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台已高筑 男子竟还打赏主播50多万元 家人：他“有病”

因为经营不善再加上投资失败，30岁的张先生负债累累，为了偿还此前亲戚借给的50多万元，他把父母给自己的唯一一套房子卖掉了。也因此，张先生的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在今年4月份被诊断患有躁狂症。

雪上加霜的是，家人偶然发现，在今年二三月份，张先生分别多次给多名网络平台主播打赏了50余万元。欠债还没还清，钱又被打赏给了主播，如今的张先生仍然在接受治疗，背负的债务如同大山压着他，让他悔不欲生。家人认为，在打赏主播的时候，张先生实际上已经患有躁狂症，此举是因为判断力受损而做出的非理智行为，希望平台退还钱款。记者联系了该直播平台，平台方回应：张先生是成年人，需要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张先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方可退款。

资料图 李嘉 作

近日，记者联系上了张先生的堂妹张女士。据她介绍，出生于1990年的张先生是安徽人，此前他经营一家美容美发店铺，去年倒闭了。在经营失败后，张先生还投资了另外一家店铺，还是以失败倒闭告终，他开店向亲戚所借的50多万元，成了他夜不能寐的难题。

张女士告诉记者，在两次投资失败后，张先生曾在家睡了7个月，不愿出门，精神不振。去年下半年，张先生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找了一份工作准备重新开始，可精神状态却一直不理想。

为了偿还债务，张先生只能把父母给自己的唯一一套房子卖掉。“可能卖房子的那一刻开始，也就是他躁狂症的开始。”张女士告诉记者，今年过年后，张先生就再也没有去公司上过班，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怪异举动。今年二三月份，在拿到卖房所得的尾款后，张先生一直住在宾馆里，并且要求酒店升级房型为总统套房。除了极端情绪化外，张先生还变得极其易怒，和家人打电话的时候，变得极其敏感，能一直说三四个小时。

张女士告诉记者，张先生除了精神状态不稳定，还出现了臆想症，他称自己是三家上市公司的老总，还找张女士和家人借了20多万元，用其中5万元付了一台车的首付。4月10日，张先生跟家人说在酒店里开平台直播会挣很多钱。家人们发现张先生精神状态不对劲，想把他接回家里，结果他的情绪波动更加厉害。

让家人大吃一惊的是，就在今年二三月中，张先生分别多次给多名网络主播打赏了50余万元，一天最多能打赏几千元。欠债还没还清，钱又被打赏了主播，这真正让张先生陷入泥潭。

张女士告诉紫牛新闻记者，张先生4月15日开始住院接受治疗。医生诊断其患有躁狂症。随后一个多月的疗程，7次电疗，让张先生痛不欲生。“我堂哥至少接受了7次电疗，医生告诉我们，这种方式会消除他一部分的记忆，也许等他醒来的时候，什么都记不得了。”说到这里，张女士哽咽起来，她带着哭腔说，堂哥治疗结束后一直在用药物维持着自己的精神状态。从5月份到现在，他的心理状态稳定，只不过面对债务，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被改变了。除了张先生自己上班赚钱还债外，年迈的父亲也不得不去工地打工，一起偿还债务。

张女士说，当时打赏的主播数量很多，且有男有女，想找他们退还打赏的钱款非常难。她认为，在打赏主播的时候，张先生实际上已经患有躁狂症，此举是因为判断力受损而做出的非理智行为，平台应该退还钱款。“可能对于网络平台来说这不算什么钱，可对于我堂哥这是他的一辈子。”张女士说。

12月24日，记者与这家网络平台取得了联系，对方通过相关手机号和平台注册号进行了查证，确认了张女士所反映的打赏情况。不过，该平台相关负责人称，因为张先生是成年人，如果能提供关键证明，平台将酌情予以退款。

平台方称，所谓的关键证明，需要提供相关材料可以证明张先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此，江苏同大律师事务所李小亮律师认为，由于双方协商不成，张先生家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张先生的打赏行为无效，平台退还所有打赏款。起诉时，张先生家人同时提出申请对张先生打赏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如果鉴定认定张先生在打赏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么，张先生要求平台退还打赏款的诉求应该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随后，记者将平台方的说法和律师的建议反馈给了张女士，张女士称，她此前也联系过平台的客服，并在医院开具了躁狂症的诊断证明。“还是没用，对方坚持要求开具无民事行为能力证明，可这个需要专门的机构做病情鉴定。”张女士表示，她也咨询了相关部门，被告知应起诉该平台，然后法院会找专门的鉴定机构去鉴定张先生的病情。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粗略估算了一下，请律师、病情鉴定，还要去平台所在地，这些费用加起来就要几万元，实在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而且还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结果，退款之路难上加难。

