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学大师赵树理笔下的故事,我的脑海中钻出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拉大旗作虎皮”。鲁迅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此句原指打着革命的旗号来吓唬人、蒙骗人,现在通常指用有权有名的人来抬高粉饰自己。其实,可以用来做虎皮大旗又何止是“有权有名的人”!

崔九孩是短篇小说《催粮差》中催粮的差人。有一次南乡的催粮差使派到他头上,他觉得油水少,不想去,就雇了个人。这人到一村里,闯入有钱有势的二先生家,盘算着即使“不给钱吧也不管顿饭?不管饭吧连屋子里也不叫进去坐坐?”结果正如他所愿,屋子是进去了,但旋即被二先生一耳光打了出来,不仅粮没讨到,反而拘票也被扣下了。崔九孩只得亲自出马,先到二先生家,赔礼道歉说好话,把票要了出来。见票上有个叫孙二则的农民,打听知道是个种山地的,住在红沙岭,就决定去。与在二先生家的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相反,此时的他腰也直了,背也挺了,而且还“拿出一副红玻璃眼镜戴上,这眼镜戴上不如不戴,玻璃也不平、颜色又红的刺眼……他到大村镇不敢戴,戴上怕人笑话。一进了山,一定要戴,戴上了能吓住人。”在崔九孩看来,红玻璃眼镜无疑便是一面可拉来唬人的大旗,但这大旗只能唬唬山里人,不要说唬不住“二先生”,就是大村镇的人也要笑话他。那么,拉什么样的大旗能唬住二先生那样的人?

《万象楼》中,何有德便是同二先生一类的人物。何有德曾做过旧统税局长,晚年回到县里组织古佛道愚弄乡民。作为古佛道的会首,刚开始他很看不起曾在自己手下听差的吴二。吴二进来拜见,他坐在那里“不离座,不还礼”。吴二见何有德对他爱理不理,心想:“这一个老家伙把我小看,少不得用大话唬他一番”,便唬何有德说:“大皇军他把我吴二上看,当了个副队长公事很繁。大小事都是我吴二经管,大队长他不过挂个头衔。”祭出皇军这面虎皮大旗,效果果然明显,何有德听了吴二的话后信以为真,不仅感紧离座,而且马上改口称吴二为“吴大人、吴队长”,甚至和吴二称兄道弟,互称老吴老何,对吴二是言听即从甘受差遣。

《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主人公铁锁与上面两个主动拉大旗作虎皮的例子恰恰相反。铁锁是李家庄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因为厕所边的一棵小桑树与本村教员春喜起了争执,被地主李如珍与春喜等人沆瀣一气欺压的破了产。为养家糊口他外出到太原做工,意外遇到了仇人小喜。其时,小喜在四十八师留守处做上尉副官,为了有口饭吃,铁锁委曲求全在小喜手下当了一名勤务兵。后因时局动荡,留守处解散了,铁锁“当了一个月勤务,没有领过一个钱,小喜走了,参谋长不管,只落了一身单军装,穿不敢穿,卖不敢卖,只好脱下包起来”。之后,铁锁与几个同乡又在太原打了几个月地洞,但由于山西票越来越不值钱,加之打地洞的也少了,铁锁他们便决定返回老家。回家途中,又偶遇小喜,因“听说路上不好走”,铁锁恳请小喜允许他们与他一路走。小喜表示同意,但要求铁锁依旧穿起军装,“还算我的勤务兵,这样子到路上更好行动。”好不好行动?立马在民夫的眼中口中便得到了体现。铁锁穿上军装后,在民夫眼中便成了老总。因看到小喜的包袱重,民夫累的直发喘,出于自己善良的本性,铁锁“便赶到他身边道:‘担累了?我给你担一会!’民夫道:‘好老总!可不敢叫你担!’铁锁道:‘这怕啥?我能担!’说着就去接担子。民夫连说不敢,赶驴的抢着跑过来道:‘不敢不敢!我给他担一会!’说着便接住担在自己肩上。民夫叹了口气道:‘唉!好老总!像你老总这样好的人可真少!’赶驴的也说:‘真少!可有那些人,给你担?不打就够好!’”读这个故事时,我在想,假若民夫知道穿着“虎皮”的铁锁与他们一样也是受苦人,不知心里当作何感想?

铁锁终久不失自己善良的本性,因看不惯小喜等人的作为,决定“哪怕土匪把咱抢了,咱也不跟他相跟了”,将那身用于唬人的军装脱下还给了小喜。脱掉军装的铁锁还会不会被民夫称作老总,作家没说,咱也不好猜测。但《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却实足是一个只知畏惧“虎皮大旗”的人。老杨是阎家山的村民,在村民眼中,他“吃亏,怕事,受了一辈子穷,可是瞧不起穷人。”老秦是县农会主席,到阎家山检查工作时,被安排到老秦家吃派饭。起初,老秦听说老杨是“衙门来的人”,对老杨是毕恭毕敬,自己家没有粮食,“到东家借盐,到西家借面”,也要给老秦做碗汤面条吃。吃过饭后,老秦随众乡亲一起打谷扬场,众人见他是一把劳动好手,猜他家里一定种地很多,老秦说自己“地不多,可是做得不少,整整给人做过十年长工”。老杨一听老秦做过长工,态度立马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墙根底下”,也不顾老秦在场,对自己的孩子颐指气使吆五喝六起来。

这些故事的写作时间均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在当下,扯大旗作虎皮的人和事依旧并不鲜见。比如,明明是本瞎编乱造的书,封面上却印着名人的联合推荐语,明明是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组织的培训班却非要想方设法与某某名校攀上关系,明明与某大师只有一面之交却言必称恩师朋友交情非浅,明明只是一间小便档非要挂出某某食府的招牌,明明是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却挂着某某重点企业保护单位的牌子,明明是假冒伪劣产品偏偏叫专家、明星代言,明明是一家商店开业却非要冒用政府单位赠送条幅花篮。我想,这些“拉大旗作虎皮”的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像铁锁、老秦那样主动脱下“虎皮”保持自己本色的人少,而像何有德、老秦、民夫等或惯于拉大旗,或惯于畏虎皮,或已经被虎皮大旗蒙了眼的人多的缘故。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对赵树理做了这样的描述:“走进我屋里烤火的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知名的人了。”作为“名人”的赵树理有足够的资本拉出“虎皮大旗”,他的《小二黑结婚》曾由彭德怀推荐出版,毛泽东评价他“穷山沟里出好文章”,他的创作精神及成果被誉为“赵树理方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开创了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山药蛋派”,他自己也曾一度担任领导职务,但他没有那样做,在那些足以唬人的名誉和职务面前,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农民本色。例如,1952年在平顺川底村调研时,他留给当地农民的印象是:“穿着棉袍,戴着棉帽,手拎旱烟袋……什么会他都参加,和什么人都谈得拢。”这像是一个从北京下来的领导干部吗?这不就是一个邻家大叔吗!赵树理不仅不拉大旗吓唬人,同时他也不被虎皮大旗所吓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都受到过冲击,且最终在文革中迫害致死。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有过困惑,也曾彷徨,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路线为农民鼓与呼,不媚上,不唯权,即使饱受批判,也不违心迎合创作“高大全”的作品。以前只是爱看赵树理的书,今后更应该好好学习他踏实做事与做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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