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梦说文史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稳定了帝国制度，让华夏民族付出哪些代价？

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只有得没有舍的事情并不存在，换句话来讲，如果在一件事情当中只有得而没有舍，那么，一定会在另一件事情当中，付出更多的汗水或者沉重的代价，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个人的为人处事，也同样适用于家国天下的发展。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自从汉武帝之后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他们以这种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的发展，坚定了帝国制度的框架，让社会的生产力能够稳定的进行提升，让人民能够接受帝国框架下的行为方式。

也就是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帝国时代的发展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儒家学说的支撑和坚持，那么，帝国就不单单只是王朝更替那么简单，王朝更替无疑是残酷的，其中夹杂着无数人的鲜血和白骨。

如果没有儒家学说，那么，帝国的存在必然更加的尴尬，也会更加的危险。

可是天下并没有白吃的午餐，儒家学说维护了帝国制度，维护了社会的秩序，也加强了君主的统治，那么，在这样的既得利益之下，民族也必然会付出相应的部分代价。

我们纵观整个古代历史社会的变迁，这个代价无异于是沉重而且巨大的。那么，在以儒家学说为原则维持的帝国统治之下，我们都付出了哪些沉重的代价呢？本篇文章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这样的问题，看一看帝国的舍与得是如何平衡的。

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我们民族其实就没有了思想。在我们的印象中，西方的思想发展是比较鼎盛的，像是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他们的思想黄金时代和变迁时代都比较多，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我们却很少有这样的印象。

其实，我们民族曾经是非常有思想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法家有思想，墨家也有思想，其他的学派也不落下风，十家九流竞相争鸣，思想发展非常的丰富灿烂。

这些思想与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像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以及印度佛教和希伯来先知的学说一起构成了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辉煌。

这无一不说明，我们民族曾经也有过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也有过思想繁荣丰富的年代，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年代只存在于先秦，也就是在秦朝建立统一的大帝国之前。

自从进入了帝国时代，我们的民族就开始变得没有思想，也开始不会思想了。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书并不是思想家，他只能算作是汉武帝的一个臣子，哪怕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也不能将他看作是思想家。

简单来讲，他只是一个政客，他把先秦诸子的思想下载、拷贝、粘贴，然后将它们杂糅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体系，之后又将这个体系贴上儒家的标签贡献给帝国，美其名曰实现了儒家学说从民间思想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切换。

但实际上，却只是为帝国设计了一个以伦理来治国的发展体系，此后的2000多年里，诸如董仲舒一样的政客数不胜数，但像是孔子孟子那样的思想家却是极其稀少。

他们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先秦诸子的级别，也没有一个人拥有先秦诸子的水平，更没能超脱出先秦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其他人也大多不过如此，比起真正的思想家，他们显得不伦不类，也就是说，在大秦帝国建立统一的大帝国之后，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因为帝国的本质其实是集权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集中到皇帝手里，只能是君主或者领导阶层说了算，不服从就会被兼并，那么，帝国的统治者必然是擅长权力集中的人，也就是说，集权其实是帝国的天性，而集权与专制的界限并不明显，一旦不小心，集权就会变成专制。

其实，从根本上来讲，集权不一定都是专制，专制也未必都独裁，只不过他们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或者太过于稀薄，稍不留神就会从一边转化成另一边，并且这个转换过程很有可能是毫无察觉的，即专制主义很大的可能性会在集权的条件下诞生，可是专制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阶层的统治，既然是少部分人的统治就不可能拥有自由，更不可能拥有思想自由。

人们如果想要真正的思想自由就必然会因为思想而有所行动，可是，如果所有人都想行动，那么帝国和专制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所以，帝国怎么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因此，王朝如果集权而不专制，实行开明的制度，那么环境就会比较宽松但极易容易导致混乱，比如说，唐朝，唐朝是在汉朝之后又一个鼎盛的大帝国，也可以算作是整个古代历史社会发展中最为强大的王朝，但这个王朝最终就是覆灭在它的自由上，安禄山为什么能够造反？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拥有军权。

而这样的情况在专制的王朝中是不可能出现，毕竟某种意义上来讲，军权大于皇权，唐朝能够将军权放之于将军手中，足以见识到唐朝社会环境的自由，正是因为这种自由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由盛转衰。

如果既集权又专制，那么，就很容易导致社会禁锢，形成文字狱，比如说，清朝的乾隆和嘉庆时代，文字狱让民众苦不堪言。可是，相对于王朝的覆灭，人民群众的痛苦好像不值一提，再加上我们上面提到专制和集权的界限并不明显。

那么，很多的王朝就会为了稳固国家的统治而加大集权的程度，而集权的程度一旦被加大就很容易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转变为专制，专制必然不会自由，而既然不允许人民群众自由，自然也就不会允许他们产生自由的思想，所以，自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成型之后，像曾经那种思想黄金时代必然不复存在。

其次，在没有思想的前提下形成的学问并不具备很大的价值，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学问并不能成为学问，所以，古代历史社会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那就是思想，虽然不常有，可是学问却不少，大的智慧虽然不常有，但是知识却不少。

没有了像诸子百家那样的争鸣讨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吵，甚至他们没有了研究却多了很多钻牛角尖的事，如此就成为了整个华夏学术界的悲哀，或者说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悲哀。

因为，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民族，就没有了头脑，没有头脑也就挺不起脊梁了，这是宋朝之后华夏民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落后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虽然，自古至今中国人都是讲骨气的，但在没有思想的前提下，骨气就很难成型，所以，在大清帝国最后的那几年，一些朝廷大臣意气用事清谈误国，他们没有科学精神，也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思想，最终，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场灾难是我们几乎承担不起的，我们经历了几百年的争斗才从这样的情况中脱离出来，才渐渐地拥有了自己的思想，才开始了自己的复兴之路。

再者，帝国也没有了言论的自由，比如说，当孔融说了，子女是父母寻欢作乐的结果之后就被杀掉了。难道他们真的是大逆不道的人吗？其实并不，究其原因，只是因为当时的执政者以言论来治罪。

这就说明帝国没有言论自由，谁要是胆敢怀疑和攻击帝国制度之下的意识形态就只有死路一条，到了后来的乾隆时代，所有的人都胆战心惊，噤若寒蝉。

但是，一个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会拥有真正的道德的，从表面上来看，帝国时代的人虽然非常重视伦理治国，重视道德，其实他们重视的道德只不过是能够被皇帝所利用的道德，是皇帝承认的道德，在此之外的种种则不在被人们重视的范围之内，这其实也是一种悲哀。

无论是人们自然而形成的习俗也好，还是人们本该就拥有的道德观念也好，又或者人们本身该发展的思想意识形态，这些通通都成为了皇帝手中的手段，甚至成为了他们去禁锢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些本来应该让社会发展变得更好的东西，最终却制约了社会的发展，让一个原本鼎盛的文明渐渐地衰落，并且在近现代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

当然，或许我们的先祖并没有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应用这样的方式，可即便如此，这种方式的弊端和漏洞带给我们的伤痛却依旧是永久的。