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现代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嬗变》

《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现代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嬗变》

【内容提要】晚清以降的两个政权分别将中国地图象征化为秋海棠叶和雄鸡。秋海棠叶在民国时期和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营构的是救亡图存和不胜乡愁的意象。雄鸡在新中国则实现了从地理空间想象到政治空间想象的再造，并塑造了新旧有别、正邪两分的新国家认同。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中国地图象征化的“变形记”，是关于国家之完整性的两套“国家神话”的切换。它既反映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心从存续逻辑演变为治理逻辑，也折射出国家认同构建之理念和方式的变迁。（本文原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16/6）

王海洲教授

引 言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对国家进行某种象征化表达是凝聚国家认同的必备之举，一点已在学界得到公认。有两类国家象征广受关注：一类是主权国家具有的普遍属性，如国旗、国歌、国庆、货币和邮票等；另一类是特定国家的专有象征，如法国的“环法自行车赛”、美国的平民总统林肯和中国的天安门等。本文关注的国家地图属于所有主权国家的“标配”，有些国家通过对其地图进行合适的象征化处理，能够形成稳定且广为人知的地图形象，从而成为一种国家象征。不过，一旦围绕地图形象建立特定的话语体系之后，它便具有了第二类象征的特征。对现代中国地图之象征化的研究既有助于弥补其学理性分析的匮乏，并拓展中国地图研究的边界，也为省察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提供新的视角，藉之以深化对象征、记忆与现代民族国家成长之关系的认识。在实践意义上，此研究则有益于我们进一步总结和反思当代中国基于国家象征构建国家认同的官方举措和民间行为。

借由文献资料描绘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形象之变，作为最为常见的史家笔法自为本文所倚重，但其不易厘清两种不同形象的“物性”差异，对揭示隐于形象差异之后的国民情感更是难措手足。本文从未固守某种理论和方法，而是以秋海棠叶和雄鸡为主角来组织历史文献、教科书和文学作品等各类资料，围绕中国建设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国家认同构建主题，逐次讨论四个问题：第一，国家地图的象征化何以成为现代中国塑造国家认同的手段？第二，“秋海棠叶”的意象在民国时期和随后的台湾政权中，如何以及与何种国家情感相勾连？第三，新中国如何基于“雄鸡”意象对国家的空间关系和道德体系进行再造？第四，对比“秋海棠叶”与“雄鸡”这两种“物性”相异的国家象征，百多年来现代国家的建设逻辑和国家认同的构建路径发生了何种嬗变？

一、形神相契：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的构建

国家认同的构建极其依赖于国家象征，因为“国家象征不仅代表着作为普遍概念的‘国家’，还是与国家相关的知识、价值、历史和记忆的凝聚”。在中国古代地图中，并没有出现将某个共同体类比为特殊事物的象征化现象。存在于地图史中的“形象化”概念指的是地图上绘制着实物（如山水林原）的形貌。这种相对粗陋的地图绘制术后被晋代发明的“计里画方”和清代引自西方的“经纬度”所取代。因此，在实践中对共同体进行形象化，与在地图上赋予某共同体以某种具象，有着重大的区别。后者意味着共同体已经拥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这正是现代国家生成的关键标志之一。

在世界地图上比较准确地识别出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始于万历年间利玛窦绘制的《万国舆图》。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新式绘图法不断雕琢的是中国地理的“形状”，而非“形象”。诸如康熙早年（1674）由南怀仁制作的《坤舆全图》，康熙晚年（1718）刊行的《皇舆全览图》，道光二年（1852）魏源增补至百卷的《海国图志》，以及同治二年（1863）邹世诒和晏启镇绘制的《大清一统舆图》，乃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邹代钧主编的《中外舆地全图》等，都无法令观者将或简或繁的清朝疆域联想为某种具体的事物。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在技术层面上，康熙年间制作的地图是后来众多地图进行修正的基础，它们对中国疆域轮廓的勾勒比较粗糙，未能做到地理空间在平面上的精确投射，由此形成的模糊而破碎的国境边缘无法与任何事物的外貌形成有效映射。二是在观念层面上，皇权中心主义及其政治体系笃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精确界定国家的边境反而会降低皇权的“位格”——因为如此一来，那些“边缘地带”便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从而对拒绝留白的“天下观”造成严重的冲击。

