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系列
通往解放之路
——斯诺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眼中的红军长征
斯诺一家
洛伊斯·惠勒是斯诺第二任夫人,斯诺先生去世后,洛伊斯·惠勒整理了斯诺诸多著作的,并在中国人民友好协会的帮助下前往中国收集大量相关照片,于1981年写成了一书,该书1984年被翻译成日文,叫作。笔者翻译了中描述红军长征的章节,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特地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洛伊斯·惠勒眼中的红军长征。
洛伊斯·惠勒生平
海伦·福斯特·斯诺
斯诺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如斯诺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高。但是她却陪伴了斯诺25年之久。在开始介绍洛伊斯·惠勒眼中的红军长征之前,笔者先对她的一些情况对读者朋友进行一些介绍。
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家喻户晓。1928年,他只身前往上海,开启了神奇的中国之旅,担任的助理编辑以及兼任纽约、伦敦的特约评论员。1930年以后,为了采集新闻,斯诺遍访中国各大主要城市以及日本、朝鲜、缅甸、伊朗等国家。1936年6月,斯诺抱着众多疑问、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区域进行访问的西方记者。在这里,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等重要红军领导人,听他们讲述了传奇的长征经历。此外,还采访一些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同他们进行对话,了解真实的长征。在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他回到北平,写了很多篇为英美世界介绍中国的通讯报道,最后汇集成著名的。
1937年4月,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历经艰难,独自访问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写成了的姐妹篇。比之于海伦·斯诺的大名鼎鼎,第二任的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在中国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应该对她加以重视。因为她陪伴了斯诺25年。
洛伊斯·惠勒1922年出生于加利福利亚州斯托克顿市,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演员,与斯诺相识于1946年在曼哈顿举办的一个为俄国战争受难者募捐的慈善晚会。洛伊斯因为读过哥哥案头上摆着的而早就知晓斯诺大名,并且因为斯诺而对中国产生兴趣,慢慢开始关心国际问题。拥有共同语言与趣味的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1949年,斯诺同海伦离婚,与洛伊斯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谷,斯诺因为写了大量报道中国革命真实情况的文章,洛伊斯亦参加了一些进补文化活动而触怒当局,因此,两人都被列入了麦卡锡的黑名单,被迫带着孩子迁居瑞士。尽管移居欧洲在生活上多有不便,但是对于记者的斯诺来说,反而暂时摆脱了作为美国人的种种束缚,因此他依然可以偶尔访问中国。在文革之前,斯诺于1964年10月间到1965年初访问中国几个月,并与周总理和毛主席都有过长谈。1970年,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转机,为改善中美关系,中央决定以毛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并决定由黄华夫妇来陪同斯诺访华。10月1日,斯诺夫妇一起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美国传递出重要讯息。斯诺去世后,洛伊斯·惠勒整理斯诺著作,于1981年写成了一书,该书1984年被翻译成日文,叫作。笔者要向读者朋友介绍的也就是洛伊斯·惠勒在这本书中所描述的红军长征。
从绝望走向希望
1985年的斯诺夫人
在描述红军长征的开篇,洛伊斯·惠勒就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肯定了红军长征的意义:那些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有着火焰一般的热情、无法消失的希望、令人震惊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一切,不,长征的故事里包含着远非这些能比的举世无双的东西。
长征号称18088华里,即差不多一万公里,以日数计大约是368日。最初的8000公里,红军大约每行军180公里才休息一天。要是计算全行程的话,每天至少步行38公里以上。如果考虑到这是泱泱大军以及运输队在崇山峻岭中行进的节奏,恐怕可以说是天下无双的。
不停辗转各地的红军途径了十二个省,翻越了十八座山脉,跨越了二十四条河流,这些省份的总人口合计有二亿。此外,占领了62个都市,突破了10个省的当地军队的封锁,对于中央政府派遣的讨伐军,或者将其打败,或者从对方眼皮下溜走,或者出其不意、神出鬼没。