花7万打赏主播、买1万多的电脑、一个3千元的游戏机，一口气买7双鞋、15个盲盒，一个几百块的VR眼镜……生活好像陷入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27岁的吴谦接连陷入了“入不敷出”“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直到年底的账单出来，他才猛地清醒过来。

而吴谦不是唯一困于“负债”中的青年。

在不久前冲上热搜的“负债者联盟”中，他们中有欠了20万，在至少12个平台上逾期的一名出生于1994年的青年；有自称欠债15万的27岁全职妈妈，还有自称因整容负债6.4万的21岁985大学生……在互助小组里，欠债青年们互相打气，互相慰藉，缓解恐慌和压力。

“绝望了！崩盘了！”12月21日深夜，济南小伙吴谦看到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年度帐单——37万多！一股巨大的压力和恐慌袭来，他焦虑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年，他已经借遍了整个办公室。

“魔幻”的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入不敷出，也有人劝他少花钱，但是他的消费真的降不下来。

吴谦是一名小广告公司的策划，个子不高，但眉清目秀，身边偶有“桃花”。

“谈恋爱要花钱啊，我是个特别渴望恋爱的人。”吴谦月薪仅有5千元，但生活“精致”。用他的话说，见过了大品牌、好东西，就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土掉渣”的日子了。

这些“世面”源于他的恋爱经历。

最近的一次是半年前，他曾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小乔，小乔自称是一个刚创业的“网络主播”。

“我们是线下认识的，我给她打赏的不多，我没想到她愿意给我这样的普通人当女朋友。”吴谦说，他和小乔在一次广告拍摄过程中认识。小乔说喜欢他，因为觉得他像一个流量男明星。

“我听到她在直播中甜甜的叫我小哥哥，我就想给她打赏。”吴谦说，小乔的直播好像有“魔力”，他每次看直播，都疯狂的沉迷于享受那种在直播间里“罩着”萌妹子，像大哥一样被崇拜的感觉。

他每天在网上“陪伴”小乔直播到深夜，当时他手里攒了7万块钱，都给小乔打赏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借钱了，借的不多，都是借朋友的。”吴谦说，那时是觉得谈恋爱就该给女孩买像样一点的礼物，不能太小气，借的钱也能很快还上。

“但小乔还是常常嫌我抠门，她说对女生一定要肯花钱，要大方。”吴谦说，小乔有时闹着要分手，嫌他太土。

为了哄小乔开心，他带她去五星级酒店、去旅游、去旋转餐厅就餐、给她买1万多元的新款手机，送给她名牌包包和几千块一盒的名牌面膜……随着消费升级，他的微信、支付宝消费账单上的数字很快多了12万。

吴谦的月薪只有五千，以前不谈“恋爱”的时候，他的午饭经常只是在单位楼下小饭馆解决。

为了不让小乔看出自己的窘迫，他再也不去小饭馆吃饭，还早就扔掉了自己的“山寨”运动鞋，以及款式最土的那种格子衬衫，日常用的东西很多果断的都换了名牌。

“早就该过这样的生活，以前过的太潦草了。”吴谦欣赏着越来越精致、有品位的自己。

就在吴谦的消费观刚刚从解决温饱的实用主义转向“精致主义”的时候，他的恋爱结束了。

小乔找了一个富二代男朋友。

吴谦恋爱失败了，钱也没了。

忙碌的城市里不止一个觉得自己和主播“恋爱”了的寂寞年轻人。

和吴谦同在一座城市的90后男生李锋也疯狂的迷恋上了为主播打赏。

虽然从来没能见面约会过，他仍然把那那段经历称为和主播“恋爱”。

“我真的无法摆脱那种恋爱了的感觉，她和我聊天的那一刻，我满脑子都是快乐的。”李锋回忆说，他喜欢的那名女主播名叫小琦，刚满21岁，说话声音软软的，笑起来很清纯。

李锋是河南人，在济南一家餐饮店当店员，每个月收入不到4000元，独自在外打工，没有亲友在身边，下班后回到出租屋，除了玩手机就是睡觉。

“生活很枯燥、乏味，是小琦点亮了我的生活。”为了给小琦打赏，李锋把卡里的2万元存款全部花进去了，还欠了信用卡和各平台7万多。

“光打赏就9万多？”李锋面对自己的账单，才反应过来“事大了”。李锋实在还不上钱，他联系那小琦，希望能把打赏的钱还给自己一部分，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清纯”的小琦拉黑了他，拉黑之前，还骂了他一句“神经病”。