清季末年出现的诸多状况对皇权在地图上的显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中国领土的频繁掠夺连续刺痛了两代人的记忆，他们认识到了不仅要“开眼看世界”，也要重新认识自身。“自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以后”，“1911年清朝灭亡以前的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对自我认知的转变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根本变化”。孔飞力所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取代传统的天下观。毋庸置疑，这一取代暗含着政体变革的内在要求，孙中山强调，际会于此风云中的“有志之士”要有“实学”，“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在国际环境下考量中国的地位不仅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而且还随着近代教学体系的建设，成为对孩童和青少年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这些情境的变化对性情的塑造也有相应的要求，直观地表现为“清末民初教科书十分重视情感体验的作用，特别是爱国情感的作用”。对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便是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是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的一种延伸，它能够“深深地渗透到群众的想象之中”，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强而有力的象征”。

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05年的《大清帝国全图》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彩印版地图，也是截止其时在地图形态上与“秋海棠叶”最为接近的地图。它在1914年摇身变为《中华民国新区域图》，广泛地存在于多种教科书中。目前很难确定究竟是谁在何时首次将中国地图喻作“秋海棠叶”。从地图形状上来揣摩，当在 1905年之后。不过刘师培等人编写于 1905至 1906年间的几本流传甚广的地理教科书中，并未对中国地形做相关表述。如果王庸所言属实，“在民国十多年以前中国流行的地图，基本上多是根据康乾间测绘的地图”，那么众多坊间流行的教科书未使用明显呈“秋海棠叶”形状的地图也不足为奇。我们推断中国地图的“秋海棠叶”之喻当初现于民国肇始。出生于 1903年的徐复观曾提及“在发蒙读书时，便读到‘我国地图，如秋海棠叶’”，徐氏在“八岁发蒙”，如此算来 1911年左右已有“秋海棠叶”之喻。这也得到了庄俞在1912年编写的教科书的支持：“中华民国之地形，颇似秋海棠之叶。西方为锐角，似叶之尖。东方则斜平，且有凹处，似叶之本。南北两方或凹或凸，似叶之边。熟审秋海棠叶，即知我国地形矣。”由此视之，中国地图的赋形与现代国家的生成具有相当高的契合度。两者相合在深层次意义上昭示出秋海棠叶自此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一种国家象征——国家地图也就真正超越了其指示地理空间、确定主权界限的工具性功能，获得了动员国民情感、铸造国家精神的巨大威力。在现代性背景中，地图本身的制作技艺所表征的“科学”，地图中的政治空间变迁所表征的“民族”和“民主”，以及地图所对应的真实世界的发展所表征的“文明”等，共同为秋海棠叶地图司职国家象征提供了有力的合法性辩护。

形神相契的彻底通达，最为关键之举要能够对国家象征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神圣化。唯有将该象征奉为一种民族和国家的“图腾”，才能使其成为不可侵犯的“神圣之物”。国家象征所具有的神圣力量既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力量，也是一种可被切实把握的政治之力，它既能激发政治公民的国族情感，也有助于政治制度的适恰设置。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国家形象具有的政治意味将远超于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框架，特别是在相匹配的政治神话的精心擘画之下，稳定地将其所具有的力量传递给国家与国民。自此，国家、国民与国家象征便聚合在一种密不可分的牢固关系之中。无论是民国时期的秋海棠叶，还是新中国雄鸡，这两种地图形象都发挥出了国家象征特有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在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转换以及两者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之中可以发现，源于国家象征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呈现出了一些相异之处，国家、国民和国家象征之间的关系也被作了重新锚定。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是国家认同构建随着时代变迁和政权更迭而调整方向和策略的重要表现，而这正是形神相契在历史维度中的体现。

