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波 | 我欣赏的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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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波

我欣赏的是

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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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呼吸病研究所儿科研究室主任，上海医学会儿科呼吸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儿科哮喘协作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变态反应学组委员，上海药学会抗生素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儿科分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儿科学分会委员。

擅长治疗1、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病 ⑴ 支气管哮喘：哮喘的规范性治疗与早期防治；肺功能及过敏监测；脱敏治疗 ⑵ 婴幼儿反复喘息性疾病：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或喘息性支气管炎的预防与治疗 ⑶ 慢性咳嗽： 反复或持续1个月以上的咳嗽，病因分析及对因性治疗 ⑷ 反复呼吸道感染：常见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原因及对策 2.儿童呼吸系统重症疑难病 ⑴ 重症肺炎：重症肺炎(如支原体肺炎、真菌性肺炎、金黄色葡萄菌肺炎及腺病毒肺炎等)的治疗，以及无创呼吸支持疗法 ⑵ 慢性肺病：新生儿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的家庭护理指导，急性感染后的处理.弥漫性肺出血(肺含铁血黄素沉积症)的病因诊断以及处理 ⑶ 基因遗传相关疾病：弥漫性肺病(弥漫性间质性肺病)：如纤毛不动综合征、先天性免疫缺陷病、肺泡表面活性蛋白缺陷等。

“我们在治孩子病，其实很多时候在治家长病。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家长，第一次学做父母，太焦虑，需要疏导。孩子从母腹诞生存活，生长成人，是他自己的本事，自己的生存能力，根本不是靠保护。保护的太好，这也担心，那也担心，什么都给他准备好，孩子反而长不好，无论是身体还是性格，将来会出大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立波，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病与儿童呼吸系统重症疑难病，包括重症肺炎，慢性肺病，基因遗传相关疾病等。

从宁波到上海，起初十年，他有过茫然，不知道前途怎样，住的是宿舍，吃的是食堂，后来生过两场病，把该吃的苦吃遍了，把一些人生终极命题想通透了，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1996年，呼吸科重新创科的担子搁到他身上，两个人，半个病区，他瞄准了疑难重症的儿童呼吸疾病。一晃二十年，目前，这个科室兵强马壮，一年门诊量在十多万人次。根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的标准，已经能治疗标准上罗列的所有的疑难重症。

全国各地疑难重症纷至沓来，“能坚守疑难重症的儿童呼吸科室不多见，因为外界支持资源少，很少有厂家愿意在疑难病上花大量力气。”他坦言，这个团队的氛围可圈可点。“团结，有凝聚力。”

他对儿科医院有特殊的感情，他在香港玛丽医院进修时，女儿出生，被送进ICU，是儿科医院各科室同事帮助拯救，才化险为夷。“儿科医生，要自己有过孩子，才能真正做到将心比心。”

他家有个大园子，种了瓜果蔬菜，还有几株橘树，桃树。秋天的季节，园子里有声有色，橙红的橘子压弯了枝头。休息天，他最乐意在园子里拔草，消磨半天的光阴。“我有个习惯，不把工作带回家。”

他还有个习惯，打坐练气，他去云南思茅扶贫医疗的时候，有位高人教了他练气的方法，他尝到甜头，坚持至今。“我欣赏水到渠成，随遇而安，没什么特别远大宏伟的蓝图，只是一步一步踏实行走，也没什么非要不可的事，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要不可呢。”

他的案头摊开了一本《道家真气》，我问，练气的过程，对心智模式的成熟，意义何在呢？他想一想道，你心里怎么想，人生就怎么变，人生的遥控器其实就把握在每个人的手里。

我点头，我知道，他1964年出生，有这个年代特有的宿命，而这一年出生的人群里，有岩井俊二，克林斯曼，张曼玉，朱丽叶比诺什，还有，马云。

1

为人父母，将心比心

“以前家里算是现代化的渔民，父亲每天在远洋渔船上打渔作业，而我每天总喜欢站在岸边看着来往的铁壳船……”王立波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家乡宁波打渔业和航运业发展迅速，人们勤奋知足，生活和谐平静。

“家附近没有医院，只有一个小医务室。”在王立波的印象中，那个简陋的小医务室虽然看病不要钱，但医生水平有限。“很少有人去光顾那个医务室，我常常想，以后生了病，要是自个儿能给自个儿治疗就好了。”那时起，王立波便有了当医生的想法。

高考时，王立波考上了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学校的实力当时在国内名列前茅。“全国各地每个省招五名，我就被招进去了。那时高考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哥哥是当地第一个大学生，我是第二个，父母要支付我们俩的学费，压力很大。”

