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点击收听↑ 文/川本芳昭播/小新

静雅思听今日上线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是一本日本人写的中国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外国人看中国史有时会看到我们没注意到的东西，有时会帮我们确认一些观点。

接下来的文字选自本书第二章，聊的是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和汉人之间是怎么互相看待的，希望大家看了能有所收获。

我们曾提到，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之一、成都王司马颖（汉）被幽州刺史王浚（汉）所败，向匈奴的刘渊求救时，匈奴方面刘宣对此提出反对，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力谏刘渊不要理睬。另一方面，当时的汉族对刘渊则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怀有强烈的敌忾之情。

就这样，在西晋、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和汉族之间各自存在着自己（我）和他者（非我族类）的严格区别，各自怀有属于完全不同的集团的强烈意识，相互否定对方。

在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双方基于这种意识，不断进行着鲜血淋漓的抗争，而这个时期，在胡族和汉族之间，围绕着什么样的人才最适合成为中华世界的王者这个问题，意见上针锋相对，这种局面耐人寻味。

有一次西晋的忠臣、汉族人刘琨曾写信给羯族的石勒，请求派遣援军。他说道：“自古以来，诚无狄戎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将军长于军略，必建勋功。”

看起来，汉族人刘琨的口气还真不小，明明是向石勒求救，还对胡族说你们反正是当不了帝王的。

永嘉之乱时群雄中有一位汉族人王浚，他后来觊觎皇帝之位，石勒便适时劝进，反倒招致王浚对其野心的怀疑。据史书记载，对此，石勒的使者借用之前汉族人刘琨写给石勒的话，说道：“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所许耳。愿公勿疑。”（见《晋书·石勒载记》）王浚闻言，大悦。

石勒使者的口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他想到这一逻辑肯定能够说服王浚。而事实表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刘琨和王浚的事例说明，尽管当时汉族承认胡族的军事实力，并不得不依存于胡族的军事力量，但在汉族间却普遍存在一种歪曲的思想，认为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状况，与胡族相比，汉族在文化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而政治上、军事上却不得不屈服于胡族的压力，当汉族仍持有原来的夷狄观——夷狄禽兽不如，天生不过是汉族的奴仆——而又不得不应对现实的局面时，这种歪曲的思想便显露出来。

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思想，也可见载于当时的史书中。匈奴的刘渊曾说道：“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

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权的始祖慕容廆曾想招揽出身汉族名望世家的高瞻到自己胡族政权中为官，遭到拒绝，他不由感叹道：“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

这里所表明的是与前面完全相反的思想，即胡族也能当帝王。刘渊、慕容廆虽然是胡族君主，却对“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的汉族思想进行反驳，从他们的口中表现出超越这种思维的逻辑。

然而，胡族一方的反驳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前赵、后赵时期关中羌族的统帅姚弋仲有四十个儿女，他总是教诲这些子女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并最终在晚年时向东晋派遣使者，请求归属。

姚弋仲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后秦的创建人姚苌的父亲，他的思想与刘渊、慕容廆不同，沿袭的是前述汉族的立场。那么姚弋仲为什么会持有这种思想呢？当时的史书并没有明确说明其原因。由于姚弋仲上面的那段话是在后赵灭亡后不久说出的，可以推测大概这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吧。

然而，从更宏观或更本质的立场来看，也可以认为这大致反映了姚弋仲对汉文化存在着某种情结或自卑心理。因为当时胡族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如汉族文化、胡族在农耕化过程中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的抛弃和自身文化的丧失以及与之相联动的，对汉文化的接受等，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会产生这样的情结。

另一方面，前面说到西晋的忠臣刘琨向石勒求援，对此石勒在回信中说：“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并厚待使者，赠予名马珍宝，其后断绝来往。

还有，前面也提到的王浚觊觎帝位时，石勒在呈送给王浚的上表文中，自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

在这里石勒对汉族的刘琨和王浚自称“夷”、“小胡”、“戎裔”等，显得十分自卑。表面上看石勒似乎与姚弋仲有着相同的思想，但石勒以“夷”自居的结果，是跟刘琨断交，虽然石勒在王浚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实际上却想着吞并对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与姚弋仲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他虽然自称“夷”、“小胡”，内心却是对汉族的强烈不满，有着走向独立的意志。

石勒的思想与姚弋仲的大不相同。那么，在当时的胡族中，具有姚弋仲那样思想的人，以及接近于石勒思维的人，是否是各自单独存在的？乍一看好像是这样的。

然而，当我们再往他们的内心深处迈进一步，并注意到当时胡族进入汉族地域并成为其统治者的这种时代背景时，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了。

由于这种心理因素很难作为史料留存下来，我们就很难具体地探求当时胡族的心态，如果硬要对此进行想象，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在胡族的内心或说在他们自己也未能充分意识到的思想深处，他们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与他们对于独立的志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另外，前面我们也提到，鲜卑出身、奠定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前燕政权基础的慕容廆，以胡族君主的权威作背景，要华北的汉族名望人士高瞻出仕，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胡族政权吸收这类汉族士大夫进入自己的官僚机构，是看中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行政能力，或作为豪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等，这是胡族经营汉地的必要条件。因此慕容廆才会力邀高瞻出仕，却被胸怀夷狄观的高瞻拒绝了。

虽然高瞻的这种态度引起慕容廆的强烈不满，并有了前述的一番感叹，然而最终慕容廆并没有因此而处置他。

不过，据当时的史书记载，高瞻害怕受到处置，烦闷不堪，最终竟然担惊受怕而死。高瞻致死的事件是一个合适的案例，向今天的我们真实地传达了当时胡族错综复杂的心态，以及汉族对此的心态。

虽然个案不尽相同，但从整体来看，可以认为在当时的汉族人心里，存在着在文化上对胡族具有优越感的夷狄观，以及在政治上、军事上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而在胡族心里，或多或少地在军事上对汉族的优越感、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或否定的心态等混杂在一起，既有歪曲的成分，也有摇摆不定的成分，特别是当时的胡族统治者，注定要将“优越性”摆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