二、“几度开来斗晚风”：秋海棠的屈辱与飘零

民国初年中国民间的常见植物中，诸如泡桐叶、番薯叶或牵牛花叶等也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地图形似。因此，秋海棠叶之喻的出现，除了其形似之外，当有更多可揣摩之处。首先，秋海棠应是比喻的使用者（如果不是创造者的话）日常经验中的熟稔之物。庄俞是常州武进人，秋海棠在当时当地的文人家庭中较为常见。同时，秋海棠还应在举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如此才有利于被读者广泛接受。这一点也无存疑，自古以来很多文人墨客以其入诗便是明证。这也引发出另一方面的因素：秋海棠本身当具有特殊的意象，以适用于国家之喻。对于普遍受到古典文化熏陶的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来说，众多以秋海棠为题的古代诗词与国族情感并不突兀。鸦片战争以降泱泱大国的每况愈下，颇合陆游、顾春等人的诗作中所表达的相思之情、悲凉之意；大量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意欲力挽狂澜，则与王安石、袁枚等人取秋海棠以颂君子之风、幽人清雅殊为投洽。

如果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境之中，或许会发现秋海棠且悲且壮的意象，与对国人政治观念产生深远影响的秋瑾有一定的关系。在与夫家决裂、意欲投身革命时，她以“秋海棠”为题，写下了“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的名句，文字间不屈的意识和自由的精神跃然纸上。近十年之后，洪炳文署名“悲秋散人”，在 1912年初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剧本《秋海棠》，以“香积国花神秋海棠”隐喻秋瑾，所撰诸事俱取材于秋瑾之经历。庄俞应知此文，他本人正是《小说月报》的作者之一。在同一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颁行了《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要求所有的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秋海棠叶也正式作为国家象征，进入国民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序列之中。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败台湾之前，这叶秋海棠在时事风雨之中，一直处于一种屈辱的境地，遏止敌人吞噬、以保全叶片完整，成为国家认同话语的核心诉求。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当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虽然仍以秋海棠叶地图为正统版图，但其主旨已经有所变化，主要用于意识形态之争中，而在民间话语中，郁结其中的浓浓乡愁“剪不断，理还乱”。在秋海棠叶传递出的从屈辱到飘零的意象转变中，民众围绕这一国家象征不断深化和升华对国家的情感和认知，从而令血与土的想象得以跨越百年、留刻下一条难以撕裂和分解的记忆烙痕。

在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和民间话语中，中国地图的象征化载体并不惟秋海棠叶，还有桑叶。就形状而言，秋海棠叶的确比桑叶更为形似中国地图。取桑叶之喻，或与“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有关。当然，这种比喻也是编者一家之言，并不具普遍性，如有些教科书中只是提及中国是“一个桑叶似的国度”，并未提及任何丝绸之国的隐义。桑叶与中国地图之间频繁对应出现于1930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关键的转折点。日本侵入东北使得秋海棠叶失去了一角。在“蚕食”一词所构成的意象中，秋海棠叶转变为桑叶，更加生动和准确地描述出日本这条“蚕”的暴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秋海棠叶之喻暂落下风，它通过另外一些意象的构造，也加入到对外敌破碎中国山河的控诉之中。直至抗战结束，此期间中国地图的象征化呈现出双叶并竞的态势。

“九一八事变”之后，民间在高呼“复仇”或“觉醒”时，往往以秋海棠叶遭到蚕食和破坏来比喻江山之异。有人直接将秋海棠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秋海棠，花之抗日者也……群芳谱上记载秋海棠性质，有这么五个字：性好阴，恶日。”借助秋海棠本身的喜阴厌光的植物特性，形象地表达出了中国开展“抗日”行为的“天然”合法性。象征物（秋海棠）将其所固有的各种属性转移到象征本体（中国）之上，为理解象征本体增添了更多的路径和可能。秋海棠叶与桑叶一样，亦可表述敌我关系。早在1916年一幅中国地图漫画中，便有如此解释：“有人谓我国地形颇似秋海棠叶，可惜叶边已被虫蚀。”叶与虫的敌对在1930年代之后更为常见，“日本”总是“虫子”最主要的“形象代言人”。通过秋海棠叶的完美与虫子的丑陋之间的强烈对比，能够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之情，这一点不仅在当时数量颇丰的中小学作文中时有显现，还出现在 194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小说《秋海棠》中：当主角听闻日本正在“吞啮着”秋海棠叶一般的中国后，便将其艺名吴玉琴改为“秋海棠”。

