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山(今衡东)人,出生于1902年,1927年参加革命。组织鄂南暴动,参加秋收起义,古田会议上被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以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等职,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挫败日军最大规模的“扫荡”,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建立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进军东北,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逝世。

  秋收起义与毛泽东并肩战斗

  1963年12月16日,刚刚度过61岁生日不久的父亲就离开了我们。闻知此噩耗的毛泽东主席夜不能寐,几天过去了仍然走不出失去战友的悲痛,他拿出笔,写下一首悼念战友的七律:“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从秋收起义起即与之并肩战斗了36年的我父亲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在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中,历经百战的父亲只选择了写。这篇文章写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秋收起义中部队被打散了,只剩下了不到一个排的人。没有吃的,他们好不容易从百姓家里搞了一些米饭,但没有筷子,没有碗。毛泽东同志带头用手把饭抓起来吃,吃完了,他把手拍一拍,走到空地上,说:“现在站队,愿意跟着我们闹革命的站出来。”那时候我还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段故事,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没吃没喝,部队被打散了,跟着这样一个不足一个排的队伍还有希望吗?这是最能考验一个人革命意志的时候。

  不能像官老爷一样拒人门外

  我父亲性格比较内向,为人厚道,待人诚恳,遇上好事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即使是照相这样的事他也总是躲得远远的。以至我们最后整理他的相册时,发现根本就找不到他多少照片。每次中央开会,照相时他总是躲到后面去,虽然他和主席关系非常亲密,但他和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我们都很难找到。

  不管是做基层工作还是担任高级领导,父亲从来都把自己看做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他能把方方面面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能形成一股合力。很多老同志,家里有了困难、有了问题,甚至两口子吵架,都愿意到我们家来,都愿意找他谈,他也总能很好地帮他们解决问题。即使后来他当了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是位元帅,他也从来不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他很乐意接近群众,也很容易联系群众。他说,现在我们共产党执政了,人民给了我们这样高的地位,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力,人民有事来找我们,我们不能像过去的官老爷那样把人拒之门外,以后不管谁来找我你们都不能挡驾。为此,还有同志专门写了一首诗:“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这描写的就是我们家当时的真实情况。

  父母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他们总是抓紧一切机会对我们进行点滴教育。我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反“扫荡”,我们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战利品。我看到其中有只防毒面具,觉得好玩,就把它套在头上,跑到街上吓唬老乡的孩子,把他们吓哭了。我父亲正好看到,就把我叫到院子里头,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要爱护人民的,你戴着这个东西把老乡的孩子吓得直哭,你违反了群众纪律,关你一天禁闭,哪儿也不许去。”这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让我知道关心爱护群众不是讲在口头上的一句空话,而是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到了城市,进了北京,父亲更是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成为“八旗子弟”。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们从小就深切地感觉到,是党和人民抚育自己长大的,自己今后也要成为共产党人,要成为革命军人,要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

  父亲的“五年计划”

  从1942开始,父亲就因为身体原因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当时“新四军中的白求恩”罗生特大夫在给他检查后告诉他,这个病比较严重,依当时的条件很难治愈。这让我父亲感到自己为祖国奋战的时日不多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里还有几个五年,还能为党为人民军队战斗多久。因此,有一次他就私下里跟母亲说,咱们制订个五年计划吧,我争取再活五年,把日本鬼子打败,那时候我就安心了。结果抗战胜利了,他还活着,他很高兴,又私下跟母亲说咱们再制订个五年计划,建设新中国吧!解放战争以后,他又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领导工作。

  他就这样以五年为一段人生计划,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有一次他又昏迷过去了,很长时间才醒来,他看了看我们,拉着我母亲的手,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就从现在的房子里搬出去,搬到一般的普通的房子里去,不要在这儿住了。”然后他又对我们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人,我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我只能给你们一句话,那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这一生走对了一条路,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跟着毛主席走。”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4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过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

  子女名字记录罗帅征战历程

  北屯、东进、南下、北捷,这些极具方向感、具有战斗意味的词语是罗荣桓元帅几个孩子的名字,它们连起来不仅记载了罗荣桓一生征战的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中国革命行进的路线。

  罗荣恒元帅夫人林月琴为罗帅生下了二子四女,这些孩子多出生在战争年月,他们的名字也多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长子罗北屯系部队屯兵陕北的时候所生,所以取名“北屯”。因为环境艰苦,孩子出生后即寄养在老乡家里,当时生活条件太差,罗北屯还不足两岁便夭折。

  二子罗东进出生于1939年2月,当时担任115师政委的罗荣桓准备带领大部队进入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望着逶迤东进的队伍,刚刚又做了父亲的罗荣桓给这个儿子起了一个很有战斗意味的名字:东进。

  在向鲁南行军的途中,罗荣桓、林月琴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为她取名字“南下”。1955年,年仅15岁的罗南下因腿部骨癌去世。在她之后出生的女儿罗林则在战争年代便夭折。

  与共和国同龄的女儿罗北捷,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当时北平解放了,西藏也和平解放,于是罗荣桓给她取名“北捷”以见证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两年后,小女儿罗宁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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