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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波

我欣赏的是

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度

王立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呼吸病研究所儿科研究室主任,上海医学会儿科呼吸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儿科哮喘协作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变态反应学组委员,上海药学会抗生素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儿科分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儿科学分会委员。

擅长治疗1、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病 ⑴ 支气管哮喘:哮喘的规范性治疗与早期防治;肺功能及过敏监测;脱敏治疗 ⑵ 婴幼儿反复喘息性疾病:急性毛细支气管炎或喘息性支气管炎的预防与治疗 ⑶ 慢性咳嗽: 反复或持续1个月以上的咳嗽,病因分析及对因性治疗 ⑷ 反复呼吸道感染:常见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原因及对策 2.儿童呼吸系统重症疑难病 ⑴ 重症肺炎:重症肺炎(如支原体肺炎、真菌性肺炎、金黄色葡萄菌肺炎及腺病毒肺炎等)的治疗,以及无创呼吸支持疗法 ⑵ 慢性肺病:新生儿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的家庭护理指导,急性感染后的处理.弥漫性肺出血(肺含铁血黄素沉积症)的病因诊断以及处理 ⑶ 基因遗传相关疾病:弥漫性肺病(弥漫性间质性肺病):如纤毛不动综合征、先天性免疫缺陷病、肺泡表面活性蛋白缺陷等。

“我们在治孩子病,其实很多时候在治家长病。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家长,第一次学做父母,太焦虑,需要疏导。孩子从母腹诞生存活,生长成人,是他自己的本事,自己的生存能力,根本不是靠保护。保护的太好,这也担心,那也担心,什么都给他准备好,孩子反而长不好,无论是身体还是性格,将来会出大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王立波,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病与儿童呼吸系统重症疑难病,包括重症肺炎,慢性肺病,基因遗传相关疾病等。

从宁波到上海,起初十年,他有过茫然,不知道前途怎样,住的是宿舍,吃的是食堂,后来生过两场病,把该吃的苦吃遍了,把一些人生终极命题想通透了,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机。

1996年,呼吸科重新创科的担子搁到他身上,两个人,半个病区,他瞄准了疑难重症的儿童呼吸疾病。一晃二十年,目前,这个科室兵强马壮,一年门诊量在十多万人次。根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的标准,已经能治疗标准上罗列的所有的疑难重症。

全国各地疑难重症纷至沓来,“能坚守疑难重症的儿童呼吸科室不多见,因为外界支持资源少,很少有厂家愿意在疑难病上花大量力气。”他坦言,这个团队的氛围可圈可点。“团结,有凝聚力。”

他对儿科医院有特殊的感情,他在香港玛丽医院进修时,女儿出生,被送进ICU,是儿科医院各科室同事帮助拯救,才化险为夷。“儿科医生,要自己有过孩子,才能真正做到将心比心。”

他家有个大园子,种了瓜果蔬菜,还有几株橘树,桃树。秋天的季节,园子里有声有色,橙红的橘子压弯了枝头。休息天,他最乐意在园子里拔草,消磨半天的光阴。“我有个习惯,不把工作带回家。”

他还有个习惯,打坐练气,他去云南思茅扶贫医疗的时候,有位高人教了他练气的方法,他尝到甜头,坚持至今。“我欣赏水到渠成,随遇而安,没什么特别远大宏伟的蓝图,只是一步一步踏实行走,也没什么非要不可的事,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要不可呢。”

他的案头摊开了一本《道家真气》,我问,练气的过程,对心智模式的成熟,意义何在呢?他想一想道,你心里怎么想,人生就怎么变,人生的遥控器其实就把握在每个人的手里。

我点头,我知道,他1964年出生,有这个年代特有的宿命,而这一年出生的人群里,有岩井俊二,克林斯曼,张曼玉,朱丽叶比诺什,还有,马云。

1

为人父母,将心比心

“以前家里算是现代化的渔民,父亲每天在远洋渔船上打渔作业,而我每天总喜欢站在岸边看着来往的铁壳船……”王立波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家乡宁波打渔业和航运业发展迅速,人们勤奋知足,生活和谐平静。

“家附近没有医院,只有一个小医务室。”在王立波的印象中,那个简陋的小医务室虽然看病不要钱,但医生水平有限。“很少有人去光顾那个医务室,我常常想,以后生了病,要是自个儿能给自个儿治疗就好了。”那时起,王立波便有了当医生的想法。

高考时,王立波考上了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学校的实力当时在国内名列前茅。“全国各地每个省招五名,我就被招进去了。那时高考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哥哥是当地第一个大学生,我是第二个,父母要支付我们俩的学费,压力很大。”