与秋海棠叶相比，桑叶确与“蚕食”的字面意象更为相合。当“蚕”成为列强的象征后，秋海棠叶转变为桑叶便顺理成章。这在时文与教学活动中均多有显现。日本投降之后，这种蚕-桑意象便逐渐褪色，秋海棠叶再次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许士骐极为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翻转：“可惜这一片美丽的秋海棠叶。一个世纪以来，被我们的芳邻扶桑小姐看中了，她认为是一片肥美的桑叶，结识侵略伙伴，实行蚕食，吐了一大堆‘以德报怨’的乱丝……时代之轮，不断地前进，到了现在，秋海棠叶，毕竟不是桑叶，可是作茧自缚的芳邻，反变成可怜虫了！”

在国家生活的变迁中，重要的政治象征总是扮演着国家情感和认知之测量仪的角色。桑叶之喻的兴衰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双叶之间的转换也意味着国家本身的核心诉求发生了位移：彰显敌国想象的桑叶指向了两国之间的冲突，战争逻辑是这段时间的主宰，而一贯可爱美丽的秋海棠叶则指向家国的完整和安宁，与之相洽的应当是建设或治理逻辑——只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这一逻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完成其任务的，倒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中国地图的雄鸡形象。与此同时，秋海棠叶只能偏立于中国版图的一隅，逐渐从服务于“光复大陆”的政治动员，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国家想象”。直至2004年，弥布其中的不尽乡愁因台湾当局废止秋海棠叶地图而彻底失去了政治合法性的支持。

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在其国民教育中继续使用秋海棠叶地图，与其说是对其领土主权的宣示，不如说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下进行的合法性之辩。在 1949年之后，台湾和大陆所认定的中国版图形状最大的差异在于“外蒙古”的有与无。民进党于 2000年成为台湾的执政党之后，不断推动对“外蒙古”的重新地位，先于2002年承认其主权地位，在地图中以“国界线”标示大陆与“外蒙古”之间的界线，两年后宣布废止《编印大陆地区地图地图注意事项》，在官方文本中，秋海棠叶地图彻底被台湾地区地图所替代。自此，秋海棠叶飘然而落，成为几代台湾地区居民的集体记忆和众多大陆游客猎奇的热门商品。

二十一世纪初的地图之争影响面极为宽广，所涉及的政治生活内容也非常复杂，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构建问题。对于在台湾接受初等教育的适龄群体来说，秋海棠叶的想象与他们实然所处的地理空间之间存有巨大鸿沟，当那种想象转化为情感时，便指向包裹着沉重意识形态内核的敌意。于是，比之海峡对岸因缺少“外蒙古”而形成的雄鸡地图，秋海棠叶地图倒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过，这种话语也并非没有竞争者：对于在生活经验或体验上与“大陆”有着难以割舍的血与土的想象的大量民众，秋海棠叶喷涌出的强烈“情感能量”具有多种宣泄口，“乡愁”是其中流量最大的一个。这种台湾作家蒋勋所言的“致命的乡愁”，是政治空间的隔绝所无法阻断的情感牵挂。即便地理形态发生了变化，秋海棠叶的意象并没有受损，它超越了对国家版图的直观表达，成为不具有特指性质的抽象“国家”概念的象征。这真切地拓展了秋海棠叶的情感动员能力。诸如“秋海棠”之“美”及其“叶”之“柔”，这些植物属性都能够充当抒发国家情感的生发点。这种“乡愁”的成因并非出于个体主动性的选择，所以由“被迫”而来的“无奈”使得“愁意”更浓。同时，这种“乡愁”也并非由个体与其生于斯的故乡之间的别离而导致，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被抛掷到故土之外后产生的集体愁绪。所以，更准确地来说，此情此感不是“乡愁”，实乃“国愁”。基于这两点，“乡愁”成为一种个体无法抑制的情绪：即便其缺乏任何去国离乡的实在经历，也会因无法体验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而被置于一种特殊的处境之中，其间密布着蔓生的乡愁，不断散发出对国家认同的召唤。

