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心副主委】王春生：终其一生，为心外手术而战斗

人 物 介 绍

王春生，主任医师，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1994～1995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心脏瓣膜中心主任、上海市胸心外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主任。还担任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创始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瓣膜病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大血管病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专家。担任《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等多本权威杂志的编委。王春生教授累计完成各种复杂心血管外科手术约10000余例，其中心脏移植400余例，居国内首位。目前每年完成1000余例心外科手术，其中心脏移植30～40例、大血管手术200余例、心脏瓣膜和冠脉搭桥手术800余例。王春生教授是我国最著名的心脏移植专家，也是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规范和准入制度的主要制定人。他也是国内最主要的大血管外科和瓣膜外科专家之一，救治了大量复杂高危患者。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承担国家“十一五”攻关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基金，曾荣获2002年卫生部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一等奖、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08年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08年上海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十余个奖项，主编《心房颤动的现代治疗》、《外科学（中英文双语教材）》胸心外科部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胸心外科手术彩色图解》，主译《心脏外科手术技巧》，参编多部胸心外科专著。

采访笔记

几个月前，他在江西会诊，有待产孕妇心脏大血管破裂，当地医院无论如何不敢收，他说，你们跟我来上海，救人要紧。这个晚上是生死时速，产妇遇到他是幸运的，在中山医院，胎儿顺利生产，他又为产妇做了大血管修补手术，从晚上九点开始的手术，持续到凌晨四点，母子平安。次日，他还接着上班，还有手术等着他。“没什么，年轻时我有过三四天连续工作的经历。”

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春生，擅长各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纠治术，瓣膜修复与替换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大血管手术，心脏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等手术。

九十年代出国潮，他适逢在大洋彼岸进修，有各种机会可以留在美国，但此时，老院长杨秉辉教授的一封来信打动了他。“院长看中了我的潜力，希望我回国，此时心外科青黄不接，外院同行群雄并起，科室各方面亟待发展。”他回来了。

他坦言自己幸运，15岁上大学，毕业后拜在石美鑫教授门下，又在普外科轮转，一去就站在第一线，打下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因缘际会，回国后他35岁就挑起心外科大旗，主攻心脏移植，大血管破裂等疑难危重，一举成名。科室一年手术量，从当年三四百直到如今四千多台。

“临床思维能力最重要。”他说，快速判断，快速解决，胆大心细，这些是心外科医生的素养，还有，心外科医生需要一定的天赋，有阅读手术的能力。

对手术，他说上了瘾就戒不掉，要是一周没摸过手术刀，他就产生念想，就算在海滩上度假，心里都长出一只手来，拉他回手术台。

有人说，手术台上的他，一派大将风度，在最难的手术面前都能举重若轻。“只要一上台，病人不管是谁，都与我无关。任何杂念都没有了，物我两忘，禅的境界，人刀合一。”很多次，手术台上是大人物，手术室外气氛紧张，一触即发。他和他的团队在无影灯下照样安之如素。

访谈结束，他又踏进手术室，接下来又是连着四台手术，今天，他一共安排了八台手术，会一直干到晚上九点。离别时，他脸上的微笑如一池春水，我想，这足以抚平门口那些苦苦守候的人们，所有的焦虑与忧愁。

他真是幸运的，15岁上大学，大步行进在人类追逐梦想并写满坚韧与光荣的心外传奇的历史上 ，使一颗颗破碎的心，终于迎来重生的希望。

1

两个选择

1964年，王春生出生于江西。

他的少年时期是在文革的动荡中度过的，恢复高考后第三年，因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考政策，王春生在那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当时，他15岁。

王春生的爷爷曾在江西南昌当过一所医院的院长，他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医生，而父亲因为参加革命工作而放弃了学医的机会。1979年，王春生参加高考。“实际上我当时考得很好，梦想是去中科大的少年班，但是父亲觉得我应该学医。虽然当时对学医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想想，那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最后，他成功被上海医科大学录取。

