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儿子 郭台铭的炼狱

[编者按]或许只有处在郭台铭的位置上，才能部分理解这位一向强悍傲慢的60岁老人此刻所面临的“郭氏困境”。他缔造的全球最大最成功的科技代工制造集团去年销售收入高达600多亿美元，在财富500强中排第109位，他用近乎军事化的方式管理着80多万大陆员工，他自比成吉思汗，但他却不知道如何让一名年轻工人放弃自杀的想法，以及应对洪水般的社会舆论的道德拷问。

这的确很难。“因为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一再发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很害怕晚上11点后或者凌晨接到电话。”5月26日，面对包括本刊记者在内的300多位中外媒体记者，郭台铭说。

从1月23日一名19岁的青年工人马向前跳楼自杀身亡以来，最近的4个多月时间里，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在台湾统称鸿海科技集团，在大陆称为富士康科技集团)位于深圳龙华的工业园里已经发生了12起这类悲剧，其中死亡10位，受伤2位。如此密集的不寻常事件让郭台铭和富士康被迅速推到了道德的被告席上。

郭台铭的困境至少说明了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事实：管理一家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企业越来越不快乐了。富士康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从卓别林到马克思共同抨击的无情的资本主义工厂，并再次钩起人们对血汗工厂的不快回忆。这令一些中国企业同样不安，比如玖龙纸业。事实上，华为也曾经发生数起员工过劳死或自杀事件。

我们无意在此继续关于世界工厂如何转型、新一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探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也无意于继续做纯粹道德批判，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管理失败的故事——

他被赖以成功的旧有增长模式所“陷害”。对规模与低成本的迷恋，是富士康成为全球最大科技代工制造商的不二法宝，但这也注定让其无法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和渴求。

习惯于用钱解决一切的郭氏思维。过高的抚恤金“意外地”成为自杀事件连发的难以明言的诱因，其背后，是郭台铭长期以来以金钱来处理危机的惯性思维，从而将更深层次的问题掩盖。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也让极端追逐商业利益成为富士康的“宗教”，从而让缺乏组织关怀和信仰救赎的年轻一代工人很容易形成金钱至上的人生观。

作为典型的东亚企业文化代表，郭氏的富士康可视作封建帝王式的高度人治与西方现代科层管理体制的奇特混合体。一切都由“郭总裁”决策的管理方式，也让所有的决策道德风险均集中于郭一人之身，他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只能被动地旁伺听命，而无法在危机出现后主动提供更有效更好的缓冲或释压的解决方案。

正是这一切，让郭台铭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并背上了十字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受到如此口诛笔伐的拷问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其长期以来不友好的公共沟通界面所致（郭现在甚至被称为“刽子手总裁”）——再没有比人人皆可拿起的道德批判的话语权武器，更能轻易击破这个看似强大且不透明的商业帝国的倨傲了。

在某种程度上，郭台铭只能被迫选择独自面对一切。

5月26日，在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业园里，被300多名中外记者围攻的困境刚过，6月8日，台北土城，在鸿海的股东会上，郭台铭更被众多小股东恶言质询。在过去的股东会上，郭台铭每每意气风发，自豪于超高获利，但今年以来股价重挫超过26％，让他抬不起头来。在会场外，更有数十位劳工团体代表，手持着“不要刽子手总裁”、“不赚血腥钱”、“工人监督富士康”的标语，和一张张燃起的冥纸，大声吶喊郭台铭要给中国底层工人们一个交代。

股东会场内，郭台铭面对一个个问题，则慢慢找回了发球权，不再一味被动受攻。他重拾了惯常的威严语气说，这段时间他发现了许多不实报道，威胁说还会再告台湾媒体。让台下记者觉得，郭似乎并未就此领到教训。

郭台铭只知道需要马上做些什么，以弥补和回应这些被指责的过失。

这包括第一次向媒体开放参观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业园，加装150万平方米的防护网，开通员工热线，邀请了僧人到工厂做法事以及迅速出台的对大陆80多万工人平均20%的涨薪方案。

但郭台铭过去对主动要求加薪的员工，总是非常反感。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故事是：全世界的公鸡每天早上都会起床啼叫一番，每只公鸡都以为太阳是自己给叫起床的，认为别的公鸡都没有功劳；可是事实上就算没有公鸡啼叫，太阳还是一样会每天升起。故事里的含意是，他希望让那些要求加薪的员工了解，鸿海日益茁壮，绝对不是一个人出风头，要断了这些员工想加薪的念头。

宏碁创办人、智融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是郭台铭20年的老朋友，他对《环球企业家》说，“一家企业愈成功，应该员工薪资愈高，工作时间愈短。应该很高兴员工拿得更多，绝不能抱怨。”

虽然郭台铭给薪水很小气，但自跳楼事件发生至今，他为了息事宁人，抚恤金却给得很大方。这是在富士康内部，一直是不能说的秘密。富士康至今没有公布抚恤金明细，但据本刊了解，最高已达40万元人民币。

如果按一名普通工人的每月工资900元人民币、加班费约1500元人民币来计算，40万人民币真是天价，一辈子才赚得到。

这段时间一直跟着郭台铭进行危机处理、鸿海执行副总裁程天纵对《环球企业家》说，郭台铭给抚恤金的原意，是想让自杀员工的家人拿点补偿。不过，万万没想到却产生了某些不良的副作用。

在6月8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郭台铭用幻灯片展示了一位意欲自杀的员工手书给父母的信。信中写道，现在我准备从富士康楼上跳下去。你们不必伤心，因为富士康会给你们一些补偿。这是你儿子能回报你们的唯一方式。这名打算自杀的员工因为发现及时而被阻止。

“全部12个员工，没有一个人跳楼的原因是跟工作相关，跟薪水相关。”郭台铭在股东会上自辩。根据深圳的规定，雇主为非工作造成的死亡、伤害抚恤，只需提供大约1万多元。而富士康的抚恤金显显然大大超过这一数字。

5月底，富士康内部传出一个过劳死的员工，家属直接开口向公司要求25万抚恤金。另外，最近也有很多员工打电话到富士康园区里的关爱中心，直接开口询问赔偿金额。“这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示范。”一位富士康高干对《环球企业家》说，如果用“赔偿”来执行，后果会不堪设想。

6月8日，郭台铭宣布，抚恤金不再发放。

如此意外效应，归根结底，是因为郭台铭总是相信能够用金钱解决一切麻烦。

在3年多前的台湾前《壹周刊》记者臧家宜恐吓案件中，郭亦曾主动开口允诺一笔巨资，试图买下臧家宜撰写的一本揭密郭台铭私人生活的书的版权，阻止其出版。

郭台铭于2008年再婚，年轻妻子曾馨莹如何赢得青睐？郭台铭自己就说，“在她身上我闻不到钱的味道。”的确有太多人是因为钱而接近郭台铭，他自己也习惯用钱来解决问题。

去年，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郭台铭同意一次性支付36万元人民币赔偿金，更对孙丹勇父母承诺，会照顾他们一辈子，每年给3万元人民币的安家费。郭希望让其家属拿到钱后不要再吵再闹，但这却反而成为变相鼓励自杀潮的起点。

富士康法务部此前拟出一个文件，希望让所有员工签署。条约大意是说，今后的自杀者，不能领取超过法定之外、多出来的抚恤金，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法律外要求。不过，郭台铭在记者会上却说，“我打了一个X！”他称，这一条约不会正式执行，他不会叫所有员工都签署。

如此言出反复和措施失当，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郭台铭在应对此次自杀危机时的被动和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