毕业后，王立波并没有回到原籍，命运安排他的脚步停留在上海，他将在当时还在枫林路上的儿科医院开始他的从医生涯。“我从未想过要进儿科，但是生活就是随遇而安。”他清晰地记得，在儿科医院刚开始的那几年，有过迷茫和低潮。堵在异乡，做着住院医生，住在寝室，一周上六天班，对工作激发不起热情，偶然想想自己的前途，以及生活的意义，却又被周而复始的工作打断。

不知是安于现状还是缺乏动力，王立波却没有过要离开儿科医院的念头。那时有过一阵出国潮，还流行经商。“我对出国没兴趣，也不是做生意的料，但我喜欢科研。做研究生时和寄生虫教研室合作过，开发了寄生虫试剂盒。但那时候专利意识和市场意识淡薄，很可能那时就错过了人生第一桶金。”王立波笑道，“其实，当年有个遮风挡雨之地就很知足了。”

1994年，王立波进入呼吸急救科——呼吸内科在当时还没有成立，因为重症呼吸衰竭病人很多，所以有了呼吸急救，后来逐渐分化成了现在的呼吸科和ICU，“那一年，就是不停地抢救病人。我感悟到，儿科医生只有自己有了孩子，才能真正把这份工作做好，如果没有孩子恐怕做不到将心比心。对于这份工作，我的心中已经升起一份责任感。”

2

从落后到领先

1996年，上海的其他各大医院正大力发展呼吸道疾病，为了跟随形势的步伐，院方决定正式成立呼吸科，并让王立波兼任呼吸科主任，他算是呼吸科的创始人之一。

起初，呼吸科没有病床，资源匮乏，医生也只有两个：王立波和另一个长他一岁的医生。“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讨病房，后来拿到了半个病房、十几张床位，每周六上午呼吸科门诊，病人并不多。当时其他医院的呼吸科都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之前把心思都放在了ICU上，呼吸科才刚刚起步，所以大家心里比较着急。”

别家医院都早已跑到前头，而王立波一行人才刚刚从起跑线出发。不说遥不可及，至少其他医院给他们留下的背影，足以让他们压力倍增。

就是在如此逆境之中，王立波带领着整个科室奋起直追，直至今日成为了上海儿科呼吸科中的佼佼者。“现在我们的呼吸科医生总共有20位，这在同行中人数中是最多的。”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医生数量增加，但病人的数量却翻了近10倍。加上病房和床位不够的问题，王立波肩上的压力还是没法就此消失。

值得瞩目的是，在王立波的带领下，科室在疑难病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呼吸道疾病中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在这么多病人中筛选疑难病很有难度，好在我们的预约系统起了很大作用，预约平台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这其中就有久治不愈的疑难病。”王立波说，疑难病做得越好，病人自然就越多。

“比如弥漫性肺出血——以前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从国外的研究中得知是血管畸形。于是我们请心内科帮助做血管造影，就发现了血管上的问题——血管结构很乱的地方非常容易出血。

还有，有些病人是先天性免疫缺陷病，肺泡表面活性蛋白缺陷，找不到方法治疗，我们询问了国外专家，说羟氯喹可以缓解——本来羟氯喹在国内不允许使用，我们向伦理委员会提出申请，把国外的文件都拿过来，最终申请下来了，药的效果确实不错。

此外，还有纤毛不动综合征——纤毛如果不摆动，痰就拥堵在肺里了，排不出来。我们就把心外科的仪器拿来，免费帮病人检查纤毛是否摆动，果然很多病人都有相关问题；最难搞的就是，早产儿的肺发育不良还有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这两个病很难对付，只要一感冒就会呼吸衰竭。”

在整个创科的过程中，王立波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不计其数，更是面对过艰难的瓶颈期。“呼吸科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但我有一段时间分散了精力。”王立波管过一段时间门诊办公司，门办的事情比呼吸科多得多，但他直言并不后悔，“提升了我的管理能力，理清了我的工作思路，所以我常说，临床医生有一段行政管理的经历也很重要。”

在王立波看来，科室团结很重要，“团队想要齐头并进，大家的心和力必须拧成一股绳。作为带头人，要懂得利益公平分配——比如发表论文，对科主任来说也许意义不大，但对小医生来说就不是小事，机会让给他们，一定让他们有成长空间。”王立波坦言，最反感那些不为科室考虑，凡事以自己为先的人。

从医三十年，看遍了形形色色的病儿与家长，他发现，如今很多年轻家长都太焦虑，所以，门诊时，他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疏导家长的心理。

