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重文抑武、分散事权为特点的政治体制虽有很多弊端,却也有效防止了在皇室之外形成其他权力核心,赵姓皇帝仍有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北宋末年的统治虽然黑暗,却没有发生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心厌宋”的程度。民心士气尚存,为南宋的复国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基础。
宋高宗赵构(1107—1187),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于皇太子赵眘。淳熙十四年卒,享年81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之一。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个儿子,关于他早年的记载不多,只知他除了博闻强记,读书能日诵千言之外,还体格健壮,孔武有力。赵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好色如父”,据说有不少侍婢被他蹂躏而死。如果不是“靖康之变”,他无论如何是当不上皇帝的。
靖康元年(1126 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赵构曾以亲王的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磁州(今河北磁县)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
不久,围城中的宋钦宗派人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要他火速救援京城。然而,赵构却只图自保,为了躲避敌锋,向东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不久又跑到了济州(今山东巨野)。
张邦昌(1081—1127)
靖康二年(1127 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尊称宋太后,垂帘听政。
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宋哲宗孟皇后,因祸得福
南宋政权初建,宋高宗迫于形势,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李纲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举荐张所和傅亮经略河北、河东,又举荐宗泽为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同时切实整顿军制,恢复战斗力。
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明显效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到招抚司和经制司麾下,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乱劫掠的散兵游勇,也被李纲派兵讨平。后来朱熹评论说:“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纲纪。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可是宋高宗却觉得中原离金朝太近,太不安全,便紧锣密鼓地与黄潜善、汪伯彦策划南逃。为了达到逃跑的目的,他们竟然公开捣鬼,破坏河北、河东的抗金事业,对李纲所提的各项建议也置若罔闻,最后干脆把李纲贬出了朝廷。
李纲任相总计只有七十五天,虽忧国忧君,矢忠矢诚,却反而成了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眼中钉、肉中刺,壮志未酬,黯然下课,也预示着抗金大业前路多艰。
李纲一走,宋高宗从应天府轻舟快马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二十四份奏疏,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开封百姓为之号恸,如丧考妣,三日吊祭,往哭不绝。
宗泽(1060—1128)
建炎二年(1128 年)七月,金兵为了摧毁新生的南宋政权,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濮州等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豫杀害抗金将领关胜,举城投降。而宋高宗却将军国大事一概交付黄潜善、汪伯彦,自己专心致志、夜以继日地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享受。
次年(1129年)年初,粘罕在占领徐州后,派五千骑兵,奔袭扬州。正月三十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宋高宗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打算渡江南逃。黄潜善、汪伯彦却说不足为虑,等到消息证实后再渡江不迟。
刘豫(1073—1143或1146),金国扶植的傀儡政权伪齐皇帝
二月三日,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一百五十里,五百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鬼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高宗吓得屁滚尿流,提上裤子就跨马狂奔。这一吓非同小可,竟使他得了阳痿的毛病,从此丧失生育能力。
后话,岳飞死因之一
绍兴七年(1137 年)秋,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赵旉已在八年前惊悸而死,他自己也在扬州溃退时受惊,造成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岳飞的立储建议既触痛宋高宗的难言之隐,又触犯了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祖宗家法”。赵构当即警告他:“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他一路窜至瓜洲渡口,御营司都统制王渊曾夸口江边早已准备下大批船只,实际上这些船全被他用来搬运自己和内侍的家财了。高宗只好靠一条小船逃过江去,一直逃到杭州才收住脚。
宋高宗逃窜后,黄潜善、汪伯彦也慌忙夺马南逃,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
扬州的溃散,是投降主义的必然恶果。宋高宗也因为险些丧命而对黄潜善、汪伯彦二人颇有怨恨,遂将二人同时罢黜。朝野有识之士都希望再用李纲,收拾残局。宋高宗却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
不仅如此,他还让对扬州溃败负有直接责任的王渊掌管枢密院。这项乖谬措置终于酿成了宋朝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兵变,史称“苗刘之变”。
三月五日,将官苗傅、刘正彦见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大将都领兵在外,杭州城内兵少将寡,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策动兵变。他们杀了遇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又杀了恃宠骄横、为非作歹的宦官康履等人,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
消息传出后,各地将领纷纷采取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苗傅和刘正彦见大势已去,只好又奉赵构复辟,最后两人被擒,在建康闹市被处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包伟民
苗刘兵变其实是个内争。赵构一下子由亲王当了皇帝,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强的管理能力,所以他任用的人必然是自己身边关系特别亲密的人,比如宦官,或者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康履和王渊就是赵构特别信任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好人,所以就引起公愤。
苗傅、刘正彦就利用军民的不满情绪,杀了这两个人,逼迫赵构禅位。按宋代的政治环境,如果是平时,苗刘二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干这种事,但当时是战乱环境,武人的地位相对要高一点,这就促使他们干脆来一个硬逼,逼迫皇帝。
后话,岳飞死因之一
高宗虽然怯懦,但并不愚蠢。一旦议和成为可能,他的注意力便立刻转到整顿内部,巩固皇权。祖宗的“圣训”,言犹在耳;武将的跋扈,他也是亲身领教过的(如“苗刘兵变”)。为了削夺武将兵权,铲除一切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他不惜杀害岳飞,自毁长城。
这次兵变打击了主张和支持皇帝南逃的投降派势力,表明妥协逃跑不得人心。兵变平息后,宋高宗对人事和制度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拜平叛有功的吕颐浩为右相,张浚知枢密院事;重定赏罚标准,缓和军队内部矛盾;限制宦官的权力;停止迫害“元祐党人”;减轻人民经济负担,缓和阶级矛盾;调整、合并了部分机构,以适应战争需要。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抗金大业的。
但由于宋高宗投降路线的倒行逆施,这时南宋的国力已虚弱到了极点。吕颐浩和张浚虽然都倾向于抗金,但一个“练事而粗暴”,一个“喜事而疏浅”,无论政治才干,还是品德威望,都无法跟李纲相比,因此也就拿不出什么挽回颓势的奇谋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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