毕业后,王立波并没有回到原籍,命运安排他的脚步停留在上海,他将在当时还在枫林路上的儿科医院开始他的从医生涯。“我从未想过要进儿科,但是生活就是随遇而安。”他清晰地记得,在儿科医院刚开始的那几年,有过迷茫和低潮。堵在异乡,做着住院医生,住在寝室,一周上六天班,对工作激发不起热情,偶然想想自己的前途,以及生活的意义,却又被周而复始的工作打断。

不知是安于现状还是缺乏动力,王立波却没有过要离开儿科医院的念头。那时有过一阵出国潮,还流行经商。“我对出国没兴趣,也不是做生意的料,但我喜欢科研。做研究生时和寄生虫教研室合作过,开发了寄生虫试剂盒。但那时候专利意识和市场意识淡薄,很可能那时就错过了人生第一桶金。”王立波笑道,“其实,当年有个遮风挡雨之地就很知足了。”

1994年,王立波进入呼吸急救科——呼吸内科在当时还没有成立,因为重症呼吸衰竭病人很多,所以有了呼吸急救,后来逐渐分化成了现在的呼吸科和ICU,“那一年,就是不停地抢救病人。我感悟到,儿科医生只有自己有了孩子,才能真正把这份工作做好,如果没有孩子恐怕做不到将心比心。对于这份工作,我的心中已经升起一份责任感。”

2

从落后到领先

1996年,上海的其他各大医院正大力发展呼吸道疾病,为了跟随形势的步伐,院方决定正式成立呼吸科,并让王立波兼任呼吸科主任,他算是呼吸科的创始人之一。

起初,呼吸科没有病床,资源匮乏,医生也只有两个:王立波和另一个长他一岁的医生。“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讨病房,后来拿到了半个病房、十几张床位,每周六上午呼吸科门诊,病人并不多。当时其他医院的呼吸科都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之前把心思都放在了ICU上,呼吸科才刚刚起步,所以大家心里比较着急。”

别家医院都早已跑到前头,而王立波一行人才刚刚从起跑线出发。不说遥不可及,至少其他医院给他们留下的背影,足以让他们压力倍增。

就是在如此逆境之中,王立波带领着整个科室奋起直追,直至今日成为了上海儿科呼吸科中的佼佼者。“现在我们的呼吸科医生总共有20位,这在同行中人数中是最多的。”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医生数量增加,但病人的数量却翻了近10倍。加上病房和床位不够的问题,王立波肩上的压力还是没法就此消失。

值得瞩目的是,在王立波的带领下,科室在疑难病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呼吸道疾病中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在这么多病人中筛选疑难病很有难度,好在我们的预约系统起了很大作用,预约平台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这其中就有久治不愈的疑难病。”王立波说,疑难病做得越好,病人自然就越多。

“比如弥漫性肺出血——以前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从国外的研究中得知是血管畸形。于是我们请心内科帮助做血管造影,就发现了血管上的问题——血管结构很乱的地方非常容易出血。

还有,有些病人是先天性免疫缺陷病,肺泡表面活性蛋白缺陷,找不到方法治疗,我们询问了国外专家,说羟氯喹可以缓解——本来羟氯喹在国内不允许使用,我们向伦理委员会提出申请,把国外的文件都拿过来,最终申请下来了,药的效果确实不错。

此外,还有纤毛不动综合征——纤毛如果不摆动,痰就拥堵在肺里了,排不出来。我们就把心外科的仪器拿来,免费帮病人检查纤毛是否摆动,果然很多病人都有相关问题;最难搞的就是,早产儿的肺发育不良还有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这两个病很难对付,只要一感冒就会呼吸衰竭。”

在整个创科的过程中,王立波遇到大大小小的挫折不计其数,更是面对过艰难的瓶颈期。“呼吸科可以发展得更快一点,但我有一段时间分散了精力。”王立波管过一段时间门诊办公司,门办的事情比呼吸科多得多,但他直言并不后悔,“提升了我的管理能力,理清了我的工作思路,所以我常说,临床医生有一段行政管理的经历也很重要。”

在王立波看来,科室团结很重要,“团队想要齐头并进,大家的心和力必须拧成一股绳。作为带头人,要懂得利益公平分配——比如发表论文,对科主任来说也许意义不大,但对小医生来说就不是小事,机会让给他们,一定让他们有成长空间。”王立波坦言,最反感那些不为科室考虑,凡事以自己为先的人。

从医三十年,看遍了形形色色的病儿与家长,他发现,如今很多年轻家长都太焦虑,所以,门诊时,他还要花很多时间去疏导家长的心理。

“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是摆在那里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存活下来,大部分是自己的本事,而不是所谓家长的无微不至的呵护。对于孩子的成长,父母不该有太多的压力,只要尽到该尽的责任就好了。”

可是,每个人都被滚滚洪流裹挟,社会变革很快,王立波也明白,家长的身上背负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我们很多时候看的不是孩子的病,而是大人的病。”

口述实录

唐晔

从医三十多年,您的成就感是不是越来越强呢?

