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生于1883年,卒于1967年,浙江会稽人,中国近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并称“现代三贤”。他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在古代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擅长书法,将曹彰、韩立合二为一,被丰子恺推崇为“中国书法大师”。应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蒋介石答应官职,但不应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文史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这本书被后人编为《马一浮集》。

我们知道马一浮非常困难

《文心雕龙》《朋友圈》开头第一句话是“朋友难认识!”在一篇永恒的文章里很难找到知音。如果说认识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容易,那么认识马一浮这个特殊的作者就尤其困难。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他。不简单看他的书就能理解他。他是中国现代学者中最难解读的一个。

1957年5月,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元首弗罗希洛夫访问马一浮。第一个是沙省长,第二个是,第三个是姜国邦、姜壮。

陈寅恪先生也很难解读,但他是历史的立场,对时间、地点、人物都有清晰的解读。其思想的关键是晚清巨变所造成的故国悲剧,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痛苦。理解马一浮的困难在于他的知识并不全在他的官方著作中。他的作品其实不多。我们经常看的是太和、义山的《慧玉》、《复性书院笔记》、《二丫台问答》、《问答补编》等。但他的书信和大量的诗歌是他学问的延伸,也是马一浮学问的另一个载体,呈现了马一浮最生动的学术境界和学术精神世界。马先生自己也说过,看他的诗就能明白他的学问。但要真正读懂他的诗并不容易。更何况马老师的学习是向内看的,不以闻知识为能力,不以写书为终极目标。而且他的学术思想结构融合了三教,在今天自然更难解读。

学术界曾将马一浮与熊十力、梁漱溟相提并论,并称其为理学“三圣”。但如果做一个比较,我觉得和熊老师相比,马老师感觉熊老师在学术理论上有点“杂”,也有“理障”,而马老师不杂不浑,没有微观障碍。当然,我也喜欢熊先生,他率真,富有文学精神,有自己的学问。如果拿马老师和梁老师比较,会觉得梁老师太讲究学习的实用性,而马老师强调学习本身的体验性。他虽然崇尚实践,但从来不依赖所谓的实用性。所以,从学术境界来看,马先生的名字应该排在“三圣”之首,虽然都很伟大,学术成就足以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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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马老师的难度,也可以从他难得的知心朋友身上得到证明。跟随他的学生很少了解他。1939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马先生在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讲授儒家经典原理,鲜有人能懂。是王兴贤、吴亦峰等一批合格的早教学生跟了他很久,并没有真正理解他。马先生自己说:“我是个好学生,但不求人知道。”这的确是马老师一贯的学习境界,但并不体现他的学习不易为人所知。马老师的信里常常流露出一种孤独感。有一次和徒弟表白,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孤独了很久。只有商游存在了几千年。翻开书,你会亲见古人,写的时候也会自信满满。认识古人不会离我很远,但你可以快乐。”他是如此的孤独和自信,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许,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马先生也是“后人相知或有缘”。但马先生本人似乎并不期待后人的理解。

1942年前后,他在四川乐山的好上草堂学习

不同时间流的同如

马一浮与近代以来的学术文化潮流无法匹敌,就像陈寅恪一样,也可以说是“异时代”。他不在乎灰尘、习惯和势利。学者有不同的区别,比如专家学者。专家比儒家多。马先生是一位学者。还有一种学者,可以称之为“大师”,就更少了,很少有人买得起。比如我们不能说熊高人一等,梁高人一等,但是先生确实高人一等。他还是个圣人。这在现代中国是极其罕见的。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纯粹学者的榜样,他们旗帜鲜明、干净利落、彻底地公布自己的习惯。他在乱世中开辟了一种文化境界,即不教不与时俱进的境界,以及“默然而动,厚道而爱”的境界。这八个字出自《易经》,马先生喜欢引用。比如在普通人眼里,很容易认为办一个复性院是件大事。熊十力先生其实也有类似的看法,所以主张要做得体面一些。但马先生却低调,认为这是个奇数,不应该有不可能的事,他必须去做。

国民政府初期,虽然有拨款组织,但马先生仍然主张通过社会渠道筹集资金,反对依靠政府。他没有奢望,认为几个人在这里工作就够了。其实学院学生不多,持续时间很短。他们随时随地都在等待最终的决定。一句话,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不要浪费自己的方式,对别人偏心”。熊十力先生不同意马先生的办学理念和方式,于是两个老朋友发生了争执,以至于熊不辞而别。不要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废道厚民”,即不要“师从乐世”,就是要保持文人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

1963年,左起:糜侄女丁,,,侄女唐

书法自然是1991年出版的《马一浮遗墨》的核心内容。让我感兴趣的是书后面的附录,包括叶圣陶先生的《与马一浮先生交往简述》,里面透露了许多关于马一浮的有趣故事。熊十力先生和马先生的分歧,何长群先生和马先生的分歧,大家都尊重,但马先生的办学理念不被理解,叶的文章也写了。熊先生离开书院后,何先生也离开了书院。不同的是,熊和何主张学院要为学生找到出路,课程设置要包括实用性和实践性的内容。马先生坚持不求实用,求出路。在学院的规划过程中,马与双方的通信中已多次解释了这些内容。

我很爱叶圣陶先生的学术和文学作品。他是一个诚实的前任。不幸的是,他也没能理解马一浮。当时很少有人赞同他的办学方法。但是,时间过去了,不可避免的不会长久。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马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他很难坚持下去。只是证明他有先见之明,保持学术理论的完整性和信仰的纯粹性,是一个对学习不偏心,不屈服于势利,特立独行但不与时俱进的文化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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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马一浮学习的特点是主张区分“闻知识”和“自性正义”。每个人的生活都难免通过耳朵和眼睛接触到很多知识。但是,如果这些知识没有被自己的思维过滤,没有反身,没有变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那只是一堆与自己无关的暂时的东西。就算对圣贤做了好事,也要进入自己的思维,认识到了才能用。

所以马先生说:“古人之书,不可不读。您必须实际修复证书,然后进入该位置。否则,读圣贤也是徒劳。”1938年,他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演讲中,提出了如下警世论:

一个国家的生活与文化息息相关,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思想。气味而来的是知识,知识可以整合各种知识,形成一个体系,叫做思想。

人们一直在谈论思想,文化,什么是文化,并不难把握定义内涵。但是思想是什么呢?我话不多。马先生认为,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在的”,属于“气味”的范围。如果它没有融入本我的生活,它就不能形成思想。换句话说,它不是被认为连接了知识,而是被认为把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义。当我们谈论思想时,我们也谈论思想家。但是什么是思想家呢?那些读书多,拥有大量知识的人是思想者吗?当然不是。知识只有融入思维才能被思维。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给学生灌输的是各种各样的知识,有旧有新,不容易转化为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马先生历来享有学者的美誉,但他的知识是在知识的海洋中学习的结果。知识变成了思想,变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与自我的内在意义融为一体,也就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源于宋代的义论,又属于先秦的六经,被全面阐发,又用佛教来解释儒家,最终形成了儒家经典中的义的思想体系。马先生是我国少有的重视思想原则的国学学者,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文本|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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