2004年之后，台湾当局在官方教育体系中放弃了将秋海棠叶塑造为国家象征的做法，看似切断了一个长达半世纪的乡愁诱源，但无法切断血与土的想象，也无法阻止因不能把握概念意义上的完整“国家”而产生的深度焦虑。从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这种焦虑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而就“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论断而言，这种焦虑是一种几近永恒的焦虑。

三、“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的国家姿态与政治伦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对国家版图的描述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雄鸡”之喻，秋海棠叶或桑叶的表述仍偶尔用于爱国主义教育之中。这些残留的痕迹不能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一种“政治不正确”，它们一方面是难以割舍的个体记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版图形象一旦成为国家象征，便能超越其投射地理空间的基本功能，发挥出镌刻集体记忆的作用。雄鸡形象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既缘于新中国地图的确在形态上有别于秋海棠叶，也因为政权更迭需要在国家观念的重塑中引入新的国家象征——尤其在国家初立的艰难时刻，雄鸡这一新形象无疑为提振国民的精神和情绪打了一针强心剂。毛泽东作于1950年的豪壮诗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使得雄鸡作为中国的象征迅速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按照郭沫若的解释，此句由李贺的“雄鸡一声天下白”转化而来，“这里的‘雄鸡’已经不是李贺诗句里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雄鸡’，而是象征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党，‘雄鸡’的‘一唱’也就象征着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凯歌”。当国家版图与雄鸡关联在一起时，郭氏之语所论及的党及其行为的政治合法性，便被加持到国家之上，使得雄鸡在象征新中国时更为熠熠生辉。

作为新中国的象征，雄鸡的两重意象值得关注。一是雄鸡的关键属性——“雄”，二是雄鸡的关键行为“唱”所引发的直接后果——“白”。“雄”象征着一种睥睨魍魉的国家姿态，与“百年魔怪舞蹁跹”构成强烈对比。国家之“雄”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呈现出来，首先是中国“鸡”在面对敌人“虫”时英姿勃发，其次是国家地理空间的相关表述在一种特殊的性别政治话语和日常语义中强调中国“鸡”是雄非雌，暗含着雄对于雌的优越性。新中国的天下之“白”则象征着一种具有较高价值位阶的国家伦理，它塑造了全新的道德体系，在与历史传统和资本主义对手之间的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简而言之，“天下白”与“长夜难明”不仅表征着新旧两个世界，还表征着正义和邪恶两个阵营。

很多人以为，新中国地图的“雄鸡”形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秋海棠叶”缺少了“外蒙古”而生成。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抗战时期，已有人将中国的版图喻作“大公鸡”。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台湾当局依然执守秋海棠叶地图，但其无法忽视大陆广泛地传播国家版图的雄鸡意象，有些台湾作家觉得雄鸡的说服力更强。对于台湾当局而言，为了与雄鸡话语正面交锋，其策略是将雄鸡贬斥为“老母鸡”。此语从表面上似乎不具有浓厚的诋毁之意，但通过鸡之性别的转化，很容易令人将“雄鸡报晓”的积极形象联想成“牝鸡司晨”的消极形象。

为赢得这种“公母之争”，大陆避开了几乎无解的论辩，而是使用了另一套策略来证明新中国之鸡实乃雄性：中国地理空间的形象特征与母鸡全然无涉。在各种关于雄鸡各部位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对应性描述中，往往会提及“鸡冠”这一独属于公鸡所具有的生理特征，其最常对应的是“黑龙江省”。除了鸡冠之外，对展现强大攻击力的鸡爪的描写，也从侧面印证了鸡的性别：“中国的两个最大岛屿……台湾岛和海南岛则像这只雄鸡的两只利爪。”颇为有趣的是，因为中国的行政区划与雄鸡的生理组织之间的对比并不存在某种权威版本，所以民众在此方面的理解经常会存有差异——这些当然也是国家认同的表现之一。例如，将“北京”理解为雄鸡的“心脏”，凸显的是其政治中心的地位，而非空间化的鸡心所在的准确位置；将台湾岛和海南岛称为“金蛋”则是为了强调其为珍贵的国土资源，而非颠覆雄鸡的基本性征。