他才明白，原来那并不是恋爱。

“失恋”后，吴谦和李锋的生活水平“断崖式”下降。

吴谦开始从网贷平台上借钱满足自己的消费。但是即使借钱，他也吃不起五星酒店，买不起名包了。李锋每天下班后在家吃泡面，有时候为了省钱甚至一天少吃一顿饭。

不想脱身的“消费围城”

“失恋那段时间，我真的感觉仿佛失掉了什么。”吴谦说，最难过的不是失去了女朋友，而是感觉被一种刚刚“触摸”到的新鲜生活抛弃了。

“也正是那段时间，我发现手机里各种电商大战、网络直播卖货竞争激烈，各种品牌广告满网络飞，看起来都很实惠。”吴谦说，在空虚和寂寞中，他开始网购。

买1万多的电脑、一个3千元的游戏机，一口气买7双鞋，15个盲盒，一个几百块的VR眼镜……吴谦家里堆满了快递。

“感觉好多东西一下子涌入了我的生活，手机里潮水般推送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它们离我太近了，仿佛他们本来就属于我。”吴谦说，也不知道怎么了，看到那些推送，自己就像被牢牢吸引住，忍不住跟着节奏抢购。

各种明星和带货主播聊起天来像身边的朋友，周围的年轻人都在“买买买”。各种优惠策略则眼花缭乱，如果跟不上，就好像损失了一个亿，还有各种购物平台鼓励提前消费，“早买早享受，亏什么都不能亏待自己”。

仿佛有谁“慷慨”打开了一扇窗，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只要轻轻点一下付款，就能轻而易举的过上另一种生活。

“买了那些东西，付钱的刹那，我觉得内心填满了满足感。”吴谦回忆，他情愿在“错过再等一年”、“活在当下”、“早买早享受”等广告语中自我催眠，就像温水煮青蛙，让买到东西的巨大愉悦感掩盖了入不敷出和欠债的压力，也不愿鼓起勇气去看自己的账单。

吴谦的消费账单早就疯狂上涨，但他根本不愿意看自己的账单。

吴谦说，每天一点开网络，就感觉自己像进了一个围城，感觉被无数东西包围，又舍不得逃离。

“那种生活像上瘾了一样，我不想只过那种在公司拼命加班，然后回到出租屋吃外卖、睡觉、打游戏，然后第二天再回到单位加班的死循环。”吴谦说，他疯狂地想过另外一种生活。

“每天点杯美式咖啡、下班去吃西餐或海底捞、每周不少于三次的约会。这已经是我分手后的低配生活了。”吴谦说，他养了一只猫，每个月伺候“猫主子”也要花不少钱。他去健身时经不住劝说，办了卡、请了私人教练，而这些都是借钱来支撑的。

25岁的青岛姑娘姚楠过的正是吴谦羡慕的生活。

偶尔打高尔夫、滑雪、攀岩、玩卡丁车、任性的旅游和消费……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姚楠和她“圈子”里的年轻朋友们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自由潇洒。

“生活的快乐不能等，就应该看见喜欢什么就买，反正我还年轻，还在不停地赚钱。”姚楠反对“抠抠索索”的过日子，她和朋友也都是“欠债族”，她的好几个朋友都没钱，大家用着信用卡、花呗、借呗、京东白条消费。用姚楠的话说，即使欠债，她们也不想过“无趣”的生活。

一整年剁的手，都会在年底的账单中变成一瓢凉水。

年底从“围城”醒来的还有一年下来不知不觉花了十几万的1996年出生的日照女生苏棠。

“所有女生！卖完了！已经全部抢完了！下架了！”苏棠曾一度沉迷于网络直播购物，她模仿着各大网络主播的语气告诉朋友，看直播的时候感觉“买买买”的欲望根本无法克制。“晚了就抢不到了！关键是直播间的东西真的很便宜！”苏棠告诉自己，自己买的都是小东西，花不了多少钱。几乎每次看主播，购物平台头部主播推荐的化妆品、零食都让她忍不住剁手。

“11月账单近2万？我的天啊！我真的花了那么多钱吗？”年底账单一出，刚毕业不到两年，月薪不到6000的苏棠看到看到自己年底两个月的账单“震惊”了。苏棠仔细查了自己的账单，发现11月仅微信账单就近1.2万，还了支付宝5000块钱的“花呗”，而之前的10个月，她也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