没有和红军接触过的蒋介石军队,乍一看,士气旺盛。他们对继续困难长征的我们进行快速追击。但是,他们一旦接近我们,就会变得非常慎重。背靠要塞作战是他们的通常做法,不过在快速追击中,时常依赖的要塞没有了。蒋介石就采用正面攻击、侧面攻击、包围、遮断这四种战法。
但是我们却采取与此相反的战法来克制他们。明明想要去南方的贵州,却佯装向西。想去四川之时,首先假装去云南。用这种办法来消耗蒋介石军、让他们焦躁、然后再交战,最后取得胜利。
来到贵州省,红军占领省府厅舍、并占据在遵义的省长宅邸。1935年1月,在此召开历史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指导权,他开始承担战略上的最高责任。
受过莫斯科教育的博古及其追随者们承认错误并辞职。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仰仗李德的军事战略指挥,现在不得承认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为正确。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毛泽东撰写了,这本书不久就成为党的经典。
她在这个部分最后指出,李德不过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德意志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给自己取的中国名字。布劳恩1933年到江西以后,连续几日藏身舢板之下,最终潜入红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在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拥有特殊地位,在1933-34年的军事作战中,担负着主要责任。
强渡大渡河与爬雪山
唯一一个参加长征的外国人—李德
洛伊斯·惠勒对于红军强渡大渡河和爬雪山做了详细地描述。她认为,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历史上很多有名的将领在此遭遇了大败仗,最近的就有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石达开率领的十万大军,在此遭到曾国藩军队的包围,最终全军覆没。蒋介石明显也知道这一点,他致电四川的地方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希望他们重演太平天国的历史。石达开的失败,很大原因是没有得到当地彝族的支持,但是红军先锋部队指挥员刘伯承非常了解彝族对汉族的隔阂。他主动进入彝族境内,同彝族首领进行谈判。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独立,红军的也主张少数民族独立政策。彝族人仇恨汉族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汉族人的压迫,但是汉族人也有“白”汉和“黑”汉,压迫与屠杀彝族人的是“白”汉,现在彝族人应该和红军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他们。刘伯承的讲话深深打动了彝族人,不仅得以安然无恙的过境,而且有几百彝族人参加了红军。
安顺场的西方耸立着断崖绝壁,这个很深的峡谷激流汹涌,连接两岸的是一座叫着泸定桥的铁索桥。而且,西藏以东地区能跨过大渡河的只有泸定桥。十六个大铁索长达数百米横跨河上,平时在大铁索上铺上木板可以步行通过。但是红军到达桥边一看,木板已经有一半被撬走了,到河流的中间为止,只有裸露的铁索在摇晃。
为了渡河,红军开始募集敢死队,最终在志愿者中间挑选了30人。很快,他们就抓紧铁索,一步一抓地在奔腾的激流上空不断前进。红军的机关枪瞄准桥头堡垒进行射击。敌人亦用机关枪进行还击,狙击兵瞄准在水面高处爬行的红军敢死队员进行射击。最前头的战士掉进了下面的激流,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纷纷被击落。但是,终于有一个战士爬上了桥板,拔掉手榴弹的雷管,瞄准敌人阵地投了进去。接下来,越来越多的敢死队员如此这般地前进,瞄准敌人的机关枪堡垒一个个地扔手榴弹。
突然,南岸的同志们开始发出欢呼声。“红军万岁!大渡河的英雄万岁!”。敌人四散逃跑,仓皇撤退了。退却之时,他们将灯油洒在桥板上,并点上火,桥板开始燃起熊熊大火。红军敢死队在燃烧的火焰中,依赖尚未烧尽的桥板全速前进,跳进敌阵,捡起他们遗弃的机关枪对着北岸的其他敌人阵地一阵扫射。
一两个小时之后,全军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声歌唱着渡过大渡河,昂首挺进四川省。红军随后的目标是翻越四川省西部的大雪山,海拔4800米,山峰一座接着一座,红军不停地攀登着。这时已经是六月,尽管在平原地带天气还很炎热,但是在过大雪山时,这些衣衫单薄、血气方刚的南方战士因为不习惯高原气候,很多人冻死了。毛泽东说:“仅仅在抱桐岗,各队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驮马役畜。上百头的役畜倒地之后,再也没能爬起来”。
雪山连绵不断,红军不停前行。下一个是邛崃山脉,又损失了不少人马。接着他们越过美丽的梦笔山、打鼓山。最终,幸存下来的人在1935年7月21日最终进入肥沃的懋功地区,来到了西藏东部的松潘地方。在这里,他们同放弃了长江中游北岸红区的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撤退一直比较轻松,因此兵力反而有所增加,大约达到10万人。
分道扬镳
洛伊斯·惠勒描写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她指出,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执让中国共产党又处于分裂的边缘。这是中共党史上最最危险的时刻。