对于新中国政权来说，用“雄”来修饰新的版图形象，是为了与新中国实然和应然的双重姿态相匹配。首先，新中国的行政区划与雄鸡之生理组织间的一一对应呈现出一种完整性，它宣示了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生命体的诞生，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秋海棠叶，后者在生物学意义上作为一种植物无法摆脱一种无奈的被动状态——这与解放前国家的屈辱历史之间构成了映射。从雄鸡“傲立”或“昂立”的姿态中，新中国作为一个不具有任何主权竞争者的独立国家共同体，其立国的资格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扬和肯定。其次，雄鸡所具有的克敌制胜的力量，实际上是一种属于国家应该具有、但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能力”。在此，与雄鸡的孔武姿态直接关联的是一种应然的国家能力，它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情境，为民众提供了贯穿多重时间维度的国家想象。这种对民众之政治预期的集纳，是国家象征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之一。

雄鸡形象除了以其动物属性和生理特征展现出新中国的国家资格和能力之外，还通过其“报晓”的典型行为与新政权的特殊政治伦理构成映射关系。在“雄鸡一唱天下白”中隐含着一种因果关系：正是因为雄鸡的“唱”，才导致了天下的“白”。引申到新中国的成立（与雄鸡版图的生成具有一致性），意味着这一新生的主权共同体在两种空间范畴中实现了更新：如果将“天下”在一种现代语境中限定为国家的边界，那么更新的是共同体内部的政治状态；如果将“天下”在一种传统语境中理解为整个世界，那么更新的是此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更新都能够在一个对立意象中得以表达，即“白”与“黑”。与两种空间范畴相对应，“黑”既包括黑暗的旧中国，也包括黑暗的非社会主义世界。简单总结，雄鸡报晓所导致的白对黑的替换，正是新对旧的替换和正对邪的替换。由此，在决然不能两立的新与旧、正与邪之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的雄鸡将新中国的政治伦理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也极大地丰富了雄鸡作为版图的形象和国家的象征在构建国家认同方面所能够提供的情感能量和知识储备。雄鸡在情感动员和想象生成方面的突出能力，似乎印证了一些政治心理学家的观点，即国家象征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一种抽象的共享成员身份的群体性氛围，在促成具体的政治行为方面力有不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象征没有任何影响实践的能力，在一些条件的协助之下，国家象征能够非常容易地将抽象情感转化为具体行为。

四、形易神移：国家认同话语的转换及比较

经过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合力与共振，秋海棠叶和雄鸡这两种地图形象作为一种国家象征，深刻地浸透在国族历史和社会记忆之中。地图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一件影响举国民众的“国之大事”，因为它依靠对主权之地理范畴的修辞性“命名”所生成的国家象征，可被视作国家的第二重生命。地图形象的更变在国家生活中也非同小可，不仅标示着主权国家的领土变化情况，还潜含着国家认同话语体系的更新：新生政权的特性和目标都被置于一种有别于往昔的阐释框架之中，依靠国家强力的信息输送，塑造出一种焕然一新的国家形貌以及与之相称的国民新风。如果说围绕地图形象建构国家象征的话语是一种“国家神话”，那么其核心旨趣便是“国家精神”。所以，梳理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变迁史，有助于解析国家神话和国家精神究竟为何变化和怎样变化，对于我们在一个连续统（历史、现状与未来）内把握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亦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此外，在理论意义上，这一观察路径也有益于为国家认同构建中必然面对的时空紧张难题寻找一条平复之道。回到中国情境中，在表面上来看，是“外蒙古”的有无决定了采用何种喻体来描述国家版图，但在实际上，之所以择取秋海棠叶或雄鸡，是出于更好地构建和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和认知的需要。任何一种择取都反映了现代中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构建其国家认同时的复杂考量。