“12月还没过完，我就花了快1万了！”苏棠说，光这个月她买的化妆品就已花了5000多，她已经不敢再看账单了。

苏棠还很喜欢从网络平台上点外卖。她和男朋友每月大部分时间都在点外卖吃。

“我俩一个月至少20天在点外卖，一天大约200元左右，一个月光外卖就花四五千。”苏棠说，除了点外卖，她平时去逛超市也忍不住“买买买”。

“其实一年下来发现自己没买多少东西，都是些小额消费，不知不觉花了这么多。”苏棠说，令她高兴的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买买买”，她的支付宝花呗的额度终于提到了1万。

和许多在网络消费“围城”中寻找满足感的年轻人一样，在“消费围城”中，吴谦、姚楠、苏棠他们几乎忘了自己的工资只有几千块钱。

“没想过，我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工资。想了难受，不如不想。”吴谦说，作为一名各项能力一般的“济漂”青年，他觉得靠自己的能力不知道何时才能随意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消费升起来了，降不回去了，就像个恶性循环。”吴谦懊悔地说，各种线上线下的“快乐”消费，他的微信、支付宝的账单上的账单数字也渐渐多了起来。

“如果不借钱维持这种生活，我心里就会有巨大的空虚感。”吴谦看着自己的年度账单说，他努力用消费的快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但很多一时冲动买来后很快新鲜劲过了，发现买的东西其实没什么用，就扔在墙角里“落灰”。

消费的数字越多，就有越多懊恼和空虚，吴谦觉得自己越孤独。

疯狂“借贷”

“有花就有贷。没钱只能借。”吴谦开始了疯狂借贷模式。他回忆，借钱过程就像踩沼泽一样，越陷越深。

吴谦翻了翻年轻人“负债”的新闻，他不是唯一困于“负债”中的青年。

据多家媒体报道，2019年底，全球市场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出过一份据称是首份《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总体信贷产品的渗透率已达到86.6%，中国年轻人实质负债人群约占整体年轻人的44.5%。

吴谦借钱是讲究策略的。

一开始先借同事或朋友一两千，只用一两周，坚持原则，到期就还。

“第一次借尽快按时还，不然下次很难借到了。”吴谦说，朋友和同事看他生活讲究，又听他暗示是“富二代”，估摸他不像那种欠钱不还的人，就爽快地借了。

然而后来吴谦借钱越来越频繁，从一两千到一两万，每次说周转几天就还，但还钱的消息转眼就石沉大海。

他借遍了除父母以外的所有人，甚至跟只见过一面的人也开口借钱，能借到的钱也越来越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我。”吴谦说，他父母身体都不好，经不起打击。再后来他厚着脸皮200块钱也借，100块钱也借，甚至有一次提出跟同事借50元，直到没人肯借给他。

疯狂申请信用卡和注册各种网贷平台是他唯一想到的办法。

“网上借钱很容易，随便下载一个小贷App，经过实名身份证验证，至少几千块钱的额度立刻到账。”这些“立刻”到账的钱解了吴谦的燃眉之急。

1万、4万、7万……钱到账的那一刻，他感觉无比轻松。

在单位疯狂借钱的也不止吴谦一个人，他公司里的一名设计同事周豪也到处借钱。有一天，他终于借到了吴谦这里。

吴谦一脸苦笑。

“全公司都知道我没钱，他当然也知道，这肯定是被逼得没法儿了，抱着幻想问问罢了。”吴谦知道那种感受，一个人消费过度，困在债务里急得团团转，见了谁都像救命稻草。不问吧，心里憋得难受不甘心；问吧，明知道对方根本没有。都是大老爷们，一开口大家都没脸。

而在今年9月，广州一个培训公司的员工为了解决债务问题，还借谈恋爱的名义借了两个女孩子好几万，最后被堵在公司门口，不还钱就要报警抓他。直到他家里人赶来帮他还钱，一场闹剧才收场。

和上面那场闹剧一样，吴谦也在所有朋友和同事那里透支了“一切”——钱、面子、情谊和所有信任。

“这种借债消费的生活就好像肥皂泡，在阳光下绚丽多彩，我知道是假的，但我不想戳破它。”和很多借贷的年轻人一样，吴谦对钱的渴望超越了理智，他借钱的时候几乎不记得去看这些平台到底利息是多少，只知道要还的债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崩盘与逃离