作为一个少年，王春生对医学的理解是在学校大家庭的环境中一点一点浸染而成。“医学是一门技术活，不论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的5年，王春生对医学的兴趣渐渐显现。毕业时，他作为成绩排名前10的顶尖学生，获得了自主选择临床专业的机会。王春生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我选择了心外科，我觉得它是最具有挑战的，是最年轻、发展空间最大的学科。”

1984年，王春生从上医毕业。那时，他选择的心脏外科在中国其实才刚刚起步。“条件非常艰苦，死亡率也很高。我们在这一块空白了10年。”他进医院的时候是20岁，很多新鲜知识在这时候被大量灌输，而年轻的他接受能力很强。因为人员缺乏，条件艰苦等原因，当时一整个团队几乎全住在医院里，住院医师24小时待命。

“我有连续工作三四天的经历，当时团队里人手不够，科里高年资医生都五六十岁了，我一个年轻人身体好，反应快，就承担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在普外科轮转时，也作为主力冲在第一线，做了很多事，开了很多刀，还要带着进修医生和实习医生去查房。这样的经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王春生曾在普外科轮转两年，最后又回到心外科。王春生说，普外科的经历为他的心外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

“医生就是要多实践，哪怕看似和专业无关的领域——我在妇产科实习时，接生过五个婴儿；在五官科实习时，取出了很多鱼骨刺——心脏手术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要求就更高，直接上手是很难的，一个心外科医生，不仅仅是要快速判断，快速解决，还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出众的动手能力，最重要的还要学会临床思维能力。现在看来，我整个从医路程都是历史的机遇，那么多科室实习、轮转的经历，让我在实践方面多了捷径，提高了动手能力，也提高了临床思维。”

王春生在成为主治医生以后，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两年后，又逢另一个选择的机会。那时中国正逢出国潮，很多同行出去进修了就不再回来。“我有过留在美国的想法，家里人也都过来了，那时候我已有十年工龄了。记得当时老院长杨秉辉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现在科室青黄不接，我这样的年轻人回国后是大有前景的。在信中，他和我探讨了人生的选择，以及年轻人的理想和价值观，语意诚恳，推心置腹，这封信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

纠结良久，王春生最终回来了，是勇气也是热爱。“当时我身边的人都在美国，我一个人先回来了。我对心脏外科是热爱的，回国后可以继续我的心外手术，而这一点留在美国是困难的——其实，一个人能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最幸福的。现在30多年过去，我依然自豪于心脏外科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时，一位教授也曾对我说，如果你觉得你能成为中国将来顶尖的医生，那你就回去。当时我想，也许我可以，因为我比同龄人都年轻，而且赶上时代潮流，每一步都刚好踩到点上。”

1996年，王春生回到了中山医院。

2

心脏移植

回来不久，王春生接棒中山医院心脏外科，他对自己的信心十足。“我觉得水到渠成，给我机遇我就不会恐慌。”

中山医院心外科一直是中山医院老牌的强势科室，创建于1947年，由著名专家黄家驷教授任首任主任，在国内处于开拓领先地位。1958年石美鑫教授任主任，同年成立上海市胸病研究所，是国内最先开展心血管手术的单位之一。率先开展的心脏手术有十余种，如动脉导管切断缝合术、右径二尖瓣闭式分离术、主动脉弓切除同种异体主动脉弓移植术等。

但王春生接手的时候，正赶上发展进入的一段瓶颈期。为走出困境，王春生一直在寻求突破，最终的结果是——心脏移植。

当时上海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虽然不多，但已有过不少经验。王春生说，他们在做准备的时候是很被动的。甚至哈尔滨的一位医生已经做了十几个成功的案例。