国家神话向来都是国家认同构建的基本方式之一，它是一系列关于国家建设的神圣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国民建立其与国家之间的必然性联系的崇高理由。国家神话在具体的政治功能上，为指向国家目标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资源，是为“因国家之名”或“国家的名义”。秋海棠叶和雄鸡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和政权中都发挥着国家神话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情境和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两者呈现出诸多明显相异的特征，其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是对国家之“完整性”的不同理解。完整性是国家地图形象作为一种表意系统时的核心诉求，这也是地图形象与其他类型的国家象征的不同之处。海棠叶和雄鸡从分属于“植物”和“动物”的异质性，在完整性的表达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显现为“静”与“动”和“守”与“攻”的对立。

秋海棠叶的“完整性”体现为对一张静态叶面的保全，因此，国土本身的安全性是首要考虑的对象。雄鸡的“完整性”则体现为对各行政区划作为一个系统中动态结构的合理设置，由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成为关注的重点。这意味着，虽然诸如统一和强大等预期都是晚清以降的两个政权的主要诉求，但在国家认同的叙事体系中，侧重点有所不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间的一系列内忧外患，令铺展于民国初年的秋海棠叶从一开始就与深重的国耻记忆和亡国灭种的现实焦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叶片残缺”所引发的羞痛感成为当时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动力，无论是政府机构和政治精英，还是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都以各自擅长的方式抒发对“版图危机”的反应。秋海棠叶象征性的完整成为其诉求的主要目的。之所以称秋海棠叶提供的是一种静态的完整性意象，是因为在国家版图与叶片实态的映射中，遴选出的属性是恒常的山河地势与叶片结构。受众在其中主要把握的是国家整体上的地理状况，而非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这种完整性的对立面是“不可分”，因而需要抵抗环伺的列强，其优势则在于“大而全”，营构出一个泱泱之国的意象。这种旨在激发国家自豪感的地理教育除了具有积极的一面之外，还因与严峻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落差产生了推动国家认同的巨大势能。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国政权的行政区划无法企稳的不良状况得到了遏制，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序和有效的分配和运作，是雄鸡地图被理解为展现出一种动态的完整性的主要原因。新中国版图与雄鸡形态之间的映射，不仅对实际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国家地形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还强调了行政区划与整个国家之间的生动联系。例如，北京作为雄鸡的“鸡心”提供了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上的双重隐喻，而民国旧都南京则无法在秋海棠叶上实现类似的特殊性。如果我们将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的变化称作一种“植物中国的动物化”，那么这种“动物化”的最重要的“福利”之一便是有助于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国家的政治地理学：国家的地理空间关系亦是国家主权架构之下的政治关系。

虽然在现实之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方面有所冲突，但在国家象征所制造出的想象之中，两者没有任何的龃龉。雄鸡版图中的各个省份作为内在的结构，依靠其动态性的有序关系保证了整个国家系统的安然运作。在此无需纠结雄鸡各部位究竟是何省份——从来也不存在一个“官方版本”，而是此类表述在主权国家内部排布出一种地理空间秩序，并表达出基本的政权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由此不仅能够通过国家的自然禀赋鼓呼爱国情感，而且还可以培育对国家之政治情境的认知。从秋海棠叶的植物之“静”到雄鸡的动物之“动”的转变，暗含着一条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路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从“建立”转向“建设”。

秋海棠叶和雄鸡之“完整性”的表达，除了“静”“动”有别之外，还呈现出“守”“攻”相异的特征。秋海棠叶营造出的美丽而孱弱的国家形象所激发出的“防守”意识，不仅是一种国民情感上的必然反映，还与一种对国家现实的理性判断相关。如有人认为：“我国国土形状酷似一秋海棠叶”，具有“‘平时容易连络，战时容易防守’两大优点”。对“防守”的优化实际上早在秋海棠叶地图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眼于秋海棠叶这一国家象征本身，正因其是一种植物，所以能够诱发的联想也受到了植物特性的限制：简单来说，易守，难攻。即便偶有攻击性的联想，也呈现出一种被动防守的意味。呈防守之势的秋海棠叶在民国时期成为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意象虽然能够提供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意识，但难以驱逐国民因国家积贫积弱而来的忧虑、尴尬、甚至自卑。