王立波

是的,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发展得很快,许多同行都把重心移到哮喘这些常见病时,我们依然在坚持疑难病的治疗。我们的科室现在能掌握疑难病的种类,是按照国家儿童医院标准——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必须看哪些病,标准里的所有疾病我们都看齐了。

唐晔

现在呼吸科一年的门诊量是多少呢?

王立波

我们每天四个门诊,每个门诊规定看80个病人,这只是呼吸专科门诊,还有特需门诊和高级专家门诊,全都加起来量很大。我们一星期的门诊量是3000人次左右,一年门诊量在十多万人次。

唐晔

孩子生病,家长心急如焚,您觉得,您是一个善于沟通的医生吗?

王立波

所有东西都是练出来的,包括我的沟通技巧和情商。病儿的家长年纪都比较轻,有时候情绪喷发得毫无道理,但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如果先从家长的角度去考虑,试着去理解他们,解释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会怎样去改进,这样的沟通,解决问题会相对简单一点。多数情况下,家长还是通情达理的。如果总是从医生的角度去不断地解释,那事情肯定就没法解决了。

唐晔

从医路上,最令您开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王立波

无非是病人的认可,有病人来跟我说“到你这儿看病一看就好了”,这其实就是我最开心的事。几年前有个小姑娘,喝开水烫到了气管,治愈后,她一家人都很感谢我们,前两天她还专门跑来看我,非要拿拍立得和我合影(笑)。这样的病人其实还有很多,医生和病人之间也讲一个缘分。

唐晔

您觉得,在管理科室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王立波

科室建立的关键在于团结,如果不团结,科室再好也没用,只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科室肯定是蒸蒸日上。我觉得,我们科室氛围非常好,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

唐晔

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王立波

最大的挑战就是,还有许多疑难危重的病无法治愈。我们有眼下的成就,全靠自己摸索,一点点往上走。我没有留过洋,仅仅在香港玛丽医院的ICU进修过三个月,但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我鼓励年轻医生,有机会就要去国外顶尖的教学医院学习深造,从基础实验也好,科研也好,临床也好,都要学习。

唐晔

从医三十年,有没有什么遗憾或者失落的事情呢?

王立波

我的心态比较好,没什么太多的遗憾。在刚刚进儿科医院的时候生过两次病,在经历过痛苦之后,我才明白身体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没什么是一定要做的,把眼前的事做好了就可以了,不要刻意去追求什么。我欣赏的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态度。

唐晔

您认为,做一个儿童医生幸福感强烈吗?

王立波

幸福感还谈不上。不过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对儿童医院的感情也很深。我在香港进修的时候,女儿早产,第二天就抱到新生儿ICU去抢救了,我急急忙忙跑回来却觉得手足无措。后来是我们医院来了一大帮医生一起帮忙抢救,有几个同事本来在休息,我一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真的觉得很感动。

唐晔

您现在最关心什么呢?

王立波

科室的发展。我们这个科室事情做了很多,但就是太低调了,我希望他们也能发发声音(笑)。还有就是培训与拓展业务,我去过一些二三线城市,发现那里的儿童呼吸科医生水平十分有限,所以我想在发展好自己科室的基础上,走出去帮助他们一起成长。

唐晔

您曾经去支边,支边的地方是什么情况呢?

王立波

2000年,我去了云南思茅半年,一个很落后的小县城。我们六个人是一个小分队,就住在当地的医院里。病人都是从山里出来的,就医条件非常艰苦。记得我们跟着团委书记去走访,爬了很久很久的山,脚都快要走断了,后来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的人都是家徒四壁,尽管土地肥沃,但收获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却没法运输出去。在贫困落后地区,医疗资源真的极度匮乏。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去那里。

唐晔

您现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王立波

基本上每天上午都是门诊,下午要查房,周六有时要开会、讲课。我尽量保证自己每个周日呆在家里,我给自己下个规定,尽可能不把工作带回家里。我在家就看书、做家务,甚至去花园里拔拔草。我家院子里种了芹菜、冬瓜等蔬菜,还有几棵橘子树,我可以一个人在院子里待个半天,这令我感到放松。

唐晔

如果有机会重新做一次选择,您还会做医生吗?

王立波

当然会,我还是会选择做一名儿科医生。

采访/唐晔 编辑/吴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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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使用请注明:“来源[晔问仁医]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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