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见朱召梅时,是一个早晨。阳光还未落在重新街。逼窄的街道,有人穿行。尚未落定的尘埃,在光阴的指缝,起伏着。

在重新街北段,右手,进一片居民小区。院子里,一个大车棚隔壁,一间小平房,便是朱召梅的家。我们去时,她不在。等了片刻,她提着一把葱,迈着大步子,带着一身风,回来了。她开门,倒水,找板凳,手脚麻利。我们进了她的屋子,真小,六七个平米吧,一张双人床,占据了房子三分之二的空间。屋里到处堆着生活用品,三四个人,站地上,就转不过身了。

我们出屋,坐在院子里。她用大塑料盆接了水,从屋里抱出一堆衣服,蹲着,开始洗。额头上的刘海总是落下来,遮住眼,她用湿漉漉的手背往上一推,发梢上,沾满了泡沫子。

她洗着衣服,和我们絮叨起了这些年的光阴和特殊的家庭情况。

1969年,朱召梅出生在清水县贾川乡梅江村。15岁那年,她离开家乡,懵懵懂懂到了秦州区当保姆,一个月,工资十元。这应该是她第一次进城。那些高楼、车流、人群、喧哗,让她眼馋,又头晕。1988年,经人介绍,她和杨宝玉认识了。两个年轻人,都能对上眼,这就成了,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不比现在,对象是用钱谈出来的。

领结婚证的那天,朱召梅和杨宝玉一起去办证。两个人,不敢拉手,就肩挨着肩。走着走着,朱召梅发现杨宝玉竟然走不稳,还时不时会摔跤。后来,问起,杨宝玉的家人才告诉她,杨宝玉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后来她回想,当时介绍人确实说杨宝玉身体有点毛病,但没具体说是啥情况。她和杨宝玉见面的时候,杨宝玉一直都是坐着,她也没发现什么。

可现在,看着走路东倒西歪的未婚夫,朱召梅心就凉了,她心里矛盾极了,这个证到底领还是不领?领,她就要和这个患病的男人生活一辈子,未来的艰难显而易见。不领,可已经答应和对方结婚了,彩礼也收了,亲戚朋友都通知了,不能说反悔就反悔。

“只能选择结婚,已经答应了,就不能骗人家。”二十五年以后,当朱召梅再次回忆那时的抉择时,这样说道。

最后,老实善良的天性占了上风。农历四月廿八,朱召梅和杨宝玉结婚。那一年,朱召梅19岁,杨宝玉25岁。一年后,有了女儿。

婚后,杨宝玉虽然行动不便,但生活还能勉强自理。为了不拖累妻子,在附近的大众澡堂打工,卖个票、发个锁,挣点零用钱,填补家用。朱召梅在家里带孩子,那时候,女儿还小,离不开人。

后来,杨宝玉的病越来越严重,几乎无法行走了。没办法,他只好辞了那份活,回到家,躺在床上,靠领低保生活。孩子才两岁,花销正大。他也要常常买药,需要钱。还有三口人的吃穿。日子实在过不前了,朱召梅就把孩子丢在家里,到酒厂找了份活,打工挣钱,维持家用。

时至今日,当再次说起那段凄苦的生活时,朱召梅还是忍不住流眼泪。她说,那时候太困难了,孩子想吃个饼子都拿不出钱买。

“有一次要黄馍哩,那个时候两毛钱一个黄油馍,娃就闹着要哩,我就打娃,不让闹,娃哭个不停,我兄弟就过来问你打娃干啥,我说要黄馍哩,我兄弟说要黄馍你给买个,打娃干啥哩?没有钱啊。”日子就真的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个难场,我们已无法理解。只有她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反复打磨着那段寒酸凄惨的光阴,一切似乎依旧是清晰的。

就这样过了七年半。由于各种原因,但最主要还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们商量着,离了婚,孩子留给杨宝玉。

离婚后,杨宝玉一直卧床不起。而他的父母年事已高,患有重病,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身边没个人照顾,杨宝玉的生活陷入困顿,实在是窘迫不堪。用朱召梅的话说,要是没人关照的话,他有可能饿死,有可能在冬天冻死。

分开后,朱召梅在外面租了房。但她没闲着,靠人帮助,摆了一个烟摊,挣不了什么钱,只能够维持三餐。后来,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建平。怎么认识的,快二十年过去了,记不太清了。或许是生活本身太苦,就像一副副药,有些特别苦的药,记得清楚,有些不太苦的,反而模模糊糊了。

张建平的妻子得病去世了,留下了三个孩子,最小的才4岁。他也是一个命苦的人,妻子离世,孩子一堆,日子过得凄凄惨惨。也正在这难心的节骨眼上,认识了朱召梅。张建平人也好,老实,本分,话少,勤快。两个人,都能合得来。朱召梅唯一忧虑的是,三个孩子,加上她的一个,四个,能拉扯过来吗?但生活将两个各有难处的好人放在了一起,再说张建平真的心眼好,这顾虑,也就不算什么了。