还钱的那一天终究要到来。

很快，吴谦在各平台欠的额度都几乎到顶了，他能借出来的钱越来越少。

各平台催还款的电话轮番轰炸，为了催他还钱，催债的人甚至找到了他公司，债主把电话打给了他的亲友。

“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带着哭腔催他还钱，有位同事深夜上门“央求”他还钱，还有位同事愤怒地骂他，扬言要到法院告他……他的脸彻底掉在地上了，不管脸上再怎么火辣辣的，最终，他还是说出了那句“没钱”。

他烦不胜烦，只好换了一个手机卡用，把欠钱的那号码放在一部旧手机里，锁在抽屉里。

为了不激怒“债主”们。吴谦开始“偷偷”消费。

他对各大品牌了如指掌，手边也有价值一两万的名牌包和项链、手链。如今，这些手镯和项链，有的被他卖了还了债，还有的悄悄藏了起来，只在碰不见债主的时候戴。

“借的时候没想过自己还不上，我不愿看账单，也不知道自己花了37万。”吴谦说，消费一时爽，到了还不上钱的时候，心中突然感觉崩盘了，心里充满了压力、焦虑和和对未来的恐慌。

吴谦发现，和他一样焦虑的，还有不少“入不敷出”的困于债务中的年轻人。

吴谦加入了豆瓣上的一个“网贷互助小组”。这个小组的公告上写着：网贷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你正孤独飘在海面，你需要呼救；海面上不止你一个人，只是你看不到；趁早直面问题，越早越好；我们需要“同类”。

这些话像千斤重锤，一下子击中了吴谦绝望的内心。

欠债小组中，一网友自称负债近20万、约12个平台逾期的截图。

吴谦发现，这个小组里有许多像自己一样浮沉在消费和欠债账单中的年轻人。他们和吴谦一样，以贷养贷，大多背着多个平台的债务。在这个小组里，有自称欠债24万，已经成了“老赖”的24岁女孩；有自称欠了百万还清后来分享经验的人；还有欠了91万，用几张信用卡拼命“倒”债的人。在互助小组里，欠债青年们互相打气，互相慰藉，缓解恐慌和压力。

就在不久前，欠债小组还冲上了热搜。仅在今年双十一期间冲上热搜的“负债者联盟”小组中，有3万多人加入。其中有一名1994年出生的年轻人欠了20万，至少在12个平台上逾期，还有一位27岁全职妈妈自称欠债15万，还有一名21岁985大学生自称因整容负债6.4万……他们互相留言，相互鼓励坚持还债，努力逃离债务。

“能还一点是一点吧，”

“还有3万就还清了”

“撑不住了，爸妈帮我还了”

……

网上许多欠债青年都经历了像吴谦一样冲动消费、疯狂欠债、崩盘以及渴望“逃离”。

“该怎么办？”搜索了无数解决办法，看了几千个“欠债”帖子的吴谦发现，除了向家人求助，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摆脱债务的办法。

“家里卖房帮你还。”12月23日，爸妈给吴谦打来了电话的那一刻，吴谦失声痛哭。父母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家里齐心协力帮他想办法还钱，前提是他必须写一个保证书，承诺不再乱借钱、乱花钱，除基本生活所需外，工资剩余全部上交由父母保存。吴谦写了保证书，跟爸妈承诺，还钱后把所有的信用卡都注销、剪掉，把所有的网购和网贷平台密码告知家人，由家人监管。而他的手机上，今后除了最基本的通讯和支付功能，其他的功能一律取消。

很快，家里卖房的广告贴了出去。12月26日，在记者发稿前一刻，吴谦告诉记者，他家里不用卖房子了，这几天他爸妈和他姐夫帮他借了12万，他爸平时省吃俭用攒了近6万，这样凑起来能还18万了，剩下的他们再想办法凑。

就在吴谦决定彻底“逃离”债务之前一个月，互联网金融正在迎来一轮大整治。在11月3日，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起草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对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定义、经营范围、公司准入门槛等内容作出了规范。

对于很多深陷在消费贷里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迟来的好消息。

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小贷公司要清楚自己转型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如果只是为了规避接下来网络小贷业务要面临的门槛和监管，那么消费金融领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可能也有新规出台，甚至包括助贷在内，有些监管可能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11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透露，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幅压降，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逐渐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完全归零。

2020年还剩不到最后一周。

2021年，新规或将陆续出台。

吴谦的新愿望是：还清所有债务，永不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