新中国的雄鸡意象一改往昔颓势，不仅来自于“秋海棠叶”的“秋”之寒意被雄鸡召唤而来的煦暖“春”意所替代，而且安于防守的植物特性也自然地转化为具有进攻意味的动物特性。昂立的雄鸡呼应了建国前夕毛泽东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经典声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新生国家虽然仍然需要以防御的姿态保卫领土的安全与完整，但同时也强化了对或明或暗的国家敌人展开攻击的能力。具有进攻能力的雄鸡重新对“国家的时间”作了与秋海棠叶时代完全不同的安排：后者的国家生活服从于按部就班的改良进路，而前者能够契合于革命和改革的思维，按照国家建设的需求和逻辑对国家生活进行剧烈的调整或加减速。这考验的是国家治理的能力，雄鸡作为国家象征在其中或许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因其既能极为有力地表达和代表国家的“神圣共享”，也能“极为容易地唤起和引导‘人民的意志’”。当然，在改革开放前后，雄鸡作为国家象征所表达出的含义因革命思维和改革思维的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三十余年来，雄鸡不惮于斗争的气息有所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因自身能力（国家实力）增长而来的气势的变化。有人赋予雄鸡形象新的特质，或者提出新的地图形象，如“雄鹰”和“火炬”等。新形象虽然未能撼动雄鸡地图的经典地位，但反映着大国崛起和海洋主权的新背景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构建产生了新的影响，但唯有制造出相匹配的新“国家神话”才能保证它们的影响力。

国家神话是一种兼具稳定性和复合性的政治话语形态。稳定性表现为国家神话在一定时空范畴内并不会发生频繁的变动，它需要并支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稳定信息输出。这也是秋海棠叶和雄鸡的表述载体以教科书为主的原因之一。复合性则意味着国家神话能够同时表达负载不同领域的信息，依照拉斯韦尔的观点，具有国家之名的象征能够同时集纳国家的“历史、民族性和命运”。国家神话也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情境发生变动的晴雨表，即当其调整话语策略时，往往存在着某种国家情境的切换。卡西尔曾言道：“只有当人面临一种不寻常和危险的境况时，神话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以此反观秋海棠叶和雄鸡，国家遭遇的“不寻常”和“危险”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这些形象在动员国民情感方面的伟力。从国家神话方面省察国家地图形象的变化，不仅仅是为了强调这种形象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从中认识到地图形象的转变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律动之中，而且，对于从未断裂的国家历史而言，融合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地图形象文本是观察其内在连续性的重要显影剂。

五、结 语

本文的旨趣并不是基于秋海棠叶与雄鸡这两种国家地图形象的分析，来说明百年来中国由弱渐强这样一种“历史常识”，也不欲评判两种形象有何高下之别或优劣之分，而是意图阐明：国家地图的象征化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中一种特殊的伴生现象，有助于我们在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更为深刻地把握百多年来国家认同构建的诸多面向，如国家如何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方式进行爱国情感动员，不同阶层的国民在国家认知方面各有何种的侧重点，以及政权更迭如何借助于国家象征的重塑书写新的国家神话等等。

虽然对国家进行抽象表达的必然性和国家关切自身存继的必然性，保证了国家象征和国家认同的理论议题是一项永不会过时的研究，但唯有同时保持对其在现实情境中的即时性变动的关注，才能让此项研究生机盎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的国家象征塑造和国家认同构建值得关注。在多元文化的交织之中，原本由地理空间具象化而来的雄鸡形象，以及由传统文化支持的“龙”或“狮子”的形象，和由现代文化所支持的“熊猫”形象等，都已经很难在具有“能动性”的中国国家象征的塑造中保持垄断优势，层出不穷的新形象竞相交锋的场景愈发常见，而这将不仅是一场关涉几代国民的激烈的记忆之战，还是一场贯通政治情感、政治行为和政治价值等多重范畴的象征之战。不过，由此展呈出的国家认同构建的复杂性并不会对其重要性有丝毫的削弱，国家象征的“变形记”不能等闲视之，因其能够承载着历史、留刻于记忆。总之，地图的象征化，以及其他类型的国家象征，都是现代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基本内容之一，需要合乎理性和逻辑的国家观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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