他们一起带着孩子过日子,一个重组的家庭开始了平淡而安稳的生活。

在新的家庭,朱召梅过上了不再终日操劳的日子,她本以为这种日子会细水长流,可惜平静总是短暂的。

再说前夫杨宝玉,一开始兄弟姐妹给找了个保姆照顾着。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杨宝玉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后,保姆也就不好好照看杨宝玉了。没办法,杨宝玉的父亲,曾经的公公,一个年迈的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找上朱召梅的门来了,来求她帮忙照顾儿子。

那时候,杨宝玉手脚肌肉萎缩,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她还是心软,还是念情。看着老人那双布满血丝的绝望的眼神,听着前夫悲惨的生活,再想想那些清贫光阴里的喜乐和他对她的好,何况还有两个人共同的孩子。她答应了,再一次来到杨宝玉身边,从老人手里接过了照顾杨宝玉的“班”。

去杨宝玉家里时,才发现杨宝玉躺在屎尿中,臭味熏人,真的是惨不忍睹。“我刚接上班的时候,他那个褥子全部叫尿尿灌透着哩。”朱召梅依旧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景。

她赶紧将脏被褥换洗了,并给他把那张几个月没洗的脸擦得干干净净。一有时间,她便去给他缝缝洗洗。家里堆了一山需要清洗整理的东西,再不洗,就把人埋了。

以后的日子,朱召梅开始了每天在自己家和前夫家往返奔波的生活。

没过几年,杨宝玉的父亲也去世了,家里只剩下了杨宝玉和女儿。

女儿来找她,说:“妈,咋办,爸爸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朱召梅前思后想了很久,最终向丈夫提出了把杨宝玉接过来照顾的想法,毕竟自己跑来跑去,把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再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离得太远,也不知道。当她把话说出口时,心里捏着一疙瘩,她不知道这样的提议会招来什么。说她多管闲事,说她旧情难忘,说她把不疼的指头往磨眼里塞,说她给原本就不宽展的家庭添负担,甚至吵一架,她的腿都在抖。但出乎意料的是,张建平同意了,并愿意帮助她一起照顾。她真的没想到张建平这么通情达理,这让她感动,眼泪在腮帮上扑簌簌落着。

从此,朱召梅和张建平就承担起了照顾杨宝玉的重任。在罗玉小区居住时,他们把杨宝玉接到罗玉小区照顾。2013年8月,朱召梅找了份给重新街家属院看车棚的活,他们一家也就搬进了车棚边上的一间小平房,就是现在住的地方。他们也给杨宝玉在旁边租了间平房,带在身边照顾。

每天早上六点多,朱召梅先到杨宝玉房子,帮助他上厕所、洗漱,喂着吃早点,完了再去看车棚。午饭、晚饭做好后,提过去喂他吃。晚上十点左右,她最后再过去一趟,把杨宝玉扶到床上睡下,这一天才算结束。有时忙不过来,丈夫张建平也会过去喂饭,帮着洗漱。

 “真的累......虽然这么累,但感觉心里踏实着哩。”朱召梅提着一件拧干的男式衬衫,一边往开甩,一边说。 

张建平的三个孩子对朱召梅很有感情,都接受了家里的这个“编外人员”。小儿子,还时不时过去给杨宝玉理个发、刮个胡子。

过多的操劳让四十多岁的朱召梅显得比同龄人苍老憔悴的多。杨宝玉断断续续的说,是他连累了朱召梅,这辈子能遇到前妻这么好的人是他的福气,如果不是前妻对他的照顾,他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你是娃她爸,照顾你是应该的。”每当杨宝玉念叨起朱召梅的好时,朱召梅会凑上去,在他耳边大声这样回答。这句话,她记不清自己到底说过多少遍了。

中午,上班的张建平回来了,骑着老式自行车。车筐里装着面条。他和朱召梅打过招呼后,径直到厨房做起了午饭。说是厨房,其实是在车棚边搭起的一个很简陋的棚子。

西红柿鸡蛋面。切西红柿,炒鸡蛋,放调料,加水。张建平做的得心应手。朱召梅在一边烧水,两个人说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不远处,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整整齐齐挂在车棚边上,一溜子,滴滴答答落着水。水滴声,淹没在了炒菜的声响里。

饭做好了。张建平先盛满一碗,调好盐和醋,朱召梅拿着筷子和一双晾干的袜子,一前一后进了杨宝玉的屋子。

屋里收拾的很干净,电视开着,杨宝玉侧躺着,看电视。这几年,在朱召梅的照顾下,杨宝玉的病好了许多,人也白白胖胖的。

在朱召梅的协助下,张建平抱起躺着的杨宝玉,坐在床上。张建平端着碗,朱召梅用筷子,很悉心的给杨宝玉喂着饭。一筷子喂进嘴,等一阵,咽下去了,再加一筷子。她的额头上,渗着一层细密的汗珠。

此刻是正午,阳光飘进窗口,暖融融的,落在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身上。此刻,一切言说都是多余的,唯有温暖的米黄色的阳光,在屋里,把一切包裹,把一切照亮,把人世间的万千冰雪静静消融。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作品见等,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出版有、。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244期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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