第一次做心脏移植手术的经历，让王春生记忆犹新。

“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院协助动员了将近一百个人，供体在湖州，准备了很久，最后非常成功。第一台手术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一台。要感谢病人，我们坦率地跟这位病人说，我们之前没做过，但病人相信我们，选择继续做。我们也感谢医院领导，我们头十个病人是给予免费的。这些病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以心脏移植这一个病例为突破点，带动了整个心外手术量的迅速提升。从以前300多台，到现在4000台。”现在中山医院心外科临床地位和手术量均居国内领先，而年手术量更是以20%的速度递增。

王春生做心外科主任的时候才34岁，科室里不乏比他资历老的医生。技术过硬、敢上敢拼是他的杀手锏。“以技术服人。我之前积累了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在展示的舞台上能拿的下来。如果手术拿不下来，那我这个科主任就被人家看笑话了。第一年我做主任就让手头上手术量翻了一倍。”

而且，王春生非常尊重科里的老教授，“这是中山的文化，我是老上医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的成绩，老师们觉得就是他们的成绩，我是他们的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室也面临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个是手上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另一个是攻克大血管的手术，这是我的老师都没有完成过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在大血管方面迅速领先。到了2010年左右，把很大、很难、很危重的心脏手术都做遍了以后，我们就想着常规手术的微创化——也是应病人的需求，让以前不能手术的病人能够手术，把以前常规式的手术变成微创化。曾经有一个年轻女孩在我们这里做了常规的开胸手术，效果很好，但是有一天她对我说，有一橱子漂亮衣服都不能穿了——身体上有条疤痕。对此我感触很深，我们当时还觉得理所当然，心脏手术只要开好了就好了，没有在意这些。但是随着国际发展，这些器械设备可以朝微创化发展，所以这五六年，我们把相当一部分相对简单的手术朝微创化发展。”

王春生认为，年轻一代的医生都要学会微创手术，包括达芬奇机器人等等。

“这是医学发展的一个必然，我从1998年到现在做了快20年的主任，我们始终跟上国际潮流，从心脏移植到大血管再到微创，始终让中山医院这个学科站立在国内领先的位置。”

3

判断与决策

王春生说，做一个心外科医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努力，更重要的是天赋。

“要成就心脏外科的高手，真的很残酷——很多人努力想做好，做一台心脏手术可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当年同行里也有坚持不下去的，真的开始独立主刀的时候，精神上受不了崩溃了。如果不但手术做得好，还能有一点创新，非常不容易。不是说你努力就行了。实际上更需要有悟性，有天赋，才能胜任这样一个岗位。坦率说，这样门槛又高，学习曲线又长的外科领域，是很少有人愿意选择的。”

现在，王春生最看重的是医生的临床判断能力。病情有很多变化，尤其是疑难问题，这最考验医生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

“比如说，这个病人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心脏血管瘤（其实很罕见），很多人疑惑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其实这就是经验，接触多了，经验慢慢积累就形成了判断力。”

判断之后，最重要还是决策。王春生给学生们的要求是，学会思考。“这里该缝不该缝，这里缝多少，那里又会遇到什么情况？都需要考虑的。因为心脏手术瞬息万变，变化很多，需要判断和速度。”

王春生坦言，心外医生不是搭个桥这么简单，是需要每一个从业者终其一生去琢磨、摸索的职业。他在手术中坚持的是：做正确的事，并且沉着冷静。

“我在手术台上不紧张，虽然手术争分夺秒，但我沉得住气。就算手术台上是个大人物，或者明天有重要的领导来参观，我的态度都不会改变，要摒弃这些杂念，就琢磨好怎么手术就够了——上了手术台以后，战场就是我的了——手术很复杂，必须照顾着很多东西，体外循环、麻醉控制，要全部要掌控住。”

王春生喜欢把自己比作巴顿将军，他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为手术而战斗。

“站在手术台上，那里是发挥我最大作用的地方。”

口述实录

来源：晔问仁医（ID：YW_ry219）

采访：唐晔

编辑：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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