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1936-2015),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学理论泰斗,中国文坛“教父”,门下弟子有莫言、余华、刘震云、毕淑敏、严歌苓、迟子建等著名作家和陶东风、王一川、蒋原伦等大批学者。

“穷而后工”是宋代欧阳修提出来的。欧阳修的朋友梅圣俞才华横溢,抱负不凡,却仕途失意,一生坎坷。转而寄情山水,借景抒情,成为一代著名诗人。欧阳修有感于此,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道: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司马迁遭到残酷的迫害,在苦难中他发愤著书立说,并从自身的遭际中体会到《诗经》、《离骚》等大抵是古人“发愤之所为作”。韩愈有感于孟郊年近六旬还在人溧阳尉这种小官一事,一方面同情其遭遇,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人生的坎坷不平会给他带来诗意情怀,于是展开了“不平则鸣”的议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由此不难看出,“穷而后工”说是对古代诗学中一个重要命题的总结。

“穷而后工”的“穷”,不是指“贫穷”,它与“达”相对,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际,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所以欧阳修所说的“穷”,就是人的缺失和缺失性体验。人的体验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成功、爱的温暖、生活的美满以及潜能的充分实现等所引起的愉快、满足的情感体验;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失败、爱的失落、生活的不幸以及潜能的无法实现等所引起的痛苦、焦虑的情感体验。欧阳修讲“穷而后工”,而没有讲“达而后工”,就是强调诗人的缺失性体验比丰富性体验更为重要。

众所周知,人的需要是永远不会得到完全满足的。一种需要得到了满足,另一种新的需要又提出来,并要求得到满足,这样人的需要无穷无尽,而人就永远处于缺失之中,痛苦与焦虑一类缺失性体验就永远伴随着人生。诚然,缺失、痛苦、焦虑、忧伤等也许是人生的苦难或灾难,它折磨人、摧残人,是不待言的。但一定程度的缺失、痛苦、焦虑、忧伤,对人来说也许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没有大气的压力,我们的身体就要爆炸,没有装压舱物的航船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覆,人若是一切都美满、得意、顺利,没有丝毫的艰难、困苦和不幸,生命就可能因无限膨胀而走向灭亡。感情深笃、精神最为敏感的诗人,最深刻细微地体验到这一切,甚至把这种缺失视为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那么,为什么诗人要自觉不自觉地选择这种忧患伴随终生的“穷”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呢?为什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呢?为什么“愈穷则愈工”?

首先,“穷”是诗歌创作的发动力。“穷”作为诗人遭受的内部和外部的挫折,使他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某种极限,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心理能量蓄积到饱和的状态,而产生心理失衡或严重失衡。如何释放饱和的心理能量,以恢复心理平衡呢?这有多种多样的途径,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就是释放、宣泄人的被压抑的心理能量,降低紧张水平,恢复人的心理平衡的一条途径。所以诗人之“穷”,不是诗人之不幸,从创作角度看,恰恰是他的大幸,因为他由此获得一种不能不写的创作驱动力。这种情形就像时钟上紧了发条,它不能不开始走了。

诗人之“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诗人之“富”。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穷”以及与“穷”相连的忧伤、哭泣不知成就了多少诗人、作家。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刘鹗《老残游记自序》)

刘鹗这些话也可作为“穷而后工”的一种注释。

其次,“穷”作为诗人的缺失性的情感体验,深刻地塑造了诗人的个性,从而造成了诗人独特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帮助他从平凡的对象中发现新的诗意和属于他的意象。物理世界只有一个,可心理世界却因人而异,没有两个人的心理世界是完全相同的。决定一个人的心理世界的因素很多,而他的缺失性体验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缺失、痛苦、焦虑、忧伤等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构成一种“情结”,无论他感知什么对象,想象什么图景,都不能不受这一“情结”的影响或支配,从而出现感知的变异,想象的意向性等等。

“穷而后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缺失性体验所引起的感知的变异。泪眼朦胧中所看见的景物与常人眼中看见的景物不同,它显示出特异的色彩,而富于诗情画意。如李煜从堂堂一国之君变成国破家亡的俘虏以后,备尝人间的痛苦与侮辱,“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李煜的失落、孤独、忧伤、凄苦和绝望都是世间少有的。这样,他就用一种哀怨凄绝的眼睛来看世界,用一颗破碎的心来想世界。看到充满生气的春草,他写出却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听到平常的风声和雨声,他写出却是“秋风多,雨如和,帘外芭蕉两三窠,夜长人奈何”;想到高楼,写出却是“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想到漫漫的春水,写出却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由于“穷”到极点,其忧伤、绝望之情不但对景难排,而且给所有的景物都染上一层凄婉哀伤的抒情色调,尽管那情绪是消极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词是独具一格的出色之作。

“穷而后工”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缺失性体验所引起的想象的定向化。当诗人处于痛苦、忧伤、焦虑中时,对其所失去的或力求获得的对象,就往往充满一种向往之情,用情的专一使他的想象的定向化变得深挚动人。如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的理想就是收复中原,但他屡遭投降派的打击,理想不能实现。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的缺失、忧伤、痛苦和焦虑使他“执于一念”,无论见什么或做什么,都会联想到“扫胡尘”、“靖国难”,收复中原。他看到一幅马图,立即联想到的是“呜呼,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衔枚夜渡桑干碛”;写几行草书,也想象到与敌人作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赏小园牡丹,却想到“洛阳牡丹面径尺,鄜畴牡丹高丈余……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群胡”;他喝醉了酒,却发出这样的感慨:“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出塞声”。他的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不但在清醒时念念不忘,即或在梦境中,也难于排遣:“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如果陆游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缺失、忧伤、痛苦,他会有如此激越高昂的想象力而写出“一语胜千百”的极“工”的诗篇来吗?!

诗不能“穷”人,但“穷者而后工”,而且“愈穷则愈工”,则是无疑的。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恩格斯为什么不说“快乐出诗人”,而说“愤怒出诗人”。

文章来源: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华书局2013年版,有删节。

原标题:苦心危虑而极于情思——“穷者而后工”说的心理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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