“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是摆在那里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存活下来，大部分是自己的本事，而不是所谓家长的无微不至的呵护。对于孩子的成长，父母不该有太多的压力，只要尽到该尽的责任就好了。”

可是，每个人都被滚滚洪流裹挟，社会变革很快，王立波也明白，家长的身上背负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我们很多时候看的不是孩子的病，而是大人的病。”

口述实录

唐晔

从医三十多年，您的成就感是不是越来越强呢？

王立波

是的，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发展得很快，许多同行都把重心移到哮喘这些常见病时，我们依然在坚持疑难病的治疗。我们的科室现在能掌握疑难病的种类，是按照国家儿童医院标准——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必须看哪些病，标准里的所有疾病我们都看齐了。

唐晔

现在呼吸科一年的门诊量是多少呢？

王立波

我们每天四个门诊，每个门诊规定看80个病人，这只是呼吸专科门诊，还有特需门诊和高级专家门诊，全都加起来量很大。我们一星期的门诊量是3000人次左右，一年门诊量在十多万人次。

唐晔

孩子生病，家长心急如焚，您觉得，您是一个善于沟通的医生吗？

王立波

所有东西都是练出来的，包括我的沟通技巧和情商。病儿的家长年纪都比较轻，有时候情绪喷发得毫无道理，但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如果先从家长的角度去考虑，试着去理解他们，解释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会怎样去改进，这样的沟通，解决问题会相对简单一点。多数情况下，家长还是通情达理的。如果总是从医生的角度去不断地解释，那事情肯定就没法解决了。

唐晔

从医路上，最令您开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王立波

无非是病人的认可，有病人来跟我说“到你这儿看病一看就好了”，这其实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几年前有个小姑娘，喝开水烫到了气管，治愈后，她一家人都很感谢我们，前两天她还专门跑来看我，非要拿拍立得和我合影（笑）。这样的病人其实还有很多，医生和病人之间也讲一个缘分。

唐晔

您觉得，在管理科室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王立波

科室建立的关键在于团结，如果不团结，科室再好也没用，只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科室肯定是蒸蒸日上。我觉得，我们科室氛围非常好，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

唐晔

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王立波

最大的挑战就是，还有许多疑难危重的病无法治愈。我们有眼下的成就，全靠自己摸索，一点点往上走。我没有留过洋，仅仅在香港玛丽医院的ICU进修过三个月，但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我鼓励年轻医生，有机会就要去国外顶尖的教学医院学习深造，从基础实验也好，科研也好，临床也好，都要学习。

唐晔

从医三十年，有没有什么遗憾或者失落的事情呢？

王立波

我的心态比较好，没什么太多的遗憾。在刚刚进儿科医院的时候生过两次病，在经历过痛苦之后，我才明白身体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没什么是一定要做的，把眼前的事做好了就可以了，不要刻意去追求什么。我欣赏的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度。

唐晔

您认为，做一个儿童医生幸福感强烈吗？

王立波

幸福感还谈不上。不过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对儿童医院的感情也很深。我在香港进修的时候，女儿早产，第二天就抱到新生儿ICU去抢救了，我急急忙忙跑回来却觉得手足无措。后来是我们医院来了一大帮医生一起帮忙抢救，有几个同事本来在休息，我一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真的觉得很感动。

唐晔

您现在最关心什么呢？

王立波

科室的发展。我们这个科室事情做了很多，但就是太低调了，我希望他们也能发发声音（笑）。还有就是培训与拓展业务，我去过一些二三线城市，发现那里的儿童呼吸科医生水平十分有限，所以我想在发展好自己科室的基础上，走出去帮助他们一起成长。

唐晔

您曾经去支边，支边的地方是什么情况呢？

王立波

2000年，我去了云南思茅半年，一个很落后的小县城。我们六个人是一个小分队，就住在当地的医院里。病人都是从山里出来的，就医条件非常艰苦。记得我们跟着团委书记去走访，爬了很久很久的山，脚都快要走断了，后来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的人都是家徒四壁，尽管土地肥沃，但收获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却没法运输出去。在贫困落后地区，医疗资源真的极度匮乏。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去那里。

唐晔

您现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王立波

基本上每天上午都是门诊，下午要查房，周六有时要开会、讲课。我尽量保证自己每个周日呆在家里，我给自己下个规定，尽可能不把工作带回家里。我在家就看书、做家务，甚至去花园里拔拔草。我家院子里种了芹菜、冬瓜等蔬菜，还有几棵橘子树，我可以一个人在院子里待个半天，这令我感到放松。

唐晔

如果有机会重新做一次选择，您还会做医生吗？

王立波

当然会，我还是会选择做一名儿科医生。

采访/唐晔 编辑/吴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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