红军的两个主力部队在长征的途中,于1935年6月会师。毛泽东率领着南方的军团,张国焘率领着来自长江北岸的军团。两者之间发生了一决雄雌的对决。张和其支持者拒绝承认在遵义确定的作为“主席”的毛的绝对权威。张反对毛向陕西的移动计划,主张应该尝试同国民党进行妥协。并认为毛违反了共产国际路线,以遵义会议不合法为由,为了让毛下台而主张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场危机最终因为两个原因而被回避。一是因为蒋介石重新动员的国民党军正快速向四川省推进,出现了在红军两主力部队之间打下一枚楔子的危险形势。另一个原因是四川省内流淌的一条急流突然发大水,两主力军将有被自然隔离,出现联络中断的不利局面。
张国焘的军队留在南岸。江西军主力迫不得已将朱德留下,事实上作为张国焘的的人质,然后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向北方行军。再次开启长征之行时兵力已经只有三万。
张国焘把红军分成两部分,将自己的直系部队保留在四川省的西部,但是让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前往陕西。一年以后,受国民党军压迫的张国焘军亦不得不向北方移动,但是在渡过黄河的时候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张国焘和徐向前将残存兵力委托给李先念指挥,好不容易来到了延安。张国焘1938年离开红区,投靠了在汉口的国民党。
打土豪分田地
洛伊斯·惠勒总结道:长征的途中,红军没收地主、官员、乡绅等有钱人的物品,除了用来充当自己的军粮之外,有一部分红军无法搬运的剩余物资就分给没有土地的贫民。
在云南,红军从一些有钱的肉食包装业者那里没收了几千根大火腿,因为可以免费领取,几公里以外的农民都闻风而至。毛泽东说这也是火腿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外,食盐也被大量分配。红军从江西携带来了大量从国立银行没收的南京政府发行的纸币、银元、金块等物品,慢慢在贫穷的地方也开始使用金银及纸币购买必要的物品。
他们一路焚毁土地证书、废止征税、贫农亦被武装起来。红军告诉斯诺,除了在川西的经验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的欢迎。往往大军未到,名声却早已传开。农民们纷纷向红军派遣代表,表达希望红军到自己的地方去、请求红军前来解放的愿望。在农民们头脑里,对于红军的政治性纲领等几乎没有任何认识。他们只知道红军是贫苦人们的军队。毛泽东曾有趣地说道:“其中的一个代表团甚至声称我们是为了欢迎‘苏维埃’先生而来”。可见,在当时农民的理解中,误以为苏维埃就是姓苏名维埃的某个人。但是,无知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农民代表团,福建省的军阀卢兴邦曾经发布悬赏布告写道:“不论是生是死,抓住苏维埃者有赏金”。卢恶狠狠地说:“这家伙坏事做尽,必须处以极刑”。
穿过草地迎接霞光
193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陕北
洛伊斯·惠勒接着介绍。到九月,红军开始踏入大草原。在这里,几乎连续十日看不到人类居住的迹象。在这高原的沼泽地里,倾盆大雨不停的下着,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如何通过这条狭窄的迷宫一样的道路。但是在这里,红军没有找到当地向导,因此,更多地役畜倒下了,更多地人牺牲了。很多人都是一旦踏进野草的海洋,就没有再出来。
因为没有可以生火的枯木,只有食用野生的叶子或草根。没有树木,因此也就没有可以避雨之处。到夜晚,只能在草丛之下将身体靠在一起相拥而睡。最困难的是无法获取饮用水。“士兵们没有办法,有时候甚至只有喝自己的尿”,毛泽东说道。
终于到了甘肃省的平原,红军的人数减少到了七千。一行人进入肥沃的黄河盆地,等在前面的依然是激烈的战斗。
经过短暂休整之后,红军突破伊斯兰教徒骑兵队脆弱的防线,储存了粮食和武器。于是,最终在1935年10月25日,与陕西省北部的当地红军会师,终于可以以疲惫之躯来回顾往事。
长征中的邓小平和刘伯承
在保安的肖劲光和斯诺
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祖涵和斯诺
结语
洛伊斯·惠勒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大规模迁徙可以认为是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旅行。红军跨越了居住有将近2亿人口的广大区域。在激战与小规模冲突之间,在占领的城镇里,红军召开集会、表演戏剧、对有钱人征以重税、解放奴隶、阐释自由平等与民主主义、没收叛徒的财产并将其分配给贫民。
几百万的人亲眼目睹红军的身姿、亲耳所闻红军的故事,已经不再害怕红军。经过长期的苦难行军,尽管有数千的人们掉队,但是也有数千的人们——包括农夫、学徒、奴隶、国民党的逃兵、工人、无产者等不断加入这个队列。
我们不得不承认,长征是人类面对逆境、面对自然的伟大胜利之一。毋容置疑,红军毫无退路可言,但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充满坚强的道义与政治的信念,最终抵达理想的彼岸。
他们宣称,为了指导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神圣的救国战争而不断前行,并坚信于此。这种信念对于下层士兵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心理支撑。这种信念,让一时失败散乱的红军最终走向了胜利之路。此后的历史证实了毛泽东的预测,那就是,这片作为红军战略要地的中国西北部,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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