摘帽等问题。

　　“推车上坡”共同发力

　　深度交融，自主发展

　　“以前，常有村民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是贫困户？’‘为什么不能吃低保？’现在，大家都是变着法儿地琢磨赚钱的好点子。”说起近年来的变化，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华格深有感触。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大棋局下，北京某旅游公司帮助部分村民把自家小院改成乡村民宿，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据统计，近一年间，骆驼湾村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如今，该村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回乡创业。

　　有人将扶贫协作生动地比喻为“推车上坡”，不仅需要推车的人发力，还需要蹬车的人使劲。在长期协作中，如何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从简单的资源输送转为推动深度交融，东西部地区共同努力探寻答案。

　　四川省万源市集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山区为一体，是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的对口帮扶市。近年来，普陀区通过对口培训、定向招聘等方式，每年从万源市吸引一定数量的适龄贫困户从事海员工作。同时，万源市没有借“供应侧”之利坐享其成，主动出台配套政策，为稳定务工的贫困户给予交通补贴和生活补助，提高劳务输出脱贫的组织化程度。

　　2015年起，浙江省义乌市对口帮扶四川省汶川县，将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的“电商模式”带入深山。初尝到甜头，汶川县积极行动起来，借助义乌成熟的资源和技术将电商行业做大做深。他们先后在当地12个乡镇建立10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打通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帮助大山深处的农特产品走出去。同时，成立电商学院，扩大电商人才培养规模，着力打造电商集群，让千家万户“触网生金”。

　　除了深化产业合作、培育产业高地外，不少西部地区还通过党建扶贫激发脱贫动力。宁夏固原市深化农村党建“三大三强”行动和“两个带头人”工程，累计培育致富带头人6716名，从中择优1550名进入村“两委”班子；甘肃省临夏市与福建厦门、陕西延安合作，举办扶贫干部培训班，邀请浙江大学专家开展社会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持续强化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能力素质。

　　中国方案书写中国故事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的达久木甲委员介绍当地脱贫攻坚情况时讲道，在金阳县布拖村易地搬迁居民集中安置点，马哈木日卓老人6岁的小孙女说：“家里的萤火虫飞走了，以前的煤油灯变成了灯芯向下的电灯，有了电，奶奶能看有人的戏匣子了。”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片山。一户彝族人家的故事，折射出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群众生活的巨大变化。

　　受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影响，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71%的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落后。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1996年，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北京与内蒙古、福建与宁夏、上海与云南……一场跨越山海的大规模支援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在20余年间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

　　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国方案”，是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生动画卷。

　　细细回想，类似东西部扶贫协作这样的跨区域资源调配工程在我国还有很多：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此次疫情防控期间的一省帮一市，调动全国各地医疗资源向湖北、向武汉聚集。

　　无论是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之策，还是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举一国之力实现如此大规模的资源跨区域流动，世所罕见。“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实践，